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NIE9]惠安女的分工性质为什么没有发生变迁？

我贴这些的目的是想说，关于现实中的制度变迁，我们应该在掌握了实施的基础上，小心的探讨，而不是凭空得出结论。5楼的解释虽然符合逻辑，但是，在没有材料作证的情况下得出的推论，是经不住考验的。尽管斑竹奖了分，现在看来，那是错误的结论。而且，事实也不像楼主描述的那样。

建议大家学学周其仁老师，别光顾着信口开河

其实顶楼的描述中，一定程度上已经透露答案了。那个事实描述并没有很大出入，到最后我会解释的。我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也考察了婚姻制度。

先进行推定，并不是凭空乱想。有些源于经济学的直觉，我看到天涯一个帖子说韩国农产品价格奇高，于是推断该国对进口农产品管制很严。后面搜索求证，韩国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居第四位，亚洲第一位。我也很欣赏周其仁老师的经验主义风格，但是也不反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如果经实证检验，自己推测错误；那么考核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后，会加深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其实， duandaodi 兄考察了更多的约束条件后，会觉得顶楼观察的现象不是那么突兀。非科班生，不敢在老兄面前大谈什么方法论。周其仁老师说，发现一个现有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会很兴奋。我看到的这个例子还是可以用简单的现有理论解释，只是初看有点怪异而已。呵呵，就算错，不也觉得有趣不？

在下一孔之见，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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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法论，我也是一知半解，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难得一见的好问题，不过至于答案，确实想听随兄的高见。而且，我认为。。。。。。

风俗习惯的变迁无疑会对生产方式和劳动分工产生影响，但必竟还不是生产方式和分工本身的变迁。楼上几位贴出的内容对我们了解惠安女的风俗习惯的变化很有好处，但因此把这种变化说成是男女劳动分工本身的变迁是有问题的。

我看不出几位提供的材料表明了惠安人这种男女劳动分工的很大变化。因此，楼主的问题本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大家没有就这一现象找到合理的解释。并由此搬出周其仁的研究方法同样说明不了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大家对惠安女这种劳动分工变迁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的现实，作出好的解释。显然，有人已经说了我国其他地区的劳动分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妇女做了很多男子的工作，男女分工界限相对模糊了。而在惠安这个地区，男女分工依然明确，尽管这种分工与其他地区正好相反。

因此，需要解释的是在什么条件下，这种男女分工会很快改变；在什么条件下，这种分工的变化可能非常缓慢。

如果惠安女从事体力活的分工是合理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推出：①男人在从事更有利可图的行业；②某些行业更需要男性劳力，技术门槛可能限制了女性进入。

根据收集的资料，该地的自然要素禀赋为：大部分位于狭长的沿海丘陵带、耕地属于贫瘠的红壤旱地、海岸有港口和盐田分布。

古代为百越少数民族居住地，初始农业应当是比较原始的。随着历代战乱，中原人不断南迁避祸，惠安地区人口不断增多。人口不断地增多，贫瘠农地的边际产出便会不断地下降。直到损益平衡点，从男女生理特征看，男耕女织是理想的分工模式。

作为战乱避难地，人口还是会间或涌入，这时人们在生存驱动下会寻找新的产业。比如，打鱼、晒盐等需要男性劳力的产业。本地盛产花岗石且多台风，泉州等港口和边防城市的兴建，无疑为石匠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市场。港口建成后，又为石匠的输出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同时可能也孕育了第一批走南闯北的商人。石匠、渔夫和商人奔波在外，可能多数人的收益也并不可观——不是为了谋生，传统伦理约束下的中国人还是更愿意守土留乡。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完全指望用不确定性收入，通过不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管制的粮食市场去养家糊口。于是，就算作为一项保险措施，耕田还是有必要的，更何况留守在家的惠安女时间成本很低。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使得劳动分工发生了转换。

惠安男人从事的职业是高风险性的，看似封建陋习的婚俗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早婚说明男人年少就外出奔波，需要早点确定婚事以专心于事业；婚后“不落夫家”，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母方“投资”并未得到女婿确定性回报，女儿“以工代赈”用“出口转内销”方式进行劳力弥补。封建伦理的硬约束不容许女性轻易改嫁，结婚是一项高风险性投资。惠安女自幼参加劳力活动，以防婚后男人变故后丧失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惠安女必须承担那些粗重体力活。有个错觉，惠安男人似乎很懒？不然，他们在家的时候并不多，亲情是稀缺的，多多抱抱孩子是一项不错的亲情投资；休息也是为再番打拼积蓄能量。

如果约束条件不发生太大转动，人的行为也不会随之有明显变化。我们可以推测，建国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惠安人的实际生活质量甚至可能下降！手工业和渔业（台湾海峡）被限制，缩减了惠安人的选择集合。

开放后，历史积淀的专门信息成为惠安人独特优势。惠安男人轻车熟驾重操旧业，女人从事体力活的分工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有效——传统男女分工的比较优势并未根本性改变。本地人口达1100人/k㎡，经济起飞阶段，外地劳力对本地低端产业（粗活）的冲击并不明显，劳力质量并不逊色的惠安女仍然可以大显身手。（表中，轻工纺织业的产生显然顺应了惠安女性就业，其它则为传统强项。可以推出发展初期，外来工对惠安女挤压不大）

不过随着经济积累，选择范围会不断地扩大，惠安女的行为会相应改变：可以当老板、包租婆、食利者…。也许，以后只能从当地的旅游节目中领略旧日风情了。

1、 为什么古代中国南方沿海多侨民？交通便利只为外迁提供了必要条件。人口增长引发的生产要素价格变动是重要的原因。达不到生存临界点，人口便不会轻易外迁。如北方比南方有更肥沃的耕地；广西和台湾是因为原住民抵制住了中原移民的涌进；同是南方，富饶的苏杭人用脚投票的频率更少些。惠安模型适合解释浙江南部、福建和广东侨乡的形成。

2、 看似古怪的惠安分工模式，正是当前内地农村的写照。君不见“农忙双抢”时挥汗如雨的993861部队吗？这么看，沿海地方才是更早的民工输出地哦！要知道那时候沿海可是被流放之地，内地才是人人向往的文明之乡。三十年河东啊！诸位既能对民工潮侃侃而谈，对惠安女现象又岂可一言不发？

小弟即兴说几句，欢迎各位前辈继续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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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2:59:38编辑过]

解释的很好，不过还有几个问题请教。

1。 惠安男人从事的事业回报比女性高吗？证据？男性出海等操劳，何时停止？

2。惠安女住在娘家直到生产之后，还是一辈子都这样?

3.男人在惠安的地位究竟怎样？

15楼的解释是不错的，但历史变迁的解释还不能让人信服。事实上，类似的分工还有福建省甫田地区的男女劳动分工，与15楼描述的相似，尽管他们的风俗存在差异。但是，为什么古越人只有惠安和甫田这两个地方形成了这样独特的分工呢？

另外，随着惠安周边如泉州和厦门等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收益的改变之后，惠安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能够发生变化吗？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发生变化的时候呢？惠安女继续从事农田劳动的成本与收益之比，难道比她们到泉州和厦门打工收益更高吗？

如果不是，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宝德河曲州,十年九不收,女人挖野菜,男人走口外.

以上是对山西某个地方的一段俗语,在山西流传很广.算是当年走西口的写照.口外是说现在的张家口之外的地方.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多的贸易机会,山西也会有同样的分工吗?感觉不太可能,一直到了我奶奶这一辈,山西基本所有的女人还是都要缠小脚的.惠州女要从事体力劳动,估计是不会缠小脚的吧,但为什么他们可以免除这个约束呢?

15楼论证详细,十分佩服.但似乎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说清楚:惠安的男人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如果是附加值更高的工作,那家务由谁来承担呢?老人?如果老人可以承担家务,女人可以从事一般附加值的工作,男人从事更高附加值的工作,惠安就应该是个效率很高的地方吧.根据我的了解,在中国历史上家务似乎是很繁重的,如果女人完全脱离这个工作岗位,老人恐怕承担不了如此的工作.所以,问题还是在于,惠安的男人到底是出去打鱼了呢还是留在家中承担了家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8 22:33:20编辑过]

我想，男人外出讨生活是有其意义的。不管一个地区如何落后，如何母系，在大部分地区，大部分行业，尤其是利润高的行业，都是男人有优势，所以，讨生活就要竞争，这主要是男人之间的游戏（女同胞不要有意见）。这是闯口外、闯关东、 乃至闯江湖的原因之一。这不能说明当地，比如惠安，男人的地位低。

但是，惠安女在有了更多选择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从事体力劳动，很令人困惑。有一家石材厂的名字就叫惠安女，很说明问题。

谢谢诸位的有益讨论，逼着我不断去思考：）。

我的分析思路：既然是讨论分工模式，那么离不开比较优势原理；自然禀赋是约束条件；生产要素的价格是重要变量。由于搜集一手的当地各项历史资料比较困难，基于以上分析思路，根据资料碎片重构15楼的历史描述。如果发现与真实历史有出入，敬请指正。

ren兄的第一个问题，我在15楼试着间接推测了下，粗略地分析了沿海哪些地方容易产生侨乡。现在让我们将目光重新转向福建省内，去解释惠安和莆田(?)奇特的分工模式。南靖、福州、晋江、惠安、南安、莆田、厦门和泉州是福建八大侨乡，这些侨乡全分布在福州—厦门一线狭长破碎的沿海微丘平原（再看沿海其它侨乡，也有着类似自然条件）。15楼对惠安的历史分析，也可大略用于这些地方。福建沿海其它地区多为山地，古越时期基本无适宜农耕之地；客家人对其开发兴趣不大，当地也就不会有人口超临界值之说，自然禀赋约束了侨乡产生地。(要加深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建议到earth.google.com下载地图查看软件，很容易使用的。)

那么，在福建八个侨乡内部，为什么惠安和莆田(?)的分工现象会格外突出呢？这应当考察它们的区位因素。历史上泉州和厦门是重要的贸易中心，福州则一直充当行政中心的角色。南靖、晋江与南安紧靠泉州和厦门，惠安与莆田位于泉州和福州间的地理中点附近；经济辐射对惠安和莆田影响相对要小。这意味其它侨乡的女性参加商业活动机会较多，而惠莆两地女性则更多被锁定在农活上。以上分析可以解释从古代到80年中期惠安分工模式的存在。

15楼的分析中，并未排除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如果制度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的话。昨晚写得仓促些，确实未能很好解释ren兄的第二个问题。厦门81年开办经济特区，沿海开始出现大批私营企业，福建变成民工输入大省。一部分惠安女可以进厂打工；外来人口增多使得对农业需求增加，现代农业技术的提高可以改良贫瘠土地，惠安女继续从事农业的收益增加；一部分惠安女可以在传统强项—如石雕上继续保持优势（注：惠安有“中国石雕之乡”美誉）；还有一部分与内地劳力进行价格竞争落败，不得不继续承担挑石料等粗重活。虽然时代变化，但是比较优势项目不变，故分工模式不变。

当然，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分工模式会逐渐变迁。但是传统的力量、文学作品的描述使得外界对惠安女的印象改变缓慢。和短短10多年的时间相比，意识形态的改变要缓慢得多。有意思的是，政府要加强人们的这种传统认识，将“惠安女民俗风情”列为特色旅游支柱产业。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0-19 0:42:07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