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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辱母杀人事件表明我国金融体制亟待改革
于德浩
2017.3.27
最近两天网传的高利贷辱母杀人事件，令人痛惜。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高利贷盘剥压榨，黑社会的凶恶，以及对当地公检法的指责。其实，这些只是表象，事件背后的根源是我国的现行金融体制已经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亟待改革。就如同，看到一个地方民风彪悍、偷盗盛行，表面看是老百姓素质低、社会执法不严，但根本原因是，这个地方太穷了。
高利贷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闭塞及资本流通的管制。所以说，打通信息的渠道及取消资本流通的管制才是“治本”，其他严打黑社会等等仅仅是治标。
我先说一个我们现在通过“治本”已解决好的案例。以前，“非法垫资”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症。具体是这样，在公司注册时，由于有些行业需要1000万的注册资本金门槛。很多人想进入这个行业，但手里只有50万的现金，怎么办？法律的本意是，“你没有1000万的资本，自然就没有这个资格。”
可是，老百姓会想办法，东拼西凑借1000万，等注册成功，再把这些钱还回去；手里的50万元现金就是办这些事的费用，包括请客、利息等。于是市场就自发形成了一些垫资公司，帮你注册1000万的“大公司”，一周后收取30万的利息。这显然就是一种高利贷，属于违法行为。这种民间约定，往往会出现纠纷，“比如，收30万利息费用，但公司没有注册成功；也可能会有，拿了1000万，跑路；还有就是，注册成功的“大公司”招摇撞骗，坑害老百姓。”
显然，这些社会问题，都是非法垫资引起，自然要严厉打击。可是，现实执行相当困难，因为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是“你情我愿”的合理交易，虽然不合法，但也没人主动举报。再者，注册资本金越大，工商税务收的费用也越高，他们也懒得搞“严格的合规检查。”
直到2014年，我们想到了治本的好方法，实行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降低各个行业准入门槛。比如，你去注册一个1000万的公司，只实缴资本10万元即可，但承诺30年补缴完。我们同时实行公司信息网上公开制，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方便查到，你“实缴资本10万元”的1000万元注册资本的“大公司”。至于你或你的公司是不是个大忽悠，老百姓都心中有数。
显然，公司注册认缴制一出台，非法垫资自动消失了，那些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欺诈、民事纠纷、黑社会、高利贷也都随之消失。
再回到本文的开头，现在的高利贷现象是伴随个人资金周转及民营企业的运营产生。当信息闭塞时，民间借贷必然发展为高利贷。要是再早几百年，一年100%的利息还算低的了。但现在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高息贷款的主要原因是“资本流通管制”而不是信息闭塞。
现在对市场经济发展明显起阻碍作用的有三种管制，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是个人借贷利息不得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四倍，三是上市公司审批制。正是这三座大山，导致了高利贷，以及伴随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当初设计的这些资本管制，目的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法律假定，老百姓是一无所知的小菜鸟，所以尽量限制老百姓不要把钱借给别人。显然，只要不把钱借给别人，那么自然就不会被“骗钱”。可是，在市场经济高速发达的今天，这些法律条文却是“好心办坏事。”
现在想要借钱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想借一点资本，发家致富。比如，一个农民老百姓想养猪赚钱，需要1万元的本钱。在现行金融体制下，他根本不可能从银行借到钱。而如果他从100个其他穷人共借款1万元，他就是非法集资，而且能够找到100个愿意借他钱的穷人也相当困难。所以，最现实可行的方式就是穷人以月息3分去借一个“富人”的钱。富人的钱是怎么来的呢？他有资本有关系，他从银行以年息6分借来；他胆子大、敢违法，以月息1分从其他众多老百姓那里借来。
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贷款利率应该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成反比。比如，一个本科学历的人，其还款能力强，就可以借到6%的贷款；而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低，他的利息率就是12%；而对于一个信用评级更低的农民来言，他的年利率就是30%。可是，在现行金融体制下，我们在银行6%的贷款利率设了一个巨大障碍，然后又在民间借贷设了24%的坎。而那些30%以上的需求借贷只能通过其他的非法市场获得，这就一下子拔高到年利率60%以上。对，盗亦有道，黑社会的非法市场也存在竞争；所以他们放贷是月息1毛，即年利率120%，而不是更高的200%或300%。
也就是说，如果放开利率限制，那么农民就会从小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以市场价30%的利率借到钱，而没必要再去找120%的“黑社会高利贷”。可是，现实中正规合法的银行，不能高利息欺压老百姓。正是这些法律的好心，却促成了老百姓更大的悲哀。
很多网友愤青指责当地公检法为什么不严打黑社会性质的高利贷。在司法实践中，有执法成本和执法效果的问题。比如，来一次严打，抓一批恶人关监狱。结果如何呢？老百姓借钱更难了，本来120%的高利贷直接再翻一倍，年息240%，这就是市场经济规律啊。所以说，“民不告官不究”是很有道理的。只要不出伤残致死的大事，默认民间高利贷自由发展，实际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恶人”们之间互相充分竞争，也会使得月息1毛降低为月息5分。看似当地公检法的不作为，实际是一种较好的权宜之计。
当然，最好的治本的方法就是修改现行法律，把我前面提到的三座大山搬走就行了。我们当然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仍然要保留“非法集资诈骗罪”，但要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给撤销，就像当年撤销“投机倒把罪”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这个意思。各种社会规章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要适时修改的，以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基本原则。
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手段非常灵活。比如，2003年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向三千户农民筹款一亿八千万元，显然这是严重的“非法集资罪”。但当时，此举并未造成危害，实际是广大农民得到更多的分红收益好处，他被从轻处罚。艰苦奋斗、造福于民，却有牢狱之灾，这就是当时可悲可叹的社会舆论。
不过，后面的互联网金融则没有被打压，比如支付宝、微信、股权众筹、网络募捐、会员卡预付费等等。说实话，若照本宣科，只要涉及“资金池”问题，就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脱不了干系。
这次山东聊城的高利贷辱母杀人事件，最后严格依法办事，结果是好人坏人全部被绳之以法。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对的；但是对的事结局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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