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授的翅膀系上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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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在利益驱动下的种种越界行为，往往没有清晰的身份过渡，没有严格的职业约束，没有基本的道德自律。其结果是，大学里的富翁教授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甘坐冷板凳的教授却越来越少；把学生当打工仔的教授越来越多，课堂上的学术大师却越来越少；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教授越来越多，堪为社会之良心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    继传出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涉嫌论文抄袭后，又有自称是周森锋同学的网友爆出周森锋在清华的研究生导师刘洪玉教授其实是搜房网的隐形股东，其主要工作是为搜房网炮制各种毫无学术水准的排行榜，然后向拿奖的房地产开发商索取赞助费和证书费，每年都超过1000万元，这几年他至少赚到了5000万元。（7月15日《广州日报》）
    网友曝光是否接近真相尚未可知，刘洪玉教授是否年入千万也真假难辨，不过这仍给公众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因为“富翁教授”现象确实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教授并不天生就该清贫，靠知识赢得财富本也是天经地义。但任何人处在任何社会，都有一个角色定位和职责规范的问题。大学教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人、创新知识，而服务社会只是教授履行这两项职责的间接贡献，而非教授的直接责任。
    正因如此，英国牛津大学校长科林.卢卡斯曾在首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提醒，大学要时刻警惕跌入“过分”商业化的陷阱。他认为，大学里为商界从事研究或以合同形式进行研究的教师不得不面临利益冲突的问题，最终使最有创业精神和创造力的科学家脱离大学，导致科学研究的贫困。
    对照中国大学“富翁教授”现象，人们发现，众多教授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对市场经济选择了直接介入的方式，其介入程度之广泛、之深入，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他们大学教授的身份依旧，但实际上其日常行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大学本职，甚至由于利益驱使而将本该潜心学业的学生直接裹挟到市场与经济活动之中，成为其廉价劳动力。
    尤为甚者，一些教授置研究艰深学问、传道授业解惑之本职于不顾，反将大学资源当成自身筹码，与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达成默契、形成利益勾连，甘作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吹鼓手。甚至与一些不法势力沆瀣一气上下其手，通过炮制排行榜索取赞助费一类坑蒙拐骗的勾当，一门心思地寻觅自己的致富之道。
    大学教授在利益驱动下的种种越界行为，往往没有清晰的身份过渡，没有严格的职业约束，没有基本的道德自律。可悲的是，在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冷漠中，这种越界被熟视无睹，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无可厚非。其结果是，大学里的富翁教授越来越多，实验室里甘坐冷板凳的教授却越来越少；把学生当打工仔的教授越来越多，课堂上的学术大师却越来越少；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教授越来越多，堪为社会之良心的知识分子却越来越少。
    显然，“富翁教授”现象的出现，并没有能够激发出大学的创新力和创造激情，反而诱使大学教授浮躁冲动，陷入对金钱名利的追逐之中。正如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所说的“鸟翼上系了黄金，便永不能在天上翱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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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坐冷板凳 最年轻市长 房地产开发 研究生导师 廉价劳动力 翅膀 教授 黄金

对现实社会描述很到位啊

我相信良师益友般的教授在大学里比比皆是，至少我碰到的都是。

我不否认有很多好的教授，有人格、有理想、有学问、有涵养，但当“中国教授富豪排行榜”首度出炉的时候，人们的目光却盯在那些教授富豪的钱袋上。可是谁曾想到，这一富豪榜的发布却成了那些考研究生者的报考指南。在我看来，这不是考生们简单的学术追星，而是学术功利化背景下的一次精神幻灭。
   
    美国政治哲学家克瑞曾严厉指出困扰美国大学的四大重病，其中之一便是“知识上的无序”。他说，在美国流行的自助式的学制课程，严重导致了“以职业为中心的专业化计划“的盛行。教授和大学生都在不约而同地使用同样一种换算方式：这些知识能让我挣到多少钱？如果能挣到一分钱的知识，便用一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讲授或学习。我不知道克瑞可否考察过当代中国的大学，如果他能够到我们中国的大学走上一圈，我敢断言，他一定为他的发现而大声惊呼：环球同此凉热，原来中国的大学也正患着同样的病症！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高等教育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功利化蜕变！在人才激烈竞争和高校持续扩招的时代背景下，比之关注学生的心灵世界，现在的大学似乎更专注于毕业生的就业率；在专业设置上，就业形势开始成为唯一的风向标，随行就市成为各大学共同的办学原则；比之教学水平和人格魅力，教师的学历、职称及发表论文、承担课题的数量要更加重要的多。而在学术第一、形象第一的办学理念下，学术殿堂里的那些教授们也纷纷解下单纯而高贵的学术外衣，变得无比现实和功利。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待遇，他们开始为论文而学术、为课题而学术、为金钱和利益而学术。能跑穴的都跑穴了，能兼职的都兼职了，不能跑穴、兼职的也在为跑穴和兼职的路上。象易中天、于丹这些更聪明一点的，还学会了与传媒联姻，使学术向大众化、娱乐化靠拢。更有甚者，有人为了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还干起了剽窃、偷盗他人学术成果学术的无耻勾当。
    学校功利了，老师也功利了，学生想不功利都不行。于是，热门专业挤破门，冷门专业可罗雀；于是，好端端的专业知识不学，考证拿本之风却在大学里长盛不衰；于是，研究生考试中有人把“教授富豪榜”作为了选择导师的指南。
    美国加州大学校长阿特金森说，大学应当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即“人格的塑造者、价值的批评者、文化的守卫者”。可是当学术无可奈何地脱离了生命意义的求证，而沦落为一种为稻粮谋的“科学化”的职业时，我们的大学又如何能够承担这种人格塑造、价值批评和文化守卫的重任？也许只有在付出了牺牲几代人素质的代价之后，我们才会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功利与媚俗是埋葬大学精神的罪魁祸首！

教授翅膀上的黄金不是单方面的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现在的教授泛滥。
　　一位澳大利亚教授正在研究中国问题，当他被问为什么选中国问题
做研究。他说这方面的论文便于在重要刊物上发表。他过去写其它方
面的论文，往往被刊物的匿名审稿人拒绝。建议他把稿子改投其他审
稿不严的刊物，他摇头说，那些刊物不被同行认同，论文如果常登在
匿名审稿的重要刊物上，他的学术声望就会提高，得到的职位和待遇
就会更好，而且会有大公司找他做顾问，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钱。我
吃惊地问：“您不忌讳把学术与金钱联系起来？”他笑答：“市场通
过金钱，对我的学术研究做出评价，给予回报，这有什么不好？”后
来，当我看了一些发达国家更多的学术研究机构后，深切感到，按照
学术市场的规则运行，在竞争中做出成绩，对社会有贡献，那么市场
终究会给予评价与回报，而且比其它任何方式都来的恰当、准确。
　　中国人对待学术与教授问题的看法正相反，认为学术是超凡脱俗
的。但实践证明，这种想脱离金钱的学术只能由行政权力来支持，不
可能做到公平和公正，结果是有学术水平的人不见得能当上教授，而
没有学术水平的人却能当教授。这样就刺激更多的人通过各种关系迎
合行政权力来谋取这一位置，于是教授泛滥了，学术贬值了。 　　防止教授泛滥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一、要形成学术市场的主
体，使原来附属政府的大学、研究所与行政权力分开；二、要制定学
术市场的运行规则，如匿名审稿制，建立独立公正的学术期刊的文摘、
索引、复印系统，采用国际通行而非行政办法进行学术职称评定，研
究人员实行任期合同制，公开招聘学术带头人，彻底杜绝教授泛滥现
象；三、政府主管部门要从亲自操作学术研究，转到为学术研究提供
良好宽松的环境、促进学术市场发育的轨道上来

近几年，学术功利化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我们不能断言学术殿堂已沦为争名逐利的场所，但功利化现象的普遍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人把学术研究当做谋取利益、沽名钓誉的手段，极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演绎出一幕又一幕当代学术版的《名利场》。

教育制度的问题，国外好的优秀学校会把兼职教授和终身教授分开，但如果这位教授大部分从事商业行为，在学术上只抽出一部分时间还是成就突出，则可以接受。
大学应该可以选择谁称职，如果选择不对，应该让市场来决定，比如可以更少的考生报考等。
可以作为课题来研究这个特殊现象的利与弊，以及你的想法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