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托马斯·皮凯蒂：个更平等社会的现实愿景
—评安东尼·阿特金森《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
安东尼·阿特金森在经济学界占有独特地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他无视主流趋势，将不平等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并证明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和道德科学。在其新著《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①中文版参见《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中（这本书比他以前的作品更显个性，完全专注于某个行动计划），他向我们大致描述了一种激进的新型改良主义。
在阿特金森的改良主义里，总有一些东西让人联想起英国进步社会改革家威廉·贝弗里奇，读者想必会喜欢他展示自己思想的方式。这位谨慎的传奇式英国学者揭示了更人性化的一面，他舌战群儒，并提出一系列具体、创新且有说服力的方案，旨在表明我们仍然是有选择的，当前争取社会进步与平等的战斗必须重新获得合法性。他建议通过恢复累进税制为普享型家庭福利融资，同时，这也是为了将英国的不平等和贫困从美国水平降到欧洲水平。
他还主张给失业者提供有最低工资的保障性公共部门就业，通过某种创新的国民储蓄系统使获取财产所有权的过程民主化，并确保储户的收益。所有人都将有继承权，在年满18岁时获得一笔赠与资本，这笔资金来自于房产税；终结英国地方政府征收的单一人头税，切实放弃撒切尔主义。效果将会大快人心。这本书机智、优雅、深刻，值得一读：它向我们描述了政治经济学和英国进步主义的完美结合。
想吃透这本书和其中的建议，我们首先应该将它置于阿特金森职业生涯的更大背景中，因为该书向我们呈献了一位持重严谨学者所做的研究工作。1966—2015年间，阿特金森出版了约50部书籍和350多篇学术文章。他已经在更广泛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和贫困的国际研究领域，掀起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又著述了大量理论论文，尤其致力于钻研最优税收理论，单凭这些贡献就能拿好几回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阿特金森最重要、最深远的研究工作就是他对不平等所做的历史分析和经验分析，为此他以无懈可击的方式构建理论模型，并谨慎而又节制地利用这些模型。他的方法别开生面，集历史、经验和理论于一身；他极端严谨，又绝对正直；他既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又是英国、欧洲和世界的公民，这些道德和谐的角色使阿特金森本人几十年来一直是各届学生和年轻研究人员的楷模。
和西蒙·库兹涅茨一起，阿特金森几乎一手开创了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一门新学科：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历史趋势研究。诚然，收入分配和长期趋势问题早已是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别在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据核心地位。但是这些作者只能使用有限的数据，还常常不得不囿于纯粹的理论推测。
直到20世纪下半叶，库兹涅茨和阿特金森对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分析研究才真正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在1953年的杰作《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储蓄占比》（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中，库兹涅茨将美国国民收入和财产的首次系统性记录（他曾参与创建）与联邦所得税生成的数据（经过长期政治斗争之后设立于1913年）结合起来，建立了首个年度收入分配历史账户。他埋头研究之时发现了一个好消息：不平等出现了下降。
1978年，在其重要著作《英国个人财富分配》（Distribution of Personal Wealth in Britain，与Allan Harrison合著）中，阿特金森赶上并超越了库兹涅茨：他系统地使用英国20世纪头10年到70年代的遗嘱文件，极具权威地分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可以在何种程度帮助我们理解收入分配中观察到的发展趋势，这段异常动荡时期的收入分配受到极为严谨的研究。
所有关于收入和财产不平等历史趋势的后续工作，一定程度上都遵循了库兹涅茨和阿特金森的开创性研究。姑且不论其历史性和开创性的著作，阿特金森是几十年来一直对当代社会不平等和贫困进行比较研究工的主要国际专家之一。他也是孜孜不倦地为这些主题设计国际合作项目的建筑师。
一部值得重视的辛辣著作
在《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中，阿特金森偏离学术研究范畴，大胆地探入行动和公共干预领域。如此一来，他恢复了自职业生涯开始时起从未真正放弃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在1978年致力于英国财富分配的历史性研究之前，他已经著述了好几本探讨公共干预的书。尤值一提的有《英国的贫困与社会保障改革》（1969）和《不平等份额——英国的财富》（1972）。对阿特金森而言，历史、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分界线从来就不是那么明确：他总是试图十分谨慎地、偶尔也会以较直率的方式，让学者与公民的身份协调起来。
尽管如此，《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还是比他早期作品更深入地讨论了相关问题。阿特金森无惧风险，提出了一套真诚的行动计划。我们可以从中领略他一贯的潇洒文风，他准备倾听每位作者的每个论点、简单清晰地展示他们最好一面的独特做派。但在这本书里，阿特金森也做了改变，他一反自己天然谨慎的通常行事风格，变得激昂、犀利。虽然他不打算写一本有趣的书，但我们看到了其学生和同事所熟知的尖锐讽刺，这种讽刺并不经常如此明显地出现在他的其他学术著作中。
其中一例就是他引述了1988年的历史事件，当时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财政大臣尼格尔·劳森带领英国议会投票赞成将最高边际税率降到40%（铁娘子1979年首次执政时该税率为83%）。据报道，有位保守党议员激动得不能自持，甚至表示“没有足够的零让他按入计算器”以测算他刚刚帮自己批准通过的减税幅度。这一严峻的时刻完全值得阿特金森亮出他的利器。
这场突破和英国实施了半个世纪的累进税政策，是撒切尔主义特有的成就（一如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将美国的最高税率削至28%，乃是里根主义的独特成就）。实际上，托尼·布莱尔（阿特金森对他没有特别的青睐）执政时期新工党的质疑，绝不会比克林顿或奥巴马时代民主党对里根减税政策的质疑更多。我们还预期，这项税率在新选出的保守党政府治下也不会受到严厉质疑。
别一则生动故事可能会让阿特金森的学生和同事大跌眼镜：值此1988年历史性投票之际，阿特金森本人正就职下议院，在“影子内阁室”忙着鼓捣他的电脑和税收微型模拟器。借助同事霍莉·萨瑟兰（Holly Sutherland）的援手，他其实已经能够在财政大臣结束演讲之前就计算出提议的预算，由此看来科学研究和计算机程序似也可以促发新形式的民主参与。
为财政累进税和国民保险而战
恢复更累进的税收制度，显然是阿特金森所提议的行动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英国经济学家毫不怀疑：正是最高所得税率的大幅下调导致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的上行，却没有给广大社会带来足够的相关利益。因此，我们务必争分夺秒，舍弃所谓的边际税率一定不能超过50%的禁忌。阿特金森提出了一套影响深远的英国所得税改革，年收入超过10万英镑者的最高税率提高到55%，年收入超过20万英镑的最高税率为65%，同时抬高国民保险费的缴纳上限。
所有这些，能为扩大英国社会保障和改善收入再分配筹集资金，特别是大幅提高家庭福利（翻倍甚至是翻两番），提高占有资源较少者的退休金和失业救济金。阿特金森提出一系列不同版本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同时倡导回复到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即对所有人开放的政策），而不是有条件的转移资源。
倘若这些建议被采纳（主要通过税收筹集资金），英国的不平等程度和贫困水平将会明显下降。根据阿特金森和萨瑟兰所做的模拟，这些水平将从当前类似美国的水平下降到接近欧洲和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阿特金森一系列建议的中心目标是：你不能指望财政再分配解决一切问题，但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
激进改良主义：一种新的权利哲学
然而阿特金森的行动计划绝非到此为止。他的核心建议乃是一系列旨在改变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运作的提案，赋予那些拥有最少权利的群体新的权利。他的提议包括确保为失业者提供有最低工资的公共就业岗位，劳工组织的新权利，技术变革的公共监管，以及资本获得的民主化过程。这只是众多改革建议中的一部分。
与其更加详细地谈论这些提案，我更想聚焦于获得资本和所有权的问题。在这点上阿特金森提出了两个特别新颖的建议。一方面，他呼吁建立国民储蓄计划，允许每位储户获得有保证的资本回报（低于个人资本的某个阈值）。鉴于获得公平经济回报存在极度的不平等，特别是由于每人开始的投资规模不同（这种情况很可能因为过去几十年放松金融监管而日益恶化），这项建议我觉得太明智了。在阿特金森看来，这一招意义重大，与公共财产的新分配法和可能发展出新型主权财富基金的更大议题密切相关。公共权力部门不能只任由债台高筑，并没完没了地将自己拥有的一切私有化。
另一方面，除了国家担保的储蓄计划，阿特金森还提议设立一项“人人普享的遗产继承”计划。每个年轻公民18岁时都会获得一笔赠与资本。赠与资本由遗产税和更累进的税收提供资金。具体而言，阿特金森估计，根据目前英国遗产税的收入情况，大概可以为每位年轻人提供略超过5000英镑的赠与资本。他呼吁开展深远的遗产税改革，尤其是提高大额遗产的累进税（和所得税一样，他提出最高税率达到65%），这些改革将可能为每位成年人筹得大约1万英镑的赠与资本。
必须承认，我对个人赠与资本的想法始终持保留意见。我通常更关注保障公民获得某些基本物品：教育、卫生、文化等。但是不管你更钟情哪种方法，将遗产税与由遗产税支持的权利分配直接挂钩，这一想法在我看来非常中肯。阿特金森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巨大优势在于，可以清晰地表达这种理念：遗产税的目的是支持“普享的继承权”。通过将每个人获得的金额与遗产税率直接挂钩，我们或许有望改变对这个问题展开民主辩论的条件。
反思人头税和财富税问题
这本书最有趣的一个部分集中在英国对人头税的争论上。正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这是一种恶名昭著的一刀切税收，不论贫富你都要支付相同金额的税。它是玛格丽特·撒切尔1989—1990年代替旧税率时规定的税制，按比例对住房征税，总额大致根据某人房屋的价值按比例增加。人头税因此导致最穷纳税人的税负大幅增加，最富纳税人的税负大幅减少。说这场改革不受欢迎其实还过于委婉：城市暴动、议会骚乱此起彼伏，但铁娘子固执己见，直到1990年11月最终被保守派议员投票轰下台，取而代之的约翰·梅杰旋即废除了人头税。这显然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改革。
鲜为人知的是，1993年取代人头税并沿用至今的新型地方“市政税”（council tax），实际上几乎和人头税一样属于累退税。阿特金森收集的相关数据尤其引人注目。持有价值约10万英镑房产的个人平均大致要缴1000英镑的市政税，房产价值约100万英镑的人则只需缴纳2000—2500英镑。虽然这没有撒切尔的人头税那么累退，但它仍旧是累退的。事实上在2014—2015年，市政税的税率从最穷纳税人的1%，下降到最富纳税人的02%—025%，而整个英国的平均税率为054%。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地方税一般与房产的价值成正比。
因此，阿特金森也认为英国应该引入与房产价值成正比的税收，这合情合理。这样的改革需贯彻始终，第一步可能要建立房地产累进税，甚而最终建立净财富（包括金融资产和债务）的累进税。在这方面，尤令人注意的是英国房产交易税（“印花税”）早就是累进税，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更是有增无减。目前，如果房产价值少于125万英镑，交易税率为0；价值介于125万—25万英镑的房产交易税为房产价值的1%；25万—50万英镑上升为3%，50万—100万英镑为4%，100万—200万英镑为5%（2011年引入的新税率），而房产价值超过200万英镑的则支付7%（2012年引入）。
值得一提的是，工党政府引入的5%税率，起初曾遭到保守党的强烈抨击。可是等到保守党执政时，他们甚至推出了7%的税率。显而易见，在不平等持续加剧的国情下，特别是财富向上集中、年轻人获得财产时不断面临严峻挑战，这时对财富征收更累进税收的需求便超越了党派的政治立场。这同样表明了为什么阿特金森主张彻底反思整个房产税收体系：因为很难理解，如果年度房产税是累退的，为什么房产交易税要大幅累进。
英国，欧洲，世界
阿特金森的行动计划的唯一瑕疵，是太过着眼于英国。他所有的社会、财政和预算建议全都为英国政府而设，致力于国际事务的空间相对有限。例如，他简要提出了对大型跨国公司征收最低所得税的想法，可后来这种税的可能性却退居为“值得探讨的想法”，而不是具体的建议。鉴于英国在欧洲税收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及作为世界性的避税天堂，人们可能希望有更出色的对利润共同征税的建议，或者发展某种金融证券的全球登记制（或至少是欧美登记制）。阿特金森明确提到了这些问题，并建议创设一个“世界税务机构”，以及将国际援助提升到GDP的1%。但这些主张不像针对英国的建议那么引人注目。
然而，这唯一的瑕疵也正是该书的主要优点。基本上阿特金森是在告诉我们，胆小的政府没有不作为的真正借口，因为它仍然可以在国家层面上采取行动。阿特金森提出的行动计划的核心，兴许不必等到难以捉摸的国际合作就可在英国付诸实施。在此而言，它们也适合或适用于其他国家。
毫无疑问，从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窥见阿特金森分析欧盟时的清醒，尽管他提醒我们，他是这个机构的长期支持者，尤其在英国1973年加入欧共体时。他提醒我们，在那个时代，不少成员国质疑英国通过税收为国家福利（特别是英国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政策融资的制度。不少福利成本取决于雇主的国家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模式。当时，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在欧洲及其“纯粹与完美”竞争的痴迷中看到的是一种敌视社会公正和政治平等的力量。阿特金森告诉我们，“那时的这些怀疑并不合理”。他似乎想补充，现在这类怀疑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终于忍住没说，因为他想保持住大家对欧盟的希望之火。本书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一位英国、欧洲和世界公民呈献给大家的佳作：它广泛地传达了一种更公正的经济，这是该书众多迷人的特质之一。无论各种选举的结果如何，它都将成为一部典范之作。
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作者，本文英文版发表于2015年6月15日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转自：http://bijiao.caixin.com/2016-10 ... 3EntityID=101000369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