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结论： 厉以宁股份制的巨大“陷阱”

以下是引用llovekina在2005-10-30 19:07:09的发言： 好像都是这里是周其仁的学生。要对你们的老师提出挑战。让他解释一下德国公司雇员参与决策是什么代理制？为什么中国不能实行？是不是周其仁要去当独立董事的原因。

周其仁老师是我所佩服的，但“周其仁”三个字并不等同于“产权理论”。德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相关人”理论。股东投入的固然是专用性资产，但是雇员的在“干中学”形成的劳动技能同样也是专用性资产，对公司总价值同样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产权，对企业的管理权以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应当得到承认。

事实上，美式公司治理与德式公司治理模式正在不断接近，德国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违背了产权理论，恰恰是进一步尊重“活产权”的结果。

德国模式并不等同南斯拉夫模式，以德国模式来否定产权的重要性是荒唐可笑的。产权的重要性，并不能以竞争和“立法授权”来取代。只有当“立法授权”尊重了私有产权（包括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产权）的最终约束，这种授权才能有效。美国如此，德国如此，南斯拉夫的失败同样在于此。

而政府该如何“授权”更有效率，交易费用是一个关键变量。德国的“劳”和“资”双方面情况都和美国大不相同，有效的公司组织模式当然可以大不一样，但我以为这并没有改变产权理论和信息理论的一般结论。我们的分析家们，往往太过注重现象，而忽视约束条件。

我个人以为德国模式倒未必十分适合中国。首先中国的民营资本家没有德国那么“寡头”，其次中国也没有像德国那样有真正强大的工会力量和左翼传统。第三，中国没有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来支持“银行主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1-2 16:19:29编辑过]

对587家中国上市的股份制企业的大量数据的数理统计结论早已不是什么个别现象了，而是普遍现象。又有那么多动辄几十亿，几百亿，接连不断的实例摆在那里，已经证明产权论用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不是么？对这种普遍现象不予重视的经济学家应不配为经济学家了。

真正的经济学家应重视这种现象并提出有效措施建议改之。

产权理论只是解释经济现象的一种理论而已，且争论性很大。德国制度是相当程度上的雇员治理。它证明雇员治理的有效性。

“但是雇员的在‘干中学’形成的劳动技能同样也是专用性资产，对公司总价值同样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产权”------既然承认德国工人的人力资本可当成“产权”来解释，承认人家公认的“产权”，为什么只提倡中国企业管理层的“产权”而不大力倡导中国工人的“人力资本产权”呢？难道中国工人不是工人么？难道中国的工人就低等？解释人家的能这样解释，用在中国就只提管理层产权，为什么一用就用偏了。

顾雏军们有产权了，企业被他们搞完了，总经理锒铛入狱得那么多。你们的“产权约束”就用错了，没提倡中国工人的产权约束，是不是故意用错的？德国银行机构的我们不必学，你是对的。但德国的职工治理我们若不学，中国只有落后的份。

另外纯理论经济学家是不能兼任企业董事的，否则“屁股决定脑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没有监督机制官本位的体制中。理论家的情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对不对？

产权论用于中国

德国的模式可不是什么“雇员治理”，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强调雇员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德国模式同样重视货币资本的重要性，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从未被忽视，这就是“德国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的最大不同。德国模式的特点是银行主导可不是“雇员主导”。

从理论上来说，某一个行业的某一工种，如果其技术含量越高，专业性越强，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可流动性越差，其人力资本投资的专用性就越大，就愈加需要界定这种人力资本的“产权”。德国工人技术含量之高，分工之细举世无出其右，基本上所有的德国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而在德国，大约占15%左右比例的非技术工种都由土耳其及中南欧打工者来承担的，这些人都不拥有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同时德国国土面积狭小，劳动人口不多，可流动性也很差。资本却相对比较丰裕，德国的储蓄率相当高，对外贸易常年顺差。

上述特点决定了靠技术立国的德国经济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本产权的保护力度，在均衡下也必然强调雇员的人力资本产权的重要性。

但是在中国现阶段，90%以上岗位大概是一个农民培训一周就能干的了的，一个缝纫女工，改行去扳油泵压机通常也没有任何问题。一家国有企业除了绝少数关键岗位外，把人全换一遍照样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有何人力资本可言？又从何界定“人力资本产权”？

实际上，如果真有人力资本，即使政府不界定，市场照样会尊重。为什么技术含量高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私营的门诊部通常是合伙制？这是为什么？。在我所处的地区，民营企业中关键岗位的“师傅”通常是拿分成而非固定工资，这又是为什么？在江浙，一个好的技工工资可以高达6000----8000元，国营企业这么多下岗职工，为什么就没人能去应聘？

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国企职工，在干的其实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能干得了的活，我们凭什么认定他们就该有“人力资本”而农民没有？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力资本”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资本，技术以及“企业家才能”（当然不是顾雏军之类官商勾结的企业家才能），应该首先保护什么样的产权，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长期在人浮于事，设备老化，技术陈旧的国企中就业的下岗职工，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责任，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该学习知识的时候没有学到知识，在该学技术的时候没有学到技术，这是历史的玩笑和政府的失职。年纪大了，却要面临改制下岗。我从来不赞成张维迎方案，企业转制过程中他们应该获得一份资产，他们应该凭借“货币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来获取“剩余索取全”和“剩余控制权”

德国工人都是高级技术工人，而中国“绝大多数国企职工，在干的其实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能干得了的活”。所以德国工人就佩得雇员选举参与公司治理民主治理制度。德国工人的法定民主权利就可以解释成“人力资本”的“产权”。这就是主流否定自己国家职工权利的借口。德国工人“技术含量之高，分工之细举世无出其右，基本上所有的德国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请给出德国公司中纯德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数据，经济学家应以数据说话。

我们都知道，一个公司中都有简单工作，也有技术工作，简单工作如分信件的，接电话的等，生产线上简单装配的工人等，的却这些工作可能只需要两周培训就够了，在德国公司中他们同样有选举权利，纯德国人不可能没有从事这样简单工作的。即使是楼上所说的“大约占15%左右比例的非技术工种都由土耳其及中南欧打工者来承担的”的“低级”工人只要是进入到这样的公司里恐怕就有了选举权。可见不管是不是技术工人，都有同样的选举权。用“人力资本产权”解释是不是夹生的“生搬硬套”呢？这种“生搬硬套”多么勉强，多么也不合所谓的“产权”论。

另外，中国有多少工人拿到了国际焊接认证，造中外船只，造真空压力容器；中国有多少技校培训的技工再上岗，中国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说中国职工普遍技术低下也是一概而论，不符合事实。因此论定他们不应该有在国企中的选举监督权力者更是“主流”的主观臆断。

身为中国人，身为经济学者，这样对国人妄自菲薄，否定企业的民主治理制度，很难证明自己素质就高于别人。

《职工治理为主是我国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成功的唯一途径工治理》，不知道这个论段有什么理论依据

如果有100％的利润，投机者就会敢于冒着风险赚取利润。如何抑制投机者的投机行为，唯有严密的 制度设计和开放的 舆论环境。

以下是引用llovekina在2005-11-6 2:08:06的发言：

德国工人都是高级技术工人，而中国“绝大多数国企职工，在干的其实是任何一个农村劳动力都能干得了的活”。所以德国工人就佩得雇员选举参与公司治理民主治理制度。德国工人的法定民主权利就可以解释成“人力资本”的“产权”。这就是主流否定自己国家职工权利的借口。德国工人“技术含量之高，分工之细举世无出其右，基本上所有的德国工人都是技术工人”。请给出德国公司中纯德国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比例数据，经济学家应以数据说话。

我们都知道，一个公司中都有简单工作，也有技术工作，简单工作如分信件的，接电话的等，生产线上简单装配的工人等，的却这些工作可能只需要两周培训就够了，在德国公司中他们同样有选举权利，纯德国人不可能没有从事这样简单工作的。即使是楼上所说的“大约占15%左右比例的非技术工种都由土耳其及中南欧打工者来承担的”的“低级”工人只要是进入到这样的公司里恐怕就有了选举权。可见不管是不是技术工人，都有同样的选举权。用“人力资本产权”解释是不是夹生的“生搬硬套”呢？这种“生搬硬套”多么勉强，多么也不合所谓的“产权”论。

另外，中国有多少工人拿到了国际焊接认证，造中外船只，造真空压力容器；中国有多少技校培训的技工再上岗，中国有多少工程技术人员，说中国职工普遍技术低下也是一概而论，不符合事实。因此论定他们不应该有在国企中的选举监督权力者更是“主流”的主观臆断。

身为中国人，身为经济学者，这样对国人妄自菲薄，否定企业的民主治理制度，很难证明自己素质就高于别人。

我是做医生的，“经济学者”四个字和我倒是八杆子打不着，倒也从来不敢妄言“素质”二字。呵呵，您高估了我，低估了“经济学者”。

但是事实我们应该尊重。“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客观存在，和种族歧视无关，更和“妄自菲薄”无关。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事实层面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还要数据，我只能说你太缺乏常识。在德国，有一张或者几张各类技术证书的人占就业人口中的比例高达98%（顺便说一句，这可不是中国的那些捣浆糊玩意儿，德国的二元教育体制下职业化教育水平之高同样举世出名），而德国的企业，你以为都是中国的那些国企？有恩多发报纸的大爷，看报纸的工会干部，喝茶的政工领导？有限的一些非技术岗位，基本上都是由外国打工者承担的。主要是清洁工，园艺工，保安等等，倒是接接电话的文秘，在德国有很高的专业化要求，可不是随便让哪个领导的闺女就能干得了的。

而外籍员工“恐怕”不享有董事会的选举权，这在德国公司法里说得清清楚楚，用不着我再来给你列举“数据”了吧？

而在中国，技术工人的比例不会超过就业人口的5%，其中还不乏混饭吃的所谓“高级技工”。真正有本事的“师傅”，现在走到哪都吃香的很，哪里还用得着劳您的大架来替他们界定“剩余索取权”？因为即使在美式公司治理下，通常也规定了“技术折价入股”这一条。而要以法律的形式来普遍界定“技术”的产权，前提条件必须是技术是一种普遍的人力资本。

德国的公司治理根本不是什么“雇员主导”，更不是“民主治理企业”，而是在其特殊的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特殊产权安排，德国模式尊重雇员的人力资本产权，但他更尊重资本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类似德国的约束条件，中国不具备，也不可能短期具备。依我看，象您这样既不懂最基本的理论，也搞不清最常识的事实，拿着一个“德国模式”就四处晃悠，倒是颇有点“生搬硬套”的意味。

“产权经济学”是一种理论，而这种理论至今没有遭到事实否定。在公司法的历史实践中，国家主导模式和雇员主导模式毫无例外地受挫。同样是在德国，前东德大批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逃往前西德（这是导致修筑柏林墙的一个重要原因），难道他们都是政治岐见者？还是东德的“雇员主导”力度更比西德差？

以下是引用yanaoyi在2005-11-6 18:49:09的发言： 《职工治理为主是我国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成功的唯一途径工治理》，不知道这个论段有什么理论依据

这种话当然不会有任何理论依据和事实依据。这年头的人，都敢说话着呢，哪跟哪够还没搞清楚就敢说“唯一”，好像他自己试过了一样。

以下是引用natural在2005-11-6 20:45:50的发言： 如果有100％的利润，投机者就会敢于冒着风险赚取利润。如何抑制投机者的投机行为，唯有严密的 制度设计和开放的 舆论环境。

投机者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往往为社会带来一些利益；而“制度设计者”在为自己牟利的同时，很多时候是给社会带来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