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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的保罗·西布赖特(Paul Seabright)教授认为，货币等社会体系的根本特点是：对信任他人所产生的成本和效益做出权衡的能力，以及以善意回馈他人善意、或当信任遭到背叛时寻求报复的本能。当运转正常时，货币体系使得陌生人之间能够安全地相互交易。然而，这一脆弱的体系和全球经济所依赖的基础，目前正面临崩塌的危险。
货币是一种交换机制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它带动着现代经济的运转。定量宽松以及毫无必要的低利率所导致的货币贬值，破坏了货币的这些功能。
这正在助长人们对替代性纸币的兴趣，例如巴伐利亚基姆高(Bavarian Chiemgauer)、刘易斯镑(Lewes Pound)和马萨诸塞州的伯克谢尔(BerkShares)计划。这些替代货币仅在小范围类流通，而且(有时)还有一定的使用期限，它们促进了当地的商业，突显了社区的价值观。它们还体现出人们对ZF、银行以及全球金融的不信任。ZF债券曾是万无一失的价值储藏工具，如今，它正遭受着主权违约风险或购买力丧失的威胁。ZF债券不再提供“零风险”回报，用吉姆·格兰特(Jim Grant)的话说，如今它提供的是“零回报风险”。
金价的一路走高也表明，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阔绰的储户正将目光从金融工具转向替代性资产——农田、艺术品和其他收藏品——以此来储藏他们存款的价值。但这些“存款”却因此被锁定在非生产性投资中，而且无法自由流通。
银行在外界的一片骂声中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也正在失去合法性。在美国，一位不满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储户发起了“银行转账日”活动。活动期间，满腹怨言的储户们将钱从传统银行中取走，存入非营利性的信用合作社(credit union)。“人人贷”(peer-to-peer lending)性质的贷款机构，如Prosper和Lending Club，它们的发展也体现出同样的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贷供应大幅缩水，给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后果。
政策决定者们所用工具的局限性，已被无情地暴露出来。世界各国的财政政策都受到严格约束，而在多数发达国家的利率均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也很有限。有人呼吁欧洲央行(ECB)通过印钞来应对欧元区债务危机。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它必然会带来危险的副作用，削弱人们对货币、ZF债券以及中央银行本身(这颇具讽刺意味)的信任。
在许多国家中，这场危机使选民与民选政治家的关系遭到破坏。希腊前总理试图通过举行全民公决来确立其政策的合法性，但没过多久，这一悲剧性尝试便因被欧元区大国及欧盟(EU)视为具有“破坏性”而被迫中断。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们似乎认为，暂时搁置民主和主权，并由技术官僚来执行经集中商议而确定的政策，乃是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如今，“民主赤字”已成为一个不亚于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的问题了。
选民和精英阶层之间日渐扩大的鸿沟，威胁着处于自由社会中心的脆弱契约。主要政党支持率的下滑，以及德国盗版党(Pirate party)、法国极右势力和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的兴起，证明了这种信任的崩溃，而全球性的“占领”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寻求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决不应摧毁对现代社会具有核心意义的信任，也决不应冒险让社会和经济轰然倒塌。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3年3月写道：“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出，我们目前所走的道路正通往一个万丈深渊。现有的合同架构和债务工具肯定会逐步解体，金融领域和ZF中的传统领导也会信用扫地，至于最终结果将会怎样，我们无法预计。”不幸的是，他的这番话在今天依然适用。
作者： 澳大利亚金融顾问萨蒂亚吉特·达斯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 2012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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