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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不可一日无北京大学”？

   学术的目的及其魅力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化复杂为简明。这亦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应该用一目了然的语言把极其复杂的问题及深奥的学问解释得简单明了而绝非相反。

   学术的“温情”源于求真而获得的良知即知识理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的学术情怀。大学及其成员之知识理性及思想激情并非两个独立的要素，它们源于大学文化尔后又营造大学文化。

   大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独属自己的文化而使大学既有崇尚真理之理性的严肃和冷峻，又有了追求知识之活力的热情和激情。

   为什么说“中国不可一日无北京大学”？

   董桥先生是一位被誉为“如果你不怀旧，你一定要读董桥”的散文家，因为他的作品如《旧时月色》等“字字句句都泛着岁月的风采”。

   应《海德堡语丝》的作者、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先生之邀，董桥为该书作序。其开篇这样写道：“今日学术有病，病在温情不足。”接着他解释道:“温情藏在两处：一在胸中，一在笔底；胸中温情涵摄于良知之教养里面，笔底温情则孕育在文章的神韵之中。短了这两道血脉，学问再博大，终究跳不出奔奔荡荡的虚境，合了王阳明所说‘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騃汉。’”

   前言说的是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后者则指出了做学问需要才情。

   对学术的温情作者还有另一番理解：学术的目的及其魅力在于化腐朽为神奇，化复杂为简明。这亦是作者历来主张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应该用一目了然的语言把极其复杂的问题及深奥的学问解释得简单明了而绝非相反的原因。

   作者在麻省理工学院参观时听到颇让该院人员不无骄傲的介绍，该校的物理学教授可以在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讲座中让根本不懂物理学的年轻人不仅明白了物理学深奥的原理，而且还会使其爱上这门充满神秘和神奇的学科。

   我国一些人文社科的学者，自以为把文章写得艰深晦涩，能看懂的人少之又少才算得上“大家”水平和“高处不胜寒”的学术境界，这恐怕有悖做学问的旨趣。这样做出的学问看似高深其实是故作高深，暴露出了利用学术包装抬举自己的浅薄思想，至少可以说短缺了董桥先生对待学术的那份真挚真诚的“温情”。

   如果学术为无情之物，那么做学问的学者自然也当属无情之人，由此推论学者云集之大学亦为无情之社会。若真是这样，大学必将少却许多吸引人、感动人、教化人的魅力。

   若把温情与学术关联，那么温情的概念就不止于温柔体贴、脉脉含情之意，它最富有广度和深意的是这个“情”字，其蕴含了痴情、热情、深情、真情甚至激情等等诸多的“情”意。

   学术的“温情”源于求真而获得的良知即知识理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向善、求美、社会担当的学术情怀。缺少“温情”的社会无疑是一个冷冰冰的、无情的病态社会，缺少“温情”的大学当然也不会是让年轻人向往和热爱的学术社区。

   正是作者心中潜伏着对大学是个充满“温情”的学人社区的意识，所以2006年其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访学研究回国后，很快就在江西师范大学倡导推出了旨在感动、感化大学生的午间音乐会。

   在首场音乐会的即兴讲话中作者诉及了倡导大学午间音乐会的初衷：“大学既是积淀知识理性的圣殿，也是放飞思想激情的天堂，理性和激情是赋予大学创造力及推动大学前进缺一不可的两个车轮。

   音乐是人们心灵的温馨港湾，热爱音乐可以让灵魂得到净化，热爱音乐可以让心灵充满关爱，热爱音乐可以让心中永远充满明媚的春天，热爱音乐可以让人胸怀宽广拥有更辽阔的蓝天，热爱音乐的人才有不竭的创造激情。

   让我们怀着对音乐共同的挚爱、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震撼，在享受音乐中享受美好人生，在享受音乐中享受追求知识至真至善至美的人生……”

   大学及其成员之知识理性及思想激情并非两个独立的要素，它们源于大学文化尔后又营造大学文化。大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独属自己的文化而使大学既有崇尚真理之理性的严肃和冷峻，又有了追求知识之活力的热情和激情。

   大学何以让那么多求知学者心驰神往，其魅力何在？不就在她因文化而营造了充满知识之理性和人文之温情的学术氛围和学者环境吗？缺失了文化，大学就会失去知识理性的厚重、学术思想的绵远、人文温情的持久，然后只留下浮躁、苍白及冷漠，而后者哪里是大学应有的品性？大学着实是因了文化而充满了理性和温情的魅力。

   很多年前作者到北京大学访友，时任北大校报编辑、现任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张黎明先生赠予作者一册北大校报编辑出版的《梦萦未名湖——精神的魅力》，这是60多位从梁漱溟、冰心、费孝通到厉以宁、刘绍棠、陈建功再到田晓菲等几代北大人，为纪念母校90年华诞专门撰写的北大忆事和感悟。

   一册捧读满目都是说不尽的北大人为科学、民主而求索，为国家强盛而创新、向上的故事。这本书言说的北大文化和精神，以至于20多年后作者受聘担任北大特聘教授时还感奋犹新。

   季羡林先生在该书序言所说：“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然大学留给人的记忆何以更深刻以致挥之不去？因为大学记忆留给人的不仅是往事昔人而是弥久不散的大学文化。

   对于清华大学，季羡林先生曾描述道：“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升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清华园像一首美丽的诗，它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

   无独有偶，伟大的数学家、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教授在离开南开大学70 多年后也深情地回忆道：“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她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杨振宁先生曾在云南师范大学访问时向陪同人员提出要求，允许让他一人在西南联大原址上复制的一间教室里静坐一会儿。20多分钟过去了老先生还没有出来，于是陪同人员推门而入，只见杨老先生泪流满面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

   人无法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人们把大学视为时常使自己魂牵梦绕、追忆不止的心灵故乡，从而对大学滋生出了“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我的心；正如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那份永远不离不散的情愫。

   这不就是大学文化的美好和难忘留给人触景生情的感动和抚物思人的感怀吗？可感、可亲、可爱、可忆、可依的大学文化是大学赠送给大学青年人最弥足珍贵的礼物和不可多得的温情、温暖和温馨，这就是大学文化的宝贵。

   在欧美多家著名大学访学或参观的经历，以及曾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特聘教授的体验让作者产生了这样一个强烈的感悟：置身于世界著名学府即便是铁血男儿谁又能守持住那份自鸣得意的精神自制力呢？在作者已有的诸多文字中多次谈及走进世界名校，有一种让人感动振奋升腾的、想尽情大喊大哭大笑不能自已的东西，那就是扑面而来的属于这所大学特有的反映其精神、附着其灵魂的学府文化。

   英国伟大作家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在致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信中说：“我感觉来剑桥极其重要……我不想被深深地感动或感染，但我担心我已经被感动和感染了。”

   是什么力量和神奇击穿了这位命运多舛作家坚强的意志？除剑桥大学博大精深、感人至深的文化还会有何物？为了说明一所好大学其文化确实会让置身其间的人产生一种敬之爱之的情感，这里将作者有关大学笔记中留下的两段记录与大家分享。

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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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斯坦福大学，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色土黄石墙、土红屋顶、拱廊相接、棕榈成荫及风情别具，这是一个恬静典雅、美丽如画、使人流连的校园。在这样的校园里生活，其学子不仅能尽享求学的乐趣，还会滋生出对生活、对母校无限热爱的感情。

   斯坦福大学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并非全为自然的恩赐，其校园从选址到整体构图再到材料选择等都无不渗透了斯坦福夫妇及其创校者对校园建筑本身就应当产生教育力量的期冀。

   为此，首任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在开学盛典做了如下致辞：这些长廊连同它们的华贵的圆柱，也将对学生的培养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每一块砌墙的石头必定会给学生以美和真的熏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在被学生评选为“德高望重的老师”的颁奖仪式上应邀发表获奖感言，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我去过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的校园。校园里到处都是些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雕像。

   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在这两尊雕像前，我哭了，流泪了。在自己祖国的大学里，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

   我去过印度的尼赫鲁大学的校园。黄昏时分，晚霞满天，校园里到处是沙龙。我看到一位校外的诗人正在向一群学生朗诵自己的作品，彼此进行着热烈的讨论。我们与他们合影留念。看到这些情景，我哭了，流泪了。我多希望我的祖国也有这样的大学，也有这样的校园。

   我梦中走进过民国的西南联大的校园。我仿佛和闻一多、朱自清等先贤大师交流学问和思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群大师带着一群莘莘学子埋头读书、思考、做学问，硬是把破旧的冷板凳坐暖了。之后的岁月里，他们之中走出了一大批大科学家、大学问家，站出来一大批国家和社会的栋梁。

   梦醒时，我发现自己又哭了，流泪了。我殷切地希望我在兹念兹、生于斯长于斯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尊重知识、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大学。这是我梦中的校园，永远的梦中的校园。

斯坦福大学

   2014年基于教育学博士生培养的需要，作者在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开设了社会科学方法论工作坊，邀请在不同学科富有学术造诣的学者开教育研究方法论讲座。

   在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的哲学方法论讲座做总结时，作者谈了自己的一个思考：经济也罢，科学技术也罢，它们与哲学究竟有没有关系？

   举目世界凡经济强国无不是科学技术强国，凡科学技术强国又无不是思想大国、哲学大国。英、美、德、法、俄等国无不是思想家、哲学家辈出和云集的天堂。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强盛必定与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包括哲学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当下我们所处的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时代尤其如此。

   近代以来我们在经济等方面为什么会落后？如果说我们经济落后仅仅是科学技术落后的因果，那么科学技术落后又是谁的因果？难道这与我们思想落后、哲学落后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落后毫无关系？

   为什么素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夫人那么自信地告诫西方政要“根本不要担心中国会称霸世界，因为中国没有思想输出”，那是她对思想文化对经济、对科学技术具有决定性作用有深刻的洞彻。

   德国的科技创造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德国人一直就认为自己是充满诗人激情和哲学家理性的国度，她拥有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康德（Immanuel Kant）、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以及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等如此之多影响了世界的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及思想家，他们为此骄傲。

   德国人自己也承认，如果德国没有如此伟大的哲学和艺术，德国就不会有如此之多伟大的发明创造，是德国特有的文化给了德国人创造创新的灵感、激情和智慧，从而使德国成了一个研究创新型国家。

   法国人则干脆这样总结法国史：构成整个法兰西上升的动力,是30个诗人、作家、哲学家，25个科学家，15个经济学家，3个政治家，2个将军和1个商人。

   若以西方的价值观来分析，撒切尔夫人的断言只是根据思想文化与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逻辑关系做了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演绎判断，而非故意小觑中国。当然撒切尔夫人说的是近现代的中国没有思想输出，因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是思想辈出和文化璀璨的大国并引领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对此她并非无知。

   21世纪前后我们喊出了一个口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向世界宣布，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

   何谓复兴？其原意是“衰落后的再兴盛”。因为我们所说的“伟大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中华民族曾经的古代辉煌，而是回到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世界地位的辉煌。

   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依据两个事实做出的判断：

   其一，在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国家强盛和经济社会繁荣并强于外国的时期；

   其二，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至少我们现在还不能说自己是领导世界的强国。这就是所谓伟大复兴的由来，如果我们历史上不曾雄起于地球我们又谈何复兴？

参观《复兴之路》

   事实亦然。据史载，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就有了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诸如冶铁、纺织、髹漆、青铜铸造、陶瓷生产、制盐和酿酒等手工业生产技术发达，社会生产力在当时的世界处于相当高的水平。

   诸侯争霸战争结束后，受新思想影响最大且变法最彻底的秦国成为诸侯国中的最强大者，在秦始皇的推动下各民族的融和得到加强并最后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到了秦汉时期，我们有了诸多领先世界的科学技术成果，如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及浑天仪，这些技术发明我们远早于欧洲；医学上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的基础,而华佗是最早采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的医学家。

   尽管秦汉时期实行抑商兴农政策，但工商业还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国内商品丰富、流通活跃，而且应运发展了诸如咸阳、长安、洛阳等规模宏大的商业都市。

   我们还开通了与西方以及东南亚贸易往来的大动脉“丝绸之路”，促进了我国铁器、丝绸、漆器、玉器等物产及技术对外国的输送及西方马匹、农作物等对我国的输入，国际贸易的频繁对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进步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宋500多年是世界史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最为鼎盛的时期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的火药、冶金业、指南针、船业、瓷烧制、印刷术等生产技术均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我们不仅经济发达、商品经济繁荣，而且在文化、政治、外交、国家治理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自春秋战国以来到秦汉至唐宋经济社会的强盛，并非仅只是工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商业发展繁荣本身的致因。众所周知，凡中国历史上最昌盛的时期无不是思想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据我国学术史记载，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无以计数的包括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的影响世界1 000年的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等思想家、哲学家。尤其是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

   各家杰出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家士子，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给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且珍贵的文化遗产。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数得上名的有189家，而《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称“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者有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12家，而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不仅作为中华思想文化之瑰宝影响至深，而且超越国界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影响至广。

   正是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大繁荣,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国家社会的大变革。唐宋两朝亦然，其之所以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也是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导致政治清明、思想自由及对国家人才高度重视的结果。

   回到前面关于哲学的话题，作为人类具有思想统领价值的智慧，哲学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不仅对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均有观念先决的意义。

   科学技术当然是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可或缺、不能替代的力量，但如前所述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现代的西方还是历史的中国，尽管哲学及其产生的思想和文化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科学技术与经济那么直观和直接，但哲学及其思想和文化通过对社会意志的改造和社会文明的促进而与科技、经济建立起来的关系却十分的强大和持久。

   所以，英国教育明文规定“人人必读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英国人认为英国是在莎士比亚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民族和成熟起来的社会，因此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化的象征必须得到英国及其人民的尊重和敬畏；所以，2012年英国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以展示英伦三岛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发展为主题，而其灵感就源于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暴风雨》。

   莎士比亚为何会被英国如此推崇？正如北京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周辅成先生所说的那类能把哲学也讲透的文学天才，即莎士比亚是用哲学家的思维和哲学家的语言在写剧本的文学大师。在他的戏剧里，许多剧中人说出来的话无不充满了哲学的蕴意。崇尚哲学的英国人岂能不崇尚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

   既然说到了2012年8月的伦敦奥运会，不妨顺便提及时任央视记者柴静及其摄制组在伦敦奥运会期间走进剑桥大学访问该校校长乐思哲（Sir Leszek krzysztof Borysiewicz）先生的情况。

   据说摄制组的意图是想在轰轰烈烈的奥运赛场之外静观剑桥这所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以领悟它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创造精神。采访乐思哲校长之后，很多网站挂出了有关这次采访的视频，柴静则在自己博客上公开了这次剑桥之行的采访手记。

   其中关于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这位因患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而全身瘫痪不能说话、除了两只眼睛和3根手指其他任何部位根本不能动，但却是继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之后在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做出卓绝贡献而被誉为“宇宙之王”、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柴静在采访中与乐思哲校长展开了如下的对话：

   柴静：霍金教授21岁时他已经得了很重的病，那个时候你们不知道他会创造出什么，在其他学校他可能会被选择离开，那剑桥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乐思哲：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大脑，被禁锢在了一个虚弱的身体里，这是我们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因为说到底这所大学最看重的，是他的大脑所将创造的价值。

   柴静：但是如果他没有获得后来的这些成就，它能得到学校同样对待吗？

   乐思哲：我们的选择永远取决于一个人的潜力，无论他是学生还是学校员工。

   柴静：但是潜力这个词听上去很抽象？

   乐思哲：它很抽象但也是一个很主观的现象，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越客观越好，有时候你要相信你的判断。

   柴静：但有人可能会说人的判断会出错，可论文的数量不会出错？

   乐思哲：我们更倾向于个人的判断而不是论文的数量，因为论文的数量会因学科而异。例如我的学科——免疫学，我们发表了很多论文，而哲学家可能一生只写一本书，但这一本书所创造的价值也许比500篇免疫学论文还大得多。

   柴静：但我们想那些需要论文数目的行政管理人员，可能他们希望会说，我们说了算。

   乐思哲：我们不玩数字游戏，我们认为这是对大学本质的滥用。因为最终为学子授课的不是行政管理人员而是教授和讲师们，是他们让年轻人被睿智的思想所感召。

   剑桥的独立思考精神能让年轻人创造出足以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的伟大成就，不管是什么专业。我们坚信，这就是为什么剑桥的学生和老师会在世界上脱颖而出的原因，而且最终会将这种品质与卓越在未来传递下去。

剑桥大学

   听了上述对话，我们除了领悟了什么是世界名校对人才的理解和大爱，而且领悟了世界名校对知识、对哲学、对思想的崇尚和敬畏。乐思哲校长陈述的观点其实已经涉及大学办学治校的理念，更具体地说涉及了大学应该守持的文化理性。

   大学的文化理性决定了大学的文明。作为大学文化的思考者，你必须从大学文化的角度去关注大学的命运、关注大学人的喜怒哀乐，而对大学命运和大学人的关注就必须深入到对大学文化理性去感悟大学的灵魂，以及理解和关爱大学组织内部的老师和学生。

   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和学术组织，不仅要培养人才、要搞科学研究，并通过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社会，还要传承和创新文化，这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世界性通识。

   然而，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所不同的是，大学之文化传承和创新不仅关系到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及其进程，而且直接决定了大学能否自觉于及怎样自觉于上述大学的社会职能及其使命。

   因为，大学文化通过大学核心价值、大学理想使命的确定，从而决定大学发展的方向目标继而决定其对社会作为的大小以及大学自身生存发展的质量。大学是被其文化所决定的，通俗地说大学关心、选择和坚守什么，就决定了这所大学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样的大学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学，由此决定了大学文化是大学最不敢也最不能忽视的关系，大学自身属性和使命坚守的精神支撑。这就为我们用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大学、治理大学找到了充分的理由。

   而事实亦然，大学的差异其实就是大学文化带来的差异，通过文化对大学的分类比较可以发现大学存在的问题和位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文化既可以作为大学追求的理想目标，亦可作为发现大学问题的院校研究工具。事实上，大学呈现的一切表象无不是大学精神的折射，亦即大学文化的呈现。

   有些大学以改善办学条件为由而被基建搞得尘土飞扬、满目疮夷、脏兮兮、乱哄哄，譬如好端端的道路要去拓宽，好端端的草坪要去修建，好端端充满历史的建筑要去改造甚至推倒重建；又如有些大学假生态校园建设之名，挖池搭桥、修堂建馆以及把观赏鸟兽等引进校园，好端端的原本庄重严肃用以求学深造的学府圣殿，改造得如同供人与鸟兽同玩乐的皇家花园。

   凡此种种所谓求大学之变、校园之新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其决策者或决策层对盖房修路的偏爱及对奢靡安逸生活的独好，而唯独缺乏对大学历史文化的积淀的珍惜和大学宁静致远之学术理性的守护。

   越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学越是重视大学文化的力量，相反越是文化落后的大学越是无视文化价值。大学之悲，莫悲于缺失文化而更加无视文化。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学似乎不乏对大学文化青睐有加且冠冕堂皇编制过什么大学文化发展纲要之类者，但那多是拿来给别人欣赏的束之高阁的自欺欺人的摆件，其办学治校育人不仅绝少践行“文化纲要”的具体行动和举措，甚至却干着反文化的龌龊之事。于是大学之悲，莫悲于言文化而不守文化。

   大学老校园里的土地楼宇那仅仅是一块土地和若干座楼宇吗？非也，那是大学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大学不能用钱币衡量的无价之宝！所以大学之悲，最悲于对大学文化的漠视，更何况对大学文化的糟蹋和破坏。

斯坦福大学

   作为大学领导者应当认识并切记，大学的伟大和卑微取决于他们如何影响大学及其用什么影响大学。

   在社会日益功利化而文化似乎有衰微之势的今日，大学应该有自己必需的坚守，而首要者就是对大学文化理性的坚守。如果大学放弃了应守持的文化理性其精神也就溃败了，那样大学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

   设想如果大学人不再热爱学问且甚少有人会为捧读一本好书而沉醉在精神享受之中了，那么这个民族还会崇尚知识吗？丧失了知识崇尚文化的民族其希望在哪？

   同理一所大学如果不再守持大学必须守持的文化理性了，其又怎能抵御庸俗功利等诸多的社会诱惑而守持为国家担当、为民族承责的使命？面对这样的大学拷问，我们用什么来守护大学？文化尤其是以崇真、向善、求美和社会担当为本质的大学理想主义！

   大学本真就是为理想而存在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组织，是充满了理想主义文化的所在，理想主义是大学文化的灵魂。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即便在困苦中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坚守使命，而后者即便在晨曦中也不相信光芒将照彻大地而放弃责任。

   严复早年说：中国不可一日无北京大学。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和中国大学校长的风骨马寅初先生曾撰文称：集纳“做人民思想之先导、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服务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之“牺牲之主义”，此为“北大之精神”。

   因为，北京大学有为国担当、不怕牺牲的文化精神。所以，北京大学如《大学之道——北京大学的传统》序言中所誉，“北大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精神的家园”，“北大对中国精神传统的影响，高于任何一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

   北京大学对中国的贡献可以概括在两方面：其一，发轫于“五四运动”的对中国民主、科学、平等、自由的思想启蒙，引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二，由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精神，改造并引领中国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北京大学对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贡献，无不得益于北京大学崇尚科学与民主、追求和守持真理之大学理想主义的文化使然。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国不可一日无大学，尤其不可无以大学理想主义为文化精神、文化灵魂的大学。

北京大学

   据《庄子·外篇·知北游》，知向黄帝连发三问：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黄帝答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这或许体现了庄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核心思想，这里不加议论。

   读《知北游》容易使人产生如下联想：大学是否有其道？若有其道，是何道？又如何安道方可得道？其实，大学之道即大学之本质属性和规律，而对大学本质属性及其规律的坚守即大学的文化理性。

   于是大学之道与大学文化就有了本质的联系。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者如果不知大学之道、不安大学之道，因此就难得甚至不得大学之道。不知道，岂能安道，更遑论得道？

   所以曾子在《大学》早有告诫：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尽管曾子所言之大学指至高无上之学问尤其是道德之学，而非我们现代意义的大学组织，但其言说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少大学及其办学治校者未得大学之道，原因就在于不知、不安大学之道，换言之是对大学文化理性的不明、不尊、不守。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高等教育文库有一套在高教界享有盛誉的冠名为“大学之道”的丛书，作者《理性捍卫大学》位列其中。作者之所以早在1990年就痴心于大学文化的研究、在2004年就提出了大学回归科学理性的问题，就在于认识到大学办学治校育人者，必先知大学之道重大学文化，否则就办不好学、治不好校、育不好人。

   究大学之乱，首乱于不少大学人不识大学之道，说透了是大学的文化之乱。若让不识不安大学之道、不重不守大学文化理性者领导管理大学，这样的大学岂能不悲矣？

   余英时在《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一书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了引导作用。

   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早期清华大学的教务长潘光旦先生说过：大学的宗旨不只是教人做人、做专家，而且要做“士”，即承当社会教化和转移风气之责任的知识分子。

   文化呈现思想，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思想决定命运，文化呈现美”，“美拯救世界”。把三位人文大家的观点有机融合，这即构成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研究大学文化达25年之久而依旧兴趣盎然的动因和动力所在。

   作者在阅读《文化的哲学》一书之初，在该书的序言处写下了这样的眉批：“大学文化研究可以从文化的精神、文化的价值切入。”

   本书冠名于《大学文化思想和大学文化育人研究》恰好表达了作者对大学文化研究的上述立场：大学文化思想即大学文化的精神所在，而大学文化育人则属于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

   罗素说：一个人不会轻易获得思想，如果你一旦开始思想，你就永远不会停止；一旦你的悟性已习惯于思索，它将永远不会平静。

   如果我们把大学文化活动上升到大学文化思想的高度去认识、去实践，使文化成为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一种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大学文化之办学治校育人的意义和价值定然倍增。   

夸张其词

楼主标题，就是一个伪命题：文革期间，所有高校都停了，中国也没有咋样。

一派胡言！  美国的大学排名最靠前的大学也是不公立大学，而且排名也是不固定的！   中国没有北京大学，社会照样运转、经济照样发展、科研照样发展。现如今，北大的存在恰恰例证了中国教育的畸形发展！

少了北大的这样的学校当然是一大损失

两弹一星是哈工大，哈军工搞出来的，跟北大没有一毛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