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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京读不了书，你们为何不回老家？（深度精选）
经常有“北京人”质问我为什么要为“非京籍”上学呼吁，骂声也不在少数。他们委屈：“大北京都被外地人占领了，都是因为外地人，北京的城市病如此严重。”
与那些在春节叫嚷“这帮孙子可走了，这才是北京”的人一样，我也没有户籍压力。我算是三代“北京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北京户口，父母都在北京出生——相信现在很多以“大北京”人自居的，也不过是第二代，更少有祖宗八辈都是北京的。
在我年幼无知的时候，也会在发现自行车又丢了时埋怨一句：“准是外地人干的。”好事，都是咱北京人干的；坏事，都是他们外地人干的。
直到我大学出国留学，也成为流动人口，当“北京户口”的优越感不复存在时，当我感到身份困惑时，我开始思考一些更为本质的问题：什么是人的身份？户籍制度缘何存在？户籍能否限制基本人权？人的价值又是什么？
2009年起，我在一项行动研究计划中工作了四年，力求改善北京外来工随迁子女的抗逆能力(resilience)、在京生存能力与工作机会。
我第一次走进打工子弟学校，是在城南鲁谷东街。那里有一座气派高大，带有四个金色塔尖的豪华酒店。虽然我曾驾车路过多次，但想不到就在大酒店的脚下，就有一个由几排平房构成的简易打工子弟学校。
自2001年以来，北京出现了很多打工子弟小学，多数由民间个人或团体兴建，临时租赁场地，师资薄弱，仅能满足孩子们有地方去、有人管的需求。
楠楠（化名）是人们口中的“农民工子女”，她的整个义务教育就是在打工子弟学校完成。
如今，楠楠已是美国厄勒姆学院(Earlham College)的大学生。她为了这个读书机会，总共在两所打工子弟学校读了两次初一，在三所高中读了三次高一，最后考入香港李宝椿联合世界书院，最终来到美国。
没有谁比楠楠更明白作为一名好学的农民工子女在京读书的不易。对于渴望读书的他们而言，北京是个残酷的城市，在这里“非京籍”学生不得不面临严厉到令人不可思议的招生政策。即便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也头顶着从未间断的“关停魔咒”。
过去十年，在严控人口的大背景下，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屡次遭到关停。其中，2006，2011年和2014年均掀起了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潮。2010年和2014年，成为北京诸多限外政策的拐点。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便是其中一环。
“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楠楠曾经如此感叹。
像楠楠这样的外来工子女想要接受优质教育，意味着要比城市孩子经历更艰辛的努力与牺牲，在更加混浊的迷雾中寻找资讯，甚至不得不为了手足读书而牺牲自己的前程。
按楠楠自己的话说，她在京就读的打工子弟小学“简直误人子弟”。不过，楠楠在初中时进入了蒲公英中学，有人将其比为打工子弟学校中的人大附中。蒲公英中学的校长郑洪女士是一位美籍华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自2005年在北京大兴建立起了这座打工子弟学校以来，一直致力于培养“像蒲公英那样不被重视、却无所不在，顽强地落地生根”的外来工子女。她为蒲公英中学的学生争取到许多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甚至不输公立学校。
初中三年，楠楠一直稳居年级前三名。不过，没有北京户口的她，无论成绩多么优异，也无法进入公立高中。
那时，“非京籍”学生还可以在北京入读职业高中。郑洪为楠楠所在班级的学生联系到北京海淀区一所不错的职业高中，读电脑专业。但是安逸的职高生活不能满足楠楠，她一心想考北大。
“我在这所职高第一次感到人生空虚。”楠楠说。
一年后，楠楠返校时得知，比她低一级的2009年初三毕业生，即将升入大兴一所职业高中，但是校长竭力为他们争取到“区别对待”，该职高专门为这个班提供普高课程——这对楠楠来说已经足够了。她决定降级去大兴读普高课程。
但楠楠没想到的是，在职高教授普高课程面临着很多现实阻力。一来职高老师对于普高内容感到生疏，二来工资并没有增加任务却加重，老师怨声载道。
终于，2010年5月30日，距离修完高一普高全部内容还有一个月，学校决定提前放假，并召集这个打工子弟班的学生开会。楠楠说：“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就知道要发生什么。”果然，校长宣布特殊班停办，并对楠楠和同学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去职高班，要么自谋出路。
楠楠告诉我，她和班上几个渴望读书的同学当时就哭了。哪怕是事后回忆起来，她的声音仍保留着几分颤抖：“在和平年代，我们竟然没有学上！”
2010年暑假，郑洪再次帮楠楠等渴望读书的孩子在京谋得一条出路：一所民办普高的校长愿意接收五名应届毕业生以及三名像楠楠这样从职高退学的学生。
2010年9月，楠楠第三次读高一，但她仍然感到失望：“考题太容易了。老师的工资和教学成绩挂钩，也不想难为平时不学的。”
这时候，楠楠身边很多上进的同学已经选择回到老家读书。但楠楠三思后决定不回老家，理由在于：“我老家是山东，学生多，竞争激烈，一直没在那里念，我肯定跟不上。而且爸妈和姐姐妹妹都在北京，我一个人回去念书也没人照顾。”
2011年4月，楠楠通过郑洪获悉，她可以参加联合世界书院(UWC, United World College)的公开选拔。
UWC是一所创建于1962年的私立国际学院，是世界上唯一一所面向全球提供大学预科学历的教育机构。UWC倡导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多元的文化交流，旨在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宗教、政治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年精英汇集在一起，相当多的学生可以取得书院提供的部分或全额奖学金。目前全球有12所联合世界书院，分别位于美国、挪威、委内瑞拉、史济瓦兰、香港等地。
楠楠知道自己的学姐，蒲公英中学的张天歌就在2010年4月考入了挪威的UWC。2012年，张天歌顺利考入美国杜克大学，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已经读了三年高一的楠楠不敢怠慢，这可以说是她进入大学的最后一次机会。多亏了蒲公英学校的英语教学，楠楠的英文一直没有落下。2010年至2011年，蒲公英每周都为楠楠所在民办普高读书的蒲公英毕业生补习英语，由来校支教的外国志愿者负责教学。
2011年备战时，蒲公英还利用端午节为他们集训，由支教老师修改申请资料，安排模拟面试。楠楠说：“蒲公英外教多，我们经常和外国人接触。胆子特别大，个个都敢说（英文）。”
最终，楠楠被香港UWC录取，面试的三个蒲公英学生中，还有一位被英国UWC录取。楠楠对我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阴雨绵绵的四月天：“从(UWC)面试房间出来，我看到天空突然之间放晴了。”
与此前读中学时一样，蒲公英中学也为楠楠联系到一笔奖学金，她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楠楠在香港经历了很多文化冲击，在和来自捷克、美国、香港的室友共处时感到了“世界的精彩”。
回想自己的“外来工子女身份”，楠楠说：“在北京的时候有时会为了这个感到尴尬和难过……我们生于外来工家庭，生来就随着父母整天搬家，整天在城市漂泊，所以来到香港，并不会觉得日子太难过。”
2011年我在香港UWC见到楠楠时，她告诉我，她的梦想是在贫穷的地方办教育。她进入美国的大学后，我曾问过她的梦想有否改变，她说：“无论是两年的UWC经历，还是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经历，都不会改变我想改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初心。我并不觉得我比其他同龄人聪明，我也不认为以一己之力可以改变世界。UWC教会我的是如何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
不难想象，如果楠楠没有如此坚持，她可能早已开始打工，或者在初中毕业后与家人分离独自回到陌生的老家。
楠楠的故事告诉我们，农民工子女并不是天生的弱者。如果城市没有上升机会，对于像楠楠这样奋进的移民二代，是很大的打击，也是社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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