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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华民族陷入现代化焦虑并不是一个悲剧
但由于这一转型时间绵长、时有夭折、前景难测，因此，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完成规范意义上的现代转变，还得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这不免让中华民族为现代转型愈挫愈奋不断尝试，艰难迈进寻求突破，面对未来未敢乐观。中华民族陷入现代化焦虑，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个古老民族惊心动魄的现代努力的真实景象，它显示出古老民族现代转变的起伏跌宕、坚忍意志和旧邦新命。
面对如题，人们会质疑，中国已经成为排名第二的世界经济大国，还会有现代化焦虑？我们理应欢欣鼓舞，准备领导世界才对啊！然而，直面中国现代化，早就需要解决但远未解决的两大难题，确实足以让国人深陷焦虑之中。
经过三十年的壮观增长，中国终于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我们民族怎么面对现代化而生存和发展。这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以后，后发的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一切古典帝国，哪怕地域极其广袤、横跨众多民族、有着极其悠久的统治历史和极其自豪的辉煌成就，在现代变迁中，都纷纷陷入困境，先后陷入崩溃的悲惨命运。后发国家，完成现代化即存，抗拒现代化即亡。
第二，从晚明以来，我们国家往哪里走的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令我们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难题。现代化国家已经三波：英格兰人首创，欧陆北美跟进，亚非拉美局部成功。算起来，我们是第四波的现代化国家。前三波国家，堪为中国现代国家典范的颇多，或者在局部意义上成为中国的典范，或者在全局意义上令中国艳羡。因此，前有“超英赶美”显现出两国在中国建国者心目中的分量，后有法、德、俄的快速现代化偶像塑造，在后则是新加坡在国人心目中的榜样地位。这些都是一个立定决心的国家，努力吸收现代化先进国家经验的表现。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但也表明中国现代转型中找寻成功之路的“彷徨踯躅久不去”。
现代化的新加坡。
“中国特色”也需要向其他国家借鉴经验
找寻现代典范，是中国现代化转变中的不懈尝试。但成为英美，何其难哉！因为英美两国都是波澜不惊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在大范围上讲，都是原生性现代化（英）或原生性现代化的直接移植（美），这跟中国的现代化处境相差何止千里。法德俄是三种类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法国试图借助革命手段实现现代化，一波三折，非其他国家所可以效仿；德国以反现代化的精神奠基，以抵抗方式重寻现代化创新路径，屡受重创，几成殖民地，方成现代化国家；俄国更是一个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现代化国家，试图经一场革命，既解决经济落后，又解决社会公平，但勉力建构的苏联，以国家崩溃告终。这三个国家的典范性，显然不足。但在三个国家一时的国家奇迹面前，中国人是动了真心的。到最后，中国的国家典范似乎成为新加坡，这国地域甚小，但政治控制甚好，经济非常发达，文化自守不错，颇令国人动心。但新国规模是在太小，怎可示范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于是，中国究竟该向谁学习，变得模糊朦胧起来，令国人焦虑。“中国特色”成为答案。但中国特色不等于绝无依傍，向谁借鉴经验，似乎仍是问题。
随着中国近200年学习型文明建构成果的累积，中国已经站在现代文明的前沿。因此，仅仅是延续“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学习文明心态，已经不再适应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必须寻找文明发展的新路，才能推动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闯出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否则，既有的学习榜样不仅难以提示中国前路，而且可能误导中国未来发展方向。
因此，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原创性文明的大门口。这无疑是中国新生的希望。但也有形无形地加重了中国的现代化焦虑。
选票是代表着人民授权与否的庄严政治符号
现代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总体建制。简单讲，现代化可以用“两票”归纳：以钞票谋生，以选票限权。
钞票多少，受制于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个国家确立最有效率的经济发展机制，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将增长的主要份额用于国民的分配，而不是用于经济积累或再生产。选票有无，受制于政体发展。这就需要一个国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说到底，就两字：分权。分权的前提是建构行之有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被宪制规范了的政制。宪制政府乃是分权和法治的政府，是由人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府。
由于钞票的多少直接与经济发展和分配政策相关，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两个，一是物质生产的问题。满足生存需要的思虑，是一种低级焦虑。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这种焦虑对一个人、一个民族，都具有决定性。但关于生存的焦虑相对容易解决。因为中华民族很伟大、很睿智、很勤劳、很有创造力，具有积累财富的天赋，所以我们民族持续努力30年，便解决了低级焦虑。对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不公的焦虑，属于高级焦虑。这是不容易解除的焦虑。原因在于，解决分配不公，不仅需要持续做大蛋糕，而且需要精细政策。持续做大蛋糕，已属不易。因为经济的短期飞跃与长期发展，不可同日而语。要想制定出精细的分配政策，更是难事。因为中国自古至今的政策粗放型特点，绝对不是几十年可以解决的问题。
解决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高级焦虑，既需要稳定有致的国内政治体制，也需要安稳的国际秩序。前者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政治史告诉人们，稳定有致的国内秩序，依赖于民主法治政制。民主法治的政治，是一种有效规范权力的体制，这一体制，来自人民的授权。人们的授权，依赖于有效的民主选举制度。如果说钞票多少显示出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那么，选票有无就显示出一个国家究竟谁当家作主的政治状态。可见，选票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张纸而已，而是代表着人民授权与否的庄严政治符号。只有人民经由投出的选票的授权，一个政府才具有合法性。它才可能运行在民主法治的政制轨道上。
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站投票
中华民族对两票的需求，都非常之高。那是因为，从小康到富裕，钞票代表的经济发展状态与分配公正与否，与每一个中国人紧密相关；从集权到分权，选票代表的政治发展与民主程度高低，受每一个中国人关切。故两桩事情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清晰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撑
从目前看，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不是降低了，而且加重了。这是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低级焦虑的退场，是由于高级焦虑的出场。我们民族给出明晰的未来蓝图之前，就会处于一种精神上尚无着落、制度上感觉不公、生活缺乏保障的更深层、更高级的焦虑之中。
我们民族在古代阶段的辉煌历史，不必赘述。但在近代转变的时候，我们民族明显落伍了，而且是长期而全面的落伍。在物质财富积累方面，我们民族长期抗拒严格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总是以慈父主义的方式对待经济发展问题。由此造成市场经济缺乏相应的观念基础与制度支持。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撑条件是什么？是彻彻底底、干干净净地解决产权问题。产权问题清晰，才能解决工作激励问题；产权不清晰，工作激励就一定难以落实。市场经济必须做实专属财产权，让每一个行为者都清楚是为什么工作。如果不落实专属财产权，人们不明白为什么工作，掌权者就会以权谋私，不掌权者就会偷奸耍滑，结果就是经济绩效的显著低下，贪污腐败的隐性恶化——不落实现代产权，权力的逐利性，使其天生具有与物质资源勾连的“聪明睿智”，权钱勾结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权钱勾结相应又会败坏整个社会的劳动愿望，最后造成国家发展的迟滞。
自由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并不矛盾
真正的市场一定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也需要政府以公共政策加以调节。但两者并不矛盾。自由市场依靠价格机制运作，高效而公平；政府依靠法律主治来调节，廉洁而公正。两相扣合，足以保证一个国家经济长期、稳定与协调地发展。一个自由的市场与一个法治的政府匹配，构成现代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配。
中国是一个不熟悉市场经济运作的国度。对国人来说，产权也是一个新问题。这需要我们民族熟悉产权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并且坚韧地尊重产权，杜绝那种习惯性侵害公民私有产权的恶习，才足以真正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只陶醉于GDP“大数据”，认为全球经济第一的权杖真的已经实现交接，太傻太天真。
依法行政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法律主治、有限政府。
有效规范国家权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儒家限权思想与皇权专制制度之间，一直没有合拢。而近代中国救亡的紧迫性，又鼓励权力建国，结果造成中国以权力建国、以权力治国的定势。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国人最爱说既要重视市场调节、又要重视政府管制的政治正确言论。岂不知市场调节的前提是现代产权，政府调节的前提是分权制衡。一个没有做实在宪制体系中，缺乏分权制衡的政府，其调节经济发展的杠杆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权力。这样的调节，很难避免瞎指挥。
现代化焦虑证明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还有活力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面对的挑战如此繁重，转型的收效与进展如此的交错，民族成员心理上不焦虑才怪。出现焦虑，证明我们民族在精神上还有活力。焦虑促使我们民族去求解，去克治。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体焦虑，一类是集群焦虑。个体焦虑，是指身处民族集群焦虑氛围中每个成员的焦虑。这种焦虑，以集群焦虑的冰释而得到彻底解决。但解决之法，依靠民族成员各个个体去解决。从社会面相来看，每个人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责任，是解决这一焦虑的条件。从人生发展来看，每个人尽力争取之极大权益，同时为集群权益做出贡献，是解决这一焦虑的必须。中华民族的焦虑，不能离开个人而抽象空洞地得到认知和解决。
另一类焦虑，也是更大的焦虑，是国家焦虑。从国家高层到普通公民，一方面对国家未来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很难即刻看到国家强盛的全貌，再一方面大家心知肚明，国家还面对许多棘手的难题。因此，举国上下，都在关注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本来，对一个常态国家来讲，这是完全不必要的。仰望星空，是民族少数成员克尽的职责；脚踏实地，这是民族大多数成员的生活状态。民族的一切成员都在“仰望星空”，那就缺少务实的人群；民族的成员都在“脚踏实地”，国家前途无人瞻望。两种情况都是危险的。
问题恰恰就出现在举国上下在望星空还是做实事上的两级跳！国人缺少必要的淡定，因此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大脑空空，心中懵懵。这种氛围中的焦虑心情，就容易将民族引向歧途。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来自对自身处境的困惑
深探一步说，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焦虑，乃是一种精神上的焦虑。
所谓精神上的焦虑，就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深处对现代处境中的民族精神地位、精神能力、精神产出和世界影响缺乏把握，由此带来心理深处的高度紧张。我们在古代世界中广泛、深刻、持续影响邻国。而今，不仅难以影响邻国，而且受现代化诸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之大，似乎难以挣脱。这是民族在精神上仍未自立的表现。民族如何醒觉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并且为其他国家提供示范价值，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标志。但正是在这点上，我们缺乏足以傲世的成就。如此，“焉能籍甚乎人间”？！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来自对自身处境的困惑。
一个民族在心智上免于焦虑，重要的是能够对自己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对世界的作用与影响，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不仅能在宏观上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能对人类攻坚克难做出富有成效的指点和引导。假如一个民族尚做不到这一点，而这个民族却又心怀壮志，那么，这个民族就势必经历难受的心理煎熬。
中国人的心理焦虑从何而来？来自我们对自身处境的困惑，对人类引导能力的不足。这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焦虑的心理导因。面对此情此景，拿出民族勇气和决心，化雄心为行动，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焦虑即便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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