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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文/周斌
申银万国“多翻空”的事情确实是一场闹剧。在短短两天，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将其对市场的判断从“上证指数向4200点走”自我否定为“调整到2500点”。着实令人大跌眼镜。
这事的下文更是有趣，我们记者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有三家基金公司，因为申银万国在“多翻空”时，没有提前通知他们，导致他们没有及时减仓，所以威胁申银万国，要停止付给其交易佣金（也可能是减少在申万的分仓比例）。
如果说券商的策略和报告经常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话（从2007年到2008年，对大势看准的券商寥寥无几），那么基金公司的威胁，则足以令人瞠目结舌了。
“威胁论”的出现，让笔者对这些基金公司的行为深感不解：难道，他们的投资的唯一依据就是申银万国这些大券商的策略报告吗？离开了这些报告，他们对市场就毫无独立和自主的判断能力了吗？
假如真是如此，那么这些基金公司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的基金经理该下岗，他们的研究总监和投资总监该引咎辞职，他们该解散公司，把资金直接交给申银万国的研究员们来管理。
这个事情反映了一个潜规则：有些基金公司显然认为，自己应该享有优先获得这些信息的权力，因为他们掌握了资金，并且有决定把佣金给谁的权力。
只不过，如果每家基金公司都这么认为，那么最后形成的结果是，券商可能被给佣金最多的基金公司左右，或者按照佣金多少进行优先顺序发送观点。当然了，券商既然可以被佣金左右，那么自然也可以在佣金的影响下，发布对佣金贡献者最有利的研究报告，这样的报告如何做到客观，又如何能够作为投资的建议呢？
正是在这样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导致了研究机构相对客观的观点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客观的观点也就不会被重视。
所以，我们总能看见，哪怕在市场跌跌不休的时候，很多知名券商仍然发布报告，声称是“牛市下半场”、声称是“阶段性调整”；因为这些观点是他们服务的对象需要的；而在这些观点的误导之下，基金们往往买在顶部，卖在底部；最后，自然是对整个研究行业和对基金这个资产管理行业能力的整体性怀疑。
这就是基金行业与卖方机构存在的自我循环的逻辑怪圈，这个逻辑怪圈反过来又导致机构投资者们的“从众效应”。而且，处于圈中的那些资金掌握者们容易滋生一种自大心理，因此往往倾向于以傲慢的姿态对待那些不符合他们想法的观点，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唱空的研究者则会遭遇机构投资者的冷遇和诋毁。
机构投资者傲慢的另一面，则是他们的偏见和无知。正是因为对卖方机构的过度依赖，导致了一些机构投资者们缺乏自我思考的能力，与此同时，他们更不愿意接受和理解除了所谓大券商之外的市场观点。
实际上，早在申银万国发布报告之前，以本报为代表的媒体和一些市场人士已经提前预警风险，但是，很多基金经理必须等到申银万国180度“多翻空”之后才恍然大悟，仓惶减仓逃命，令人费解。
傲慢与偏见，正在侵蚀着基金行业的肌体。笔者接触过基金行业的一些资深的投资人士，比如基金业领军人物王亚伟先生、朱平先生、私募基金业的吕俊先生等，他们身上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善于虚心地倾听各种不同的意见，让这些意见成为自己思考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对他们来说，说什么比谁在说更重要，这个品质可能恰恰是这些经验丰富的投资界人士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起来，一些年轻的基金经理们，如果不能学会独立思考和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只懂得依赖券商的策略报告来决定投资的方向，这对投资者的资产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行业而言，也是可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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