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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官员和学者回击了有关亚洲国家储蓄过剩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本轮金融危机的说法，认为美国松懈的金融监管才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此前有观点认为，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给全球带来了大量现金，压低了利率水平，从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亚洲官员和学者周末期间在中国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观点。会后不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离开北京前往意大利，和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领导人一道于本周与八国集团(Group of Eight)领导人举行峰会。胡锦涛于周日抵达意大利，预计他会在峰会上表示，较之批评大量储蓄和投资的新兴经济体，改进西方富裕国家的监管才是国际社会更为重要当务之急。
前泰国政府官员、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秘书长素帕猜(Supachai Panitchpakdi)上周五在北京召开的全球智库峰会(Global Think-tank Summit)上表示，他们的意思就是亚洲国家资助了全球其他地区的廉价消费。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他说，这是又一个我们必须驳斥的理论。亚洲国家并没有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
有关“储蓄过剩”的说法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贝南克(Bernanke)在2005年率先普及的，当时他还没有出任美联储主席一职。贝南克认为，亚洲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过剩现金推动了全球利率水平走低，激发了高风险投资。美国布什政府的经济官员后来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批评储蓄过剩说法的人士通常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将美国决策错误的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持支持意见的人士则回应道，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巨额储蓄的一个反映）显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实际影响。新加坡Action Economics的科恩(David Cohen)说，无论是否认亚洲储蓄对美国储蓄短缺起了弥补作用的说法，还是将全球失衡问题完全怪罪于亚洲储蓄过剩的说法，都很愚蠢的。危机是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素帕猜认为，亚洲和美国之间的真正差异在于，美国消费者大量借贷以供开支，而亚洲国家的消费者大多没有这样做。他说，亚洲的消费水平“正常”，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左右。他承认中国的家庭消费相对较低，约占GDP的36%。但他表示，那是因为投资和出口方面的增长非常强劲，而不是由于消费疲弱。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会议上发言时说，中国的储蓄率确实需要降低，消费需要增加。但他认为，过于重视储蓄不平衡这类“宏观”问题，就有可能忽视金融监管这类“微观”因素。
周小川说，这次危机是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层面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包括会计准则问题、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证券化和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驰问题等等。
周小川说，中国的高储蓄问题可能国外研究了解的不太够。中国近年来储蓄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并非家庭储蓄，而是来自净利润形式的企业储蓄。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说，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家庭储蓄率确实较高。他在会议上发言时说，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与“崇尚节俭，反对奢华”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刘遵义(Lawrence Lau)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会是导致美国房市泡沫的原因。他说，到2005年，中国才出现大量贸易顺差，跃升至GDP的5%左右，此前几年都在2%左右。
但美国房价在2006年达到高峰，随后开始下降，中国贸易顺差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大幅上升。刘遵义说，美国房价的上升和随后的崩溃与中美储蓄率之间的差别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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