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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期执行—-关于高薪养廉的思考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在这个时期内难免会出现许多问题，腐败现象严重就是其中
之一。问题的出现并不可怕，因为那是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可怕的是对问题置之不理或
消极逃避，而不去迎难而上，认真地解决问题。
面对日甚一日的腐败之风，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高薪养廉”即是其
中之一。这个办法很早就有人提出，之后也一直被不断争论，可谓毁誉参半。那么，我们
中国究竟应不应该高薪养廉呢？治理腐败还有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办法呢？这正是本文所
要关注的问题。
一.高薪养廉的作用机理
对于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高薪养廉在我国为什么能
起作用呢？笔者认为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这样的政治
经济状况就使得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很单一，很简单化，官本位特征明显。传统的重农抑
商政策又使得商业阶层发育不充分，社会地位较底。这样，传统中国官员的社会地位与经
济地位是基本上高度一致的，权利的分布与财富的分布趋同，加之封建主流文化对入世作
官的高度肯定，使得官吏们的优越感相当的强，并且很少有人关注下层人民的疾苦。但即
使是这样，封建社会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廉正状况非常好，除了新社会新气象使人们思想纯洁觉悟较
高等原因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下社会财富并不充裕且分配较平均。“
民不患寡，民患不均”。所以百姓的心态较平和，政府官员也都能约束自己，而且其中很
多人是根本连腐败的念头都没起过。
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转型，市场经济开始取代计划经济，社会结构复杂化，财富的分
配开始不再平均，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国有经济困难，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尽管纵向有提
高，但在横向的对比上已远远落后于其他新兴阶层。虽然公务员的经济状况要远好于大多
数人，但正如前文所言，中国吃皇粮者的特点是比上不比下总拿自己和最好的比，所以尽
管在经济地位上超过他们的人不多，但往往是比他们高出一个层级的巨富，如此一来有的
官员受不了了，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这时他们再对比从前，就会嘲笑建国之初的前辈而
缅怀明清的“先烈”，进而产生补偿心理，开始慢慢地侵吞公款，行贿受贿。这样的心理
多存在于中下层官员，当他们中的一些人渐渐升迁至高位时，大案要案就要发生了。
由上可见，高薪养廉还是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但其作用对象不是胡长清、戚火贵之
类的大贪官、大败类，而是普通的公务员，是要通过减少处于法律与道德边缘的小型腐败
活动来自下而上地治理腐败。即高薪是为了养廉，而不是肃贪。高薪养廉是一种预防，这
也决定了它不是治本的药，因而也就不能完全依赖其实现对腐败的治理，这其中的辩证法
要搞清楚。
二. 什么情况下适合高薪养廉
许多人提出在中国实行高薪养廉主要是受新加坡的启发，其实，高薪养廉古已有之。雍正
帝时就曾实行过养廉金制度，以期官吏的清廉，但效果并不明显，清朝后来的贪风炽烈在
中国的历朝历代中是数得着的。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模式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此之前
政治腐败曾是新加坡人民习以为常 的一种生活方式。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执政后
决心清除腐败现象，为此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高薪养廉就是一个成功的办法，针对亚
洲的政府官员往往因为工资报酬低而进行腐败行为，新加坡领导人认为与其让腐败的官员
贪污掉更多的财富，还不如提高他们的待遇，使其没有必要去贪污，由于高薪增加的政府
开支及公民所缴税款会远远低于因腐败而损失掉的财富，所以这样做节省了大量的社会财
富。新加坡公务员的待遇有多高呢？该国包括政府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官员的工资水准在发
展中国家都是相当高的，中高级官员薪金比西方发达国家还高。新加坡总统月薪为39425
新元(1美元约合1.95新地)，总理月薪为38275新元，部长为22100至28725新元刘洪潮主编
：《外国廉政之道与腐败之风》，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最上面三级文官工资为
；三级文官月薪21700新元(不含补助，下同)，二级文官为18800新元，一级文官为15900
新元，若含补助实际收入更高。政府官员的薪金与私营企业雇员薪金不相上下。此外，政
府还给公务人员以各种补助金，公务员退休后还有数量可观的养老金。特殊部门公务员(
如警察、外交官、反贪污调查局官员)退休后可领取高额退休金。这种优厚的待遇大大减
少了公务员从事腐化行为的动机，促使他们珍惜自己的工作。在文官系统内还拉大工资差
距，实行待遇与责任相挂钩的原则，同时为下级官员向上流动提供畅通的机会。这样，既
增加了高级官员的责任，又激励着下级官员忠于职守，认真工作，以获得较高的待遇。
高薪养廉在新可以说是取得了成功，那么它适合不适合我国呢，这就要看高薪养廉的可行
性条件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笔者将其初步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此处的“一定程度”不是绝对的，不同国家大小不同，人口
多寡不同，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周边环境与国际地位不同，所以其适合高薪养廉的经济
发展水平不可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国家有能力在保证人民有一个满意的物质
生活条件下对公务员实行高薪。事实上。从某个角度看，在一个相对民主的体制下腐败的
出现说明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有剩余的社会财富供不法分子贪污。但腐败若不及时
治理最终将导致经济的倒退，这也是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让我们看一下当今世界高薪养
廉成功的范例，奥地利、瑞典、瑞士、新加坡、智利、津巴布韦等，这些国家都推行了官
员的高薪制度，其共同点是：官员不仅薪俸较高，而且还有其他待遇，各级官员薪金依级
别拉开档次。而其中除了智、津两国，都是发达国家。新加坡在开始高薪养廉时虽不是发
达国家，但其经济发展高速度使其得以在短期内达到相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弥合矫正
因廉正制度的超前性而产生的政治经济不平衡。
2.健全的监督机制、法制及严厉的腐败惩罚措施。人都是有贪欲的，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会有腐败的发生；人又是有理智和道德的，所以就有可能将腐败控制在一个较小的程度
内。如果说高薪养廉是从动机上对腐败进行抑制的话，那么监督机制、法制及惩罚措施则
是从结果上警摄与否定腐败。健全的监督机制限制腐败发生的余地，健全的法制使界定腐
败、惩处腐败变得有法可依，使得反/腐败程序能够清晰高效的运行，严厉的惩罚措施则
会提高腐败的成本。政府官员有了优厚的待遇，腐败的动机相对削弱，再加上上述的措施
，必然使得腐败的成本大大提高，对于追求利益的官员而言，收益要大大低于风险，所以
奉公守法就成了大多数官员的最优选择。如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考文帝曾规定，凡犯赃绢一
匹以上的处以死刑，枉法不论多少一律处死。诏令一出，便有４０多个刺史以下的官吏因
犯赃而被判处死刑。明代朱元璋规定官吏贪赃８０贯钱处以绞刑，并剥皮塞草示众。在处
理户部侍郎郭恒贪污一案中，他下令杀死案犯几万人，其中六部侍郎以下官吏达数百人，
追赃７００万担。
在新加坡，政府立法明确、执法严明，建立了直属于总理的反贪污调查局，监督机构独立
于行政机构，有政府的充分授权和大力支持，人员精干，有较高的职业操守，经费充足。
香港的廉正公署于1974年成立后，也以严格的执法很好地扭转了之前在香港“腐败成为生
活一部分”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监督机制不仅要针对腐败者，也要针对执法者使其难
以滥用手中的权利，不然，增加一个反贪局一类的机构只能是给腐败增添一份力量。
3.科学的公务员制度及精干的公务员队伍。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而言，制度优越才是真正
的优越。只有建立起一个科学的、高效的权责明晰的公务员制度，才能使高薪养廉发挥作
用。这个体制内应该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有严格执行的奖惩办法，使其向良性方向循环发
展。任何优越的体制都要由人构成，所以一支精干的公务员队伍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其中
的公务员在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外，还必须具有职业操守与自律精神，有抵御不正之风侵
蚀的能力。我们国家50年代那些国家干部在这方面作得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经历过
那个年代的人十分怀念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的原因。目前的一些新左派也歪曲地利用这一
点来否定现行的改革开放大方向。可见精干的行政官员对于一个国家是多么重要。还有一
点一定要、注意，那就是精干之“精”的含义，公务员队伍的人数一定要合理，膨胀的官
僚队伍不仅会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更为重要的是会加剧人民的负担，把大量的税收
浪费在闲人的身上。国家即使实行高薪其成效也会被巨大的、不必要的分母所分解掉。其
结果是国家投入了巨大财力，但分配到每个公务员头上的增量可能只有几十元，反而会引
起他们的不满进而助长腐败。
三.我国现阶段适不适合高薪养廉？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笔者一直认为高薪养廉只要运用得当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
经过仔细思考和对相关资料的考察，我发现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推行高薪养廉的条件。
首先，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经济发展还不平衡。高薪养廉，最重要的一个字是
“薪”，这是最基本的问题，没钱你拿什么“养廉”？这些年来，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但国家的才财力还不够。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利、债、费”，
可当前的中国社会偷逃税款现象严重，国有企业处境艰难，债务收入有限（这本来就不是
财政收入的主体），乱收费虽然严重但大部分都流入了各级地方部门的小金库，而公务员
的薪酬开支要由国家承担。所以，目前国家的收入状况尚未达到最优。还有很多社会问题
需要国家优先考虑，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当我国尚有大批适龄儿童因贫困而失学时，当
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衣食无着时，当三农问题日益严峻时，当国际形势要求大笔军费开支时
，高薪养廉确实显得并不那么迫切（不是指治理腐败不迫切），高薪养廉是要有具体的实
施阶段的，无论提前还是滞后都会带来不良后果。而我国 目前显然还不到这个时候。也
许友人会说，新加坡也只/发展了很短的时间就开始高薪养廉，已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积
累起的综合国力为什么不行呢？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新加坡赶上了西方国家工业转型这
一发展的最好时机，其国际环境也优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它是小国，短时间内可以大幅
提高人民的平均收入，而且即使政策有问题纠错成本也相对要低；而我国是大国，无论何
其巨大的财富，一旦平均到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上就是一个小数字，而无论何其微小
的问题，一旦乘以13亿人、960万平方公里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温家宝总理的话，具体
语句我忘了），所以，中国的发展相对来说要慢一些（不是指整体的国力），领导人的决
策更要要谨慎。具体的国情是一切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所以现阶段我们的首要任务只能是
经济建设。
其次，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的行政体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行政体制的
发展明显滞后，许多早已没必要存在的部门还在忝列其位，许多机构的设置还相当臃肿，
在各地方，公职人员数量还在膨胀。笔者来自小城市，家长就任职于政府机关，对于其中
的情况较为了解。现在的行政单位，一个人的位置有两个到三个人，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各
种关系进来混日子的，不但帮不上忙，还经常帮倒忙，素质极为低劣。这样即使国家拨款
高薪养廉，也会由于狼多肉少而收效甚微。另外，目前中国的官僚队伍还没有文明的有资
格享受高薪养廉的时候。我不是说没有好的官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人现在还是少数
。也许在大城市公务员的素质提高较快，但在小城市，那种说话像文盲，行为如流氓的大
小官吏俯拾皆是，其贪污腐化现象之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笔者家乡流行着这样一句话“盟
（内蒙古地一级的行政设置）委大院里除了一个打更的老头剩下都可以毙了”。这些人又
往往相互勾结，形成一种严密的利益导向的非正式组织。可以想见，一旦高薪养廉实施，
这些利益受损这者一定会极力抵制，而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农村，中国
的主体其实还是农民，而直接面对他们的村干部作威作福如土皇帝一般（并非指全部，但
决不夸张），村干部的工资不由国家负责，如果其他公务员都高薪了，他们心理会平衡吗
？这也反映出行政体制的问题。
还有，现在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尚未健全，高薪养廉易导致进一步的腐败。首先是相关法
律的真空，在一些具体的行政过程中往往由于无法可依使得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导致权力
的膨胀与无约束状态。监督机构的工作很少能真正作到独立公正，而是经常受到行政部门
的干预而使监督不了了之。更有甚者，监督部门与行政部门相互勾结，共享腐败，以至出
现了某市反贪局局长在反贪风暴中锒铛入狱的奇观。其实，这是由于我们的机制十分不健
全吗？我看倒未必。行政监督不光是法院检察院纪委之类机构的职责，监督应该是自下而
上的、预防挽救的，而不应片面的成为秋后算帐，虽然亡羊补牢尤未晚也。依我看，我们
当前应做的是落实监督，把从前走过场的一些形式依照规定认认真真地完成就足以使我们
享用20年。比如说人大制，在全国都是徒有空名，但如果我们能真正发挥人大的作用，我
们的监督工作不可能不好，官员的腐败不可能不有所收敛。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社会风气不好，政治文明正处于建设中，缺少高薪
养廉的思想土壤。这一点不难理解，相信每个人也都深有体会。这种状况的形成有历史的
也有现实的原因。封建思想的残渣在解放思想的闸门拉起后，于历史前进的洪流中不可避
免的泛起，我们现实工作中许多体制上和做法上的错误也加剧了一些人思想的转变。其实
，中国人对腐败往往是嘴上义正词严深恶痛绝而心里却总有点向往和遗憾，“怎么老子就
不能捞一笔”。有的时候人们对腐败甚至还是嘉许的，认为那是“有本事”，“撑死胆大
的，饿死胆小的”这种心态的写照。这些人对高薪养廉是嘲笑与不屑的。还有一些群众过
于消极，认为腐败与己无关，对以高薪养廉治理腐败持漠视态度。如此一来，高薪养廉会
两面不讨好，恪守清廉的官员的心理压力也陡然增大，改革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四.最后的话
由以上分析可知高薪养廉目前在中国还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其作为一种有效的腐败治理手
段，终有一天会在中国得以实现。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文明化
进程，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财富在政治影响阶层中分配的相对均衡，中产阶级
的兴起，高薪养廉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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