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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中粮集团和厚朴投资宣布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二者分别持有70%和30%的股份）入股蒙牛乳业，二者总计将出资61亿港元，认购蒙牛的新发股份以及收购原有股东“金牛”、“银牛”和“老牛”的股份。
交易完成后，原股东“老牛”将不再持股，“金牛”、“银牛”、牛根生以及其他一致行动人在股份减持和摊薄后，持股比例从28%下降到15.18%，而该合资公司将以约20%的持股比例成为蒙牛第一大股东，蒙牛乳业也将得到30.58亿港元的现金。尽管中粮集团承诺不参与经营管理，会保持现有经营团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还是有很多人发出了“国进民退”的担忧。但中粮和蒙牛的案例似乎是一种非典型的国进民退。
今年以来，航空、钢铁和房地产等行业已经出现许多“去民营化”的案例。鹰联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组、宝钢收购宁波建龙钢铁，日照钢铁也在政府强力介入、银行断贷的背景下，面临山东钢铁集团虎视眈眈的收购。近期，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国企的挤压，许多有央企背景的房地产企业不断成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的“地王”。
上述行业大都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而国企在经济衰退时期，由于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隐性担保，更容易获得银行资金，这些在资金至上而不是业绩至上的背景下的重组和并购，很容易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此，对于这种依靠行政指令和信贷优势的反市场化“国进民退”，必须保持相当的警惕。
与石油、航空、钢铁、煤炭和金融等行政性垄断行业不同，食品和饮料行业基本上属于竞争性行业，对中粮入股蒙牛这一案例也要从纯商业的角度去解读。在市场竞争之下，业绩是唯一的考量，任何市场主体都有进和退的可能，这也是正常的优胜劣汰。因此，这一次，我们不应大而化之地谴责国进民退，而更应关注蒙牛是如何走向了“民退”的边缘以及背后有什么利益玄机。
牛根生曾说过，蒙牛有一个飞船定律，不是在高速中成长，就是在高速中毁灭；如果达不到环绕速度，那么只能掉下来。不幸的是，由于三聚氰胺事件和特仑苏添加OMP事件，让一直超速发展的蒙牛不得不面临“掉下来”的窘境，不仅现金流紧张而且还面临严重的品牌和信用危机。
蒙牛的高速成长在乳品业是个不可复制的神话。1999年蒙牛以100万注册资金起家，当年销售收入就达到了3730万元，到2007年已经跃升到了213亿元。在风雨飘摇的2008年，销售收入仍然保持了12%左右的增长，达到了238亿元。
其实，这样的高速增长扰乱了中国乳品业的生态，把行业引入了一个错误的轨道。不仅奶源的质量安全无法保证，而且在低端产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还诱使乳品行业通过虚假宣传过度渲染高端奶制品，以期获得更大的利润，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也是三聚氰胺和特仑苏OMP事件的导火索。
三聚氰胺事件过后，蒙牛面临着巨大的现金压力。据牛根生在去年11月“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中透露，由于股价下跌，其抵押在摩根士丹利的股票有被出售从而使蒙牛面临被外资控股的风险，而他也得到了柳传志、俞敏洪和马云等人低调的资金支援，这封信也被认为是牛根生的求援信。据原中国奶协常务理事王丁棉的最近估计，蒙牛现金缺口仍高达20-30亿人民币，而此次中粮入股后，蒙牛乳业将得到30.58亿港元的现金，或可大致堵住目前的现金缺口。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牛根生的套现行为。此次交易后，牛根生掌控的老牛基金会的3.48%股权将被全部出售，牛根生个人通过这个部分可套现约9亿元。
此次交易不仅为蒙牛提供了现金流，也为其贴上了可提高品牌形象和信用支持的国有标签，同时也为牛根生本人提供了退出的机会。由于此前业内曾经有传言，牛根生打算在2008年退出蒙牛管理层，专心负责“老牛慈善基金会”运作。对于牛根生来说，此番国进民退或许是他本人心甘情愿和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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