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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轮宝钢改革来看，国资委最终确定了自己国有独资公司出资人的身份，央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将实行分离，方法就是建立新型董事会制度。
说实话，这一拷贝于新加坡现有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方法最终定局，并不出乎人们的想像。国资委屡次取经并赞不绝口的，就是新加坡国有资产尤其是淡马锡的经营管理模式。在另一方面，目前改革的客观条件也限制了选择产权改革这一道路的可能性。
首先，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被赋予保值增值的任务，“代表先进生产力”，因此，必须有相应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与之相配套。在内部管理层负责制的试验失败之后，目前国际市场盛行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信托制度，几乎是饱受出资人与管理者一身二任攻击的国资委的唯一选择。
其次，郎咸平对于“国退民进”的抨击以及中国国有企业缺乏的是信托责任、市场经济的立足根本是信托责任制这样的论调引发应者云集，舆论对于MBO一边倒的抨击，说明中国尚不具备或已经丧失了产权改革的时机。郎咸平所说的“一块这样的土壤引进西方产权制度，必将造成贫富悬殊，社会动荡”，与李荣融前些时日高调表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搞好搞坏，跟所有制没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所有制里都有好的企业,也都有差的企业,关键看是否按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办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当然不能就此简单下结论，说国资改革的李荣融模式，就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加郎咸平的理论内核。但李荣融去年6月在新加坡表示，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国有资产的管理经验，“我们这次是带着国有全资企业该怎么建立好董事会这个问题来的。通过考察学习，我们得到了圆满的答案”，而答案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董事会是最核心的问题。央企外部董事要占一半以上，不能内部人占多数，要独立公正发表意见，要能独立承担责任，落实经济责任。”
淡马锡制度的核心未必就如李荣融所说就是内外部董事比例适调的董事会制度，我们不应忽略新加坡的总体法制、经济环境以及《新闻周刊》对新加坡经济所作的评论，“新加坡把整个国家当成亚太地区的‘对冲基金’，越来越把自身命运与亚洲其他地区相结合”。我们拷贝了董事会制度，而无法拷贝制度环境，以及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势头。如果央企的董事会仍然只对国资委负责，唯国资委马首是瞻，那么与现行的管理层负责制又有多大区别呢？曾经的新加坡中资企业的优秀代表中航油的折戟沉沙，也说明光有一个表面上的健全的董事制度，并非企业董事会拥有信托责任的关健。
可以说，中国改革史的焦点就是国企改革，目前市场所纠结的资本市场、银行上市等种种经济难题，都与国企改革的滞后密不可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经营不良是由于产权原因还是其他原因，一直争论激烈，从国资委现在的路径选择来看，产权论已然遭到抛弃。
李荣融模式真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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