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看了孙立平在燕山大讲堂作的《金融危机如何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报告的讲稿,里头提到一位人类学家写的一本书《制度是如何思维》,这本书还没时间去看,但孙立平提到的制度思维的概念让我想起一些东西。
“制度的思维”大概是这个意思:制度不是死的东西,他有一点像人,他会思维,但是制度的思维和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制度当中的每个人可能都理解一件事情,但是作为制度的思维没有办法理解。制度的思维如果是先进的,它就能够引领人民走向前方,引导社会进步;反之,如果制度的思维如果是腐朽落后的,它制约着制度中的人前进,造成社会落后紊乱。
例如党政干部生活作风腐化,对待婚姻态度不端正,制度中的人也许会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认为他们有能力有资本干这事。然而当前的制度不允许,当前制度的思维认为党政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不符合一个党政干部作风。因此,即使他们敢这样做,也只能暗地里偷偷摸摸,不能明着来。反观民国时期,许多官员明着取三妻四妾。例如现在骂大学教授的很多,有关教授的生活作风腐化的花边新闻很多,什么教授嫖娼、教授欺负女学生、教授包养情妇------ 这些教授都得到了处罚,可民国时期这种事很正常,也得不到谴责,像郭沫若、陈独秀、鲁迅、徐志摩------ 这些不仅在当时没得到处罚,他们的故事还流芳百世。因此,现在的这些花边新闻不仅说明不了现在教授变坏了,反而说明我们现在制度的思维比过去制度的思维对教授的要求更严格。
以上一些例子都是制度的思维可取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例如在文革的时候,一个人把毛主席的塑像摔坏了,所有人都可以理解他是不小心,但是当时制度的思维不会理解为不小心,不管怎么说,你把毛主席的像摔了,就要处分。
因此,可以这么说,制度的思维比制度中的人的思维更重要,即作为社会制度而不是其中的人,如何看待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如果社会制度的思维是正的,即使制度中的人思维是歪的,也没关系,因为一件事的好坏以及由此导致这件事的走向大部分是由制度的思维决定的。而且,处于社会制度中的人的思维多少会有点跟着社会制度思维的。
由此我想到了易中天提到的“‘真小人’‘伪君子’”命题和社会“潜规则”问题。
易中天曾在百家讲坛《品三国》节目中为曹操翻案,他认为曹操是真性情,即使是个小人也是个可爱的小人、真小人,相比于其他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来说好多了。我不是很同意易中天这一“‘真小人’‘伪君子’”观点。因为人性本恶,而制度的思维是向善的,因此制约着人干坏事。如果制度的思维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可爱”,那么制度的思维也就认为“既然人性本恶那就依着人性去干坏事吧”,这样显然不行。虽然“伪君子”很可恶,但相比于“真小人”不敢明着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对社会的损害相对较小。
“潜规则”是如何产生的?我觉得可以解释为制度的思维与人的思维之间产生矛盾而最后相互妥协的结果。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考虑个人利益,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因此制度中人的思维是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然而制度的思维却是要以集体利益为重,做什么事要更多考虑国家、人民大众利益,其次才是自己的私人利益。显然制度的思维和制度中人的思维肯定会发生矛盾,最后导致的妥协结果是表面是为了国家和集体,暗地里却算计着个人利益。
潜规则对社会破坏确实很大,但相比于没有制度的思维约束而明着时时只为个人利益奔波,对社会破坏较小。
通过以上分析,对制度建设有一些启示:
首先,社会制度的思维一定要是先进文明的,而不是腐朽落后的;
其次,社会制度的思维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制度中人的思维,只有充分考虑社会制度中人的思维,社会制度的思维才会合理有用;
再次,要加强制度其他方面的建设,引导制度中人的思维与先进文明的社会制度的思维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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