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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病”的病理已经埋下
李稻葵说，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中国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一是国内消费疲软，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储蓄太高，这是因为我们整个经济的总体需求不够，长期以来一直是依赖高速增长的出口以及贸易顺差来支撑我们宏观经济的增长，二是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重太高。
李稻葵说，这“两高”所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很具影响力的经济体出现了彼此对称的经济上的缺陷，“就像是两个瘸子在跳舞一样，非常笨拙，彼此都被拖住”。
最近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性会议上，与会的专家对近期全球十大金融风险做了投票预测，结果发现排在前几位的风险如石油价格等都与中国有关。
显然，来自中国经济的任何波动都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虽然从客观上讲不能完全指责中国经济，但这导致了在国际政治里，我们过早地介入了一些争议，把美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和我们扯到了一块。”
李稻葵认为，中国经济运行中“两高”的第二个后果是中国经济过早地进入了“日本病”的怪圈，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很多情况与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非常相似：国内需求不够，长期依赖出口，然后出现了国际社会对本地货币升值的强劲挤压，强劲的压力导致大量资金进入，进入之后又造成资产价格上升，然后银行体系出现了很多隐患，这些隐患短期内表现不出来，长期之后一旦暴露就会出现泡沫破灭，使整个宏观经济进入萧条期。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患上‘日本病’，但‘日本病’的病理已经埋下。”
二、改变城市化的方式
李稻葵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是改革城市化的方式。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大动力，中国目前消费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的消费没有起来，对于如何提高农民消费这个问题，目前已有的共识是要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要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收入水平。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不在农村。”
李稻葵说，如果仅就农村和农民来解决农民问题是违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方法应该是“消灭”一部分农民，把其转换为非农民，从而把农村的一部分消费转移到城里来。
“中国现在城市化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简单地扩大城市的土地规模，而不是允许农民变成城里人。举例说就像是浦东模式和深圳模式的区别一样。我每一次去浦东都非常地悲哀，到了晚上就没有人，就像是美国的郊区一样。这不是城市的发展。而深圳正好相反，深圳是先移民，移民之后产生了对土地的价格对
房地产的需求以及对城市扩张的自然的市场的动力。这才是正常的人类历史自然发展的基本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违反了这个过程呢？李稻葵说，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一直没有开放。改革开放25年来改变最少的一个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对于那种一放开户籍制度就会产生孟买、加尔哥达等新的大城市的综合病的观点，李稻葵主张应该向改革要出路。应该考虑用跨国移民的方式逐步地、有秩序地放开户籍制度。
“就像是中国人要移民到澳大利亚一样，你先得找一个公司，然后通过公司的考验，公司觉得你适合它的工作再发签证和绿卡，然后就可以把全家搬过来。这种方式会更符合城市化的基本规律，亦可以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及消费疲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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