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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头痛是从目前美国的金融危机衡量,传统的货币政策观失灵。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美国的联储局反应快,够狠。我当时给他们的大手放宽银根八个月时间生效,是佛利民的六个月时间表加一点。今天十一个多月过去了,效果使人失望。我不怀疑坚持下去早晚会有明显的效果,但时间差那么远,佛老如果还健在不知会怎样想。
货币政策一方面要稳定物价,另一方面要调控经济,价格理论的逻辑说是不容易两全其美的。我建议的下锚制度(解释过多次)可以解决这些困难——我也相信有朝一日会被采用。然而,货币政策的权力扩散得那么大,政治游戏变得那么复杂,好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因而改变了,要回头可真不易。希望还在中国。如果北京采用以实物为锚的货币制度,有很大机会带动其它发展中国家跟随,地球一体化会有一个新面目。
上述可视为我要向读者浅谈通胀何害的引言。首先,大家要记着两个不可能错的经济原则。一、物品与物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动,是通过市场引导资源使用的重要法则。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重点,历史的经验说是经济效率不可或缺的,而价格管制——即干预市场的相对价格——是犯了经济运作的大忌。二、市场是为了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而存在,然而,市场的交易还是费用不菲的。物品换物品也是市场,二战时我在广西的农村遇到过,牵涉到的麻烦不难想象。作为计算单位来协助交易的货币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减低交易费用的功能不言而喻。
今天的社会,没有货币一定出现灾难。有货币,但有急剧的通胀,也属灾难。通胀是货币本身贬值,处理不当会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物品的相对价格。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近于废除货币的功能。这类通胀在国民党时期的神州出现过好些年,货币品种转来转去,但因为官员腐败怎样也压不住。恶性通胀的基本困难,是市民花钱的速度(velocity)太高,钱一到手就立刻花掉。最严重的情况,是市场无从决定一个可靠的高利率来约束这立刻花钱的行为。到了这一点,货币的功能全废,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会普遍地出现。
佛利民当年认为,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年率对社会的经济有助,但再高就不应该接受了。我同意通缩不妥,因为会减少消费与投资,而工资是易加不易减的。说百分之二至五的通胀率有助,不仅是给需求增加一点活力,可能更重要是给工资的调整多了一点空间。佛老可没有察觉到中国九十年代后期的经验。那时的神州通缩达百分之三,加上产品及服务质量的急升,真实的通缩率应达两位数字,而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但经济增长保八,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这个奇迹的主要解释,是当时中国市场的合约选择——尤其是员工合约——有西方见不到的弹性。走计划经济路线的朱镕基,知道市场可以处理的他一律不管。二○○七年十月读到新《劳动合同法》,我立刻破口大骂。懂经济的学者不会支持该法,而我骂个不停,是因为认为如果该法严厉执行,大幅地增加了合约选择的约束,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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