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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说，传统的劝酒逼酒陋习助长了醉驾恶习。醉驾背后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即汽车文化和酒文化的冲突，如何处理醉驾体现了两种文化“谁优先”的思维。 公安部开展历时两个月的严惩醉驾专项行动，在四个“一律”的震慑下，一些司机主动放弃了醉驾。据悉，在广州，不少租车公司、酒楼考虑重新恢复代驾服务。而三天严查下来，酒吧、酒行、餐馆的酒品销售已出现20%~30%的下降。
从南京醉驾造成惨祸，到成都醉驾司机被判极刑，再到最近杭州保时捷撞人，一连串的恶性交通肇事血案，让社会对醉驾的关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这么迫切。醉驾，不仅直接威胁到个体的生命安全，而且已经成为公共安全的一大隐患。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来起诉醉驾杀人，甚至是呼吁刑法直接设置醉驾罪的呼声，既是社会对醉驾屡禁不止的无奈，也暴露出我们的制度和法律在对待醉驾上的过于宽容。
中国正逐渐步入“汽车时代”，而与之相应的则是酒精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凶残的“马路杀手”。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量，而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全球的15%，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在这其中，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每年竟达1.9万起，造成4054人死亡，几乎每3起交通事故就有1人死亡。血淋淋的惨案和教训就在眼前，但酒后驾车乃至醉驾杀人却愈演愈烈，这不得不让人们反思：当我们在严打醉驾之时，是否有必要对我们源远流长的酒文化重新予以审视。
国人自古就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人们喝的不是酒，而是感情。诸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是多少”……在这种酒文化的熏陶下，公务接待、亲友聚会、职场交往都离不开酒。而劝酒与逼酒似乎又是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酒桌上盛行的是“酒不喝醉，感情未到位”、“酒不喝深，办事不放心”，有报道说深圳市消委会去年公布的十大消费陋习中，“过分劝酒逼酒”的不良酒桌文化就名列其中。
一定程度上说，传统的劝酒逼酒陋习助长了醉驾的恶习。尽管《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酒后驾车，但鉴于酒文化的根植过深，汽车文化一时还未能对其造成有效冲击。因而，醉驾背后实质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即汽车文化和酒文化的冲突，如何处理醉驾体现了两种文化“谁优先”的思维。
在邻国日本，酒文化也相当发达，但与汽车文化相比，酒文化必须退居其次。日本的《道路交通法》不仅对醉驾司机予以严惩，而且同一车辆上的乘客也会被惩罚，即便这些乘客没有喝酒，也要承担连带责任。此外，警方还要追究向司机供酒者的相关责任。反观国内，酒品销售者不但不会被追究责任，反而担心严打醉驾影响酒的销售量，这种强烈反差不能不令人羞愧。
酒文化虽然包罗万象，但肯定容不得醉驾。因而，在严打醉驾之外，有必要对酒文化中那些劝酒逼酒陋习给予一定的警示，让劝酒者也承担部分醉驾责任，或许是改良传统酒文化的契机。唯如此，才能强化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在酒文化和汽车文化中找到平衡点，同时为酒文化注入汽车时代所应有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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