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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改：容克地主的资产阶级化进程
■ 文 王雨珂-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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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层次
可以从三个角度分析国企混改。这三个角度，同时对应了看待问题的三个层次。
技术层次：国企混改对国企效率的提高；
社会层次：哪些利益集团在推动国企混改；
理论层次：制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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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次：国企混改对国企效率的提高
国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独立记账的生产部门
生产原材料上级划拨，生产收入上缴，生产计划上级指定。干得好，得一面小红旗；干得不好，组织批评。此时，国企只具有器官功能，不是一个完整的活体。
▌阶段二：结余款发放给员（gao）工(ceng)非营利性组织
和苏联一样，当官僚阶层有了自我意识以后，国企也有了自我意识。正巧此时改革开放，于是国企从器官进化到了系统。此时，国企原则上依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中央把农业承包制思想运用在国企后，除开上缴的所得，结余款可以奖金的形式发给员工。此结余款被称为让利。

这个游戏规则的问题是，由于各行各业情况不同，所有没有统一上缴比例。因此对企业高层来说，与其苦思经营方法，还不如和上级争取少几个上缴比例百分点。面对乱象，朱镕基上台后，大立推动利改税。
▌阶段三：政府的第二税收部门
2003年后，国企以法国等国的国有企业为模板，进行了新一轮改革。改革的核心理念是，在维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企业日常运营完全市场化——聘请职业职业经理人，企业运营完全以市场情况为指导。至今为止，这次改革基本烂尾了。这是因为，毫无竞争，哪里来的市场？特别是在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影响强大，相当多的国企披着市场化的皮，享受着高额垄断利润。
这次国企混改，实质上是延续2003年改革思路的新执行方针。于是效果也必然和之前一样——能提高资本回报率，但不会提升生产率。即国企赚钱的能力越来越强，但这并不是由于国企产品做得越来越好，而是垄断程度的加深和资本运营的水平的增长（如炒房）。
由此可见，中国国企，不过是农业帝国时代盐铁专营的延续。它不是国家大量持股的企业，而是政府的第二税收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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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层次：哪些利益集团在推动国企混改
安兰德的世界里，推动世界发展的是一小撮精英。同样，推动国企改革的，除了发展的大趋势外，还有部分党政官员。

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德国容克地主很相似——两者在前一个时代都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两者对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合法性都在下一个时代面临挑战。容克地主在面临资本主义狂潮时选择改革，并在完成了资本主义化后将德国资产阶级封建化，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选择改革。但当改革最终触及到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之时，他们大多成为改革的阻碍。
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中国容克地主。而国企的改革过程，就是容克地主资产阶级化的过程。在利改税阶段，容克地主享受了改革的好处，却不需要承担企业经营的风险。03年国企改革后，特别是上市之后，垄断行业在容克地主的小圈子中瓜分完毕。再加上06以来房地产的暴涨，容克地主已经是名符其实的地主。
不过，容克地主内部也清楚，当前脆弱的局面可能无法维持太久，当革命退潮以后，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以规划的名义无偿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对容克地主来说，在时代变迁（如政党轮替）之后，容克地主们还能继续保持对重要行业的垄断地位，以此保住自己大资产阶级的地位。这才是精英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于是，有了国企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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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层次：制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
中国主流经济学中，有两个小学生算数级别的经济学共识：产权私有化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减少人口数量能提高人均财富。
在奴隶制时代，这两个结论或许有些许价值。那时候，奴隶是一种生产工具，在记账中记入成本一表。和人相比，奴隶最大的特点是其消费的功能被否定掉了。改革开放后，上面两个观点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理念之一。于是中国得到以下结果：中国重要的“比较优势”，“人力资源丰富”得到了丧心病狂的发挥，同时，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对出口的依存度达到了67%。
可见，中国国内的消费被压抑到了何种程度。
产权私有化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个理论如今依然是指导国企改革的方向性理念。这证明，直到今天，中国精英在思想上完全还没有经历过工业化，也没有想清楚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200年前，亚当斯密说过，工业时代最重要的是分工和合作。在20世纪，工业生产已经完全从工业化初期的小作坊时代发展成了大工厂联合生产。例如制造战列舰，需要100多万个零件。执行一套如此复杂的工序，决不能只依靠市场的力量，而需要精密的生产计划。因此，20世纪大型企业联合体，康采恩、卡特尔、托拉斯都得到巨大的发展。
在现代工业，一个大型企业集团内部，实质上在实行一种计划经济管理。大型企业集团本身，则是封装好的模块，对外实行市场化竞争。无数个对内计划经济，对外市场经济的大型企业集团，则构成了现代经济本身。现代经济很像是封建时代的战场，大型企业集团就是一个据险而守的城堡，金融资本则是在平原上战无不胜的重骑兵军团。

苏联经济的衰落，通常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失败。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苏联经济最大的弊病就是苏联大企业内部的计划经济水平不如欧美企业。苏联国企和中国一样，二战前是独立记账的生产部门，二战后发展成一个个无法从政府断奶，却又有极强盈利意愿巨婴。这些国企没有分析市场能力，没有独立研发新技术功能，因此无力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业产品，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造出那些破糙肉厚而又经常失灵的电视机和汽车。
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长期躺在地上挣钱的中国国有银行非常类似肥胖的苏联国企，面对消费者对清算和支付便捷性的需求不为所动，最终被线上支付打得落花流水。中国国企的根本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管理问题，没有建立一个面向消费者，面向市场的企业管理体系。所以国企终究是面向官场的官商旋转门的一面罢了。
国企纠结所有制问题已有30年时间了，我认为与其继续在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还不如直接引入华为的管理体系，或者找给华为设计管理体系的IBM，定做一套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
参考资料：
《德国历史的教训——关于财政资本和容克地主的政治作用》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变迁研究》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