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动态发刊词及2017年第3期目录 - 第8页 - 文献求助专区

71楼

xuguw 发表于 2017-4-7 08:51:20

jjxjiang 发表于 2017-4-7 08:47
转化史I → 转化史II → 资本主义生产史 → 运动史I → 运动史II → 资本主义流通史 → 生活史I → 生活史I ...

我们可以对《鲜活的资本论》的上述理论逻辑建构思想进行认识还原，即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想说而未明确说出的话：“（1）动用虚假本体论解释技术，即资产阶级物象二重性，拟制自然－社会的发生关系；（2）确立物象的解释学目标——资本物象理论，从而，三位一体公式的出笼为资产阶级理论家最终寻找到‘合意的社会工艺学’。” 核心就是这么两条。于是，所谓的“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示的是列宁所说：“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资产阶级学者的真实认识是：“物象二重性乃是建立物质自身的物象工作关系，从而在不涉及整体的情况下，方便了把物质的方法同时说成是社会的方法，把物质的规定同时说成是社会的规定。”可见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是“物象二重性”而不是“物质二重性”，作为其理论根基。“可见，物象二重性的工作内涵是寻求物质内容和物质形式层面上的‘物质’与‘社会’意义的对接。实践之路是物化→物象化（在规定上，物象化是物化的继续）；前者是将物质内容处理成‘实体’，后者则将社会内容处理成‘形式’。产生一种工作效果：物化对物的生产予以肯定，物象化为之拟像，促成拜物教认识。” 这充分说明了：“物象二重性（非批判）是劳动二重性（批判）的对立面的规定。” 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由此是有关于空间抽象的存在（规定）。但不同于实体和形式的物理对偶结构，它是空间实体和社会物象形式的虚假对偶，是物理形式在社会存在中对社会物象的伪饰。这样，它制造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拟真对应。”
《鲜活的资本论》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物象二重性能否被正面塑造为“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如果那样的话，“所谓‘社会物质的二重性’，指的是任何社会物质既具有其自然性（是自然物质的具体形态），同时又具有社会性，即其负载着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纽带。”而这就意味着，“《资本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观基础上。不理解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二重性，从而无法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更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社会二重性的观念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在整个《资本论》理论体系中，这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 回答这个问题，是弄清楚《资本论》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二重性学说？！以及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是什么！！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我们需要体认：“《资本论》中二重性学说是实践化构造，并非仓促理论构造，也绝不会是什么二重性知识（理论）体系。其辩证法的内涵在于把握‘一定生产’生成的规定，提升对象为研究对象，确立历史的实践逻辑和开放的批判结构。”如资本可否有“二重性”的问题，只能如此说：“资本具有二重的社会性质：货币和商品，或者说，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资本（品）的商品。前者更改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社会内涵，后者更改了‘作为商品的商品’存在形式。”要之，是需要我们认识到，“首先，劳动二重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二重性规定，‘二重性’不能作为独立化逻辑定义以‘定位’劳动、商品和资本；其次，商品不具有原生态二重性含义，乃是外在表现，‘资本二重性’则是二重性规定衍生物——二重社会存在。”
就后一个问题而言，是需要我们明确：“马克思主义视域内的二重性分析是建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学的学说原理，因而就内涵逻辑和实践范式来说，劳动二重性与研究对象具有结构上的内在契合性。” 它的工作实质是“统一历史存在和社会存在”，“统一化研究对象和理论范畴用语”，“例如生产方式（历史形成起来的社会生产）与劳动一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社会再生产）与价值（形式），使理论分析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 因此，“它决不谋求认识属性的简单的相互隔开。劳动二重性实践之路是否决物象自足性，还原对象的历史规定，否决社会物象关系的资产阶级拟制，进一步还原研究对象的理论规定。” 归根结底，二重性学说的逻辑实质就在于揭示发生学的“阐释”，杜绝解释学。由此看来，《鲜活的资本论》深层次的问题是：未能深刻地认识到“物象二重性说到底是试图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加以认识掩盖（直接或间接地），构造物的存在和物的精神现象工作统一，便于从中引出物象的纯关系的经济学对象规定”。“资产阶级经济学把有关于空间的认识（两重因素）混同和歪曲为‘存在二重性’”，目的是“极力调和工艺学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本质差别”，因此，劳动二重性之实践化的进程“并不旨在重建知识论”，“相反，旨在建立起真正具有历史实践蕴涵的工作批判。”
就《鲜活的资本论》的理论建构主张而言，其仍然未能逃脱对“人的二重性”和“物的二重性”的抽象询问，从而仍然深陷于“物的科学”的反思与批判境地。其理论建构的理想寄放于历史阐释学，以哲学生成论路径深层追循阐释语境的“科学发生”。以历史史实为“阐释”，与对“现实的历史”进行批判仍有很大距离。主要表现在：（1）方法论的与解释学的纠缠不清；（2）逻辑的技术主义路线；（3）对批判与建构的时常的界线模糊；（4）对本体论的误读误用；（5）社会历史的自然科学理解倾向性：致使“改变世界的经济学”存在着折回“解释世界的经济学”之可能。一个突出的工作混淆就是劳动二重性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的一语二用：“这种具有二重性的社会物质，必然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是随心所欲的关系，而是服从某种客观规律的、具有其客观逻辑的社会关系。于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按照这种客观逻辑进行历史发展，并且由此生成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物化逻辑一旦和人类劳动逻辑划上等号，就容易产生这样的“系统控制论”观：“物质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将人的生命与社会关系物质化的过程。文化符号系统将人与人组织成集体以进行这种物质生产活动，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政治法律体系）则通过所有权进入物质生产系统，人类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生成。这些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构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
阐释学的目的是使历史发生的规定工作服从于“分析”，乃至使历史分析工作服从于“逻辑”。这是由作者赋以《资本论》严格意义的“哲学基因”所致，如：“关于人的生命、人的社会生命的价值观念，它是劳动价值论的伦理基础与社会规律的基础”；“物化劳动和社会物质的二重性，它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思想红线”。由于一味拘泥于本质－现象的逻辑路线的解释，致使唯物史观的“发生规定”，仅仅成为“逻辑的生长”，如以“市场力量本体论”诠释“劳动价值”，直至提出资本权力之“市场权力的放大器”说。以“抽象生成论”为地基，更容易混同生产力的“技术权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权力”。例如这样的话语就似是而非：“劳动价值作为物化的死劳动，通过其使用价值载体而产生出社会关系力量，驱动人们劳动从而驱动社会生产力系统的运行……而劳动价值转化为资本之后，这种权力转化为‘资本权力’，它通过生产要素的物质载体而实现。”似乎，这就是“资本的二重性”生成之道，因为其断定：“资本的这种二重性源于劳动的二重性和商品的二重性，是劳动二重性在资本结构中的表现。正是资本的二重性，使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取得物质化形态，从而具有物质力量，从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资本权力。”
这种科学逻辑的演绎有可能取消商品生产关系的批判规定。一方面，劳动力和劳动的混同使用，有可能导致“人的活劳动”（社会生成规定）从生产关系境域中的消失；另一方面，《资本论》的资本权力理论是具体特定的，即“如果说《资本论》描绘了资本权力的巨型理论，它的具体定格当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体现出运动对构造的影响，可以说‘权力’是在一边运动、一边构造的情势下得以构型成功的。”所以，它的支撑点应当是这一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最重要本质是工厂制度和扩大再生产。” 《鲜活的资本论》显然没有注意到上述关系对“权力”的影响和限制。其市场力量“本体论说”，忙于阐述，忽略了发生批判：有关于资本动力论（含扩张悖论）－现象学的讨论完全架构于预设的“资本概念”，使之对“资本现象学”的批判流于形式，并可能以对“知识”的生产替换掉对“实质逻辑”的批判。再如，其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来源与发生机制的剖析完全依赖于一种技术分析路径，而又最终归结于“人的社会存在的二重性”命题。这些是和社会客观批判的机理相格格不入的。
。。。。。

72楼

xuguw 发表于 2017-4-7 08:55:13

linxiaozhijia 发表于 2017-4-6 21:03
祝贺楼主

一、总论：《资本论》的“体”、“学”、“用”

《资本论》到中国来映入人们眼帘的恐怕首先是“学”与“用”二字。我们看《保卫<资本论>》怎样说：“时值五四运动浪潮兴起之际。标志性事件是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流行。其初译者陈溥贤于1919年5月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至11月（初名《马氏<资本论>释义》）。较早的译者还有戴季陶（1919至1920年）、胡汉民（1927年）以及汪馥泉（1930年）。陈溥贤译本（《马克思经济学说》）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戴季陶、胡汉民译本（《资本论解说》）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出版；汪馥泉译本（《马克思底经济学说》）神州国光社，1930年出版。” 以《资本论解说》为例，戴季陶强调：“马克斯的资本论，不是很容易了解的书，更不是读一两篇小论文便随便讲马克斯主义是如何如何。” 王亚南后来进而强调：“大家都普遍感到《资本论》难学，这不仅在我们中国是如此，外国也一样。” 这些言论是对马克思的评说的回应：“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资本论》的“学”与“用”大体上说的是“理论”、“方法”（方法论和逻辑）、“应用”三者的关系，而又把重点放在了“用”的层面，以“运用”总揽。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体是用的前提。《资本论》之“体”是学说之体和历史之体的合一。中国早期研究普遍侧重在对“学说之体”的把握，由此产生这个前提下“学”与“用”的直接涵义：“第一，学习《资本论》需要有丰富的广泛的经济知识、历史基础知识以及文学和哲学知识。我们都很清楚，《资本论》所引用的经济材料、经济史材料是非常丰富的，它不只是一部经济学的书、经济史的书、经济思想史的书，并且还是一部哲学的书、历史的书，列宁就曾说它是一部活的辩证法……（因此）《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论著来学习，所需要的关于经济理论与史实的准备知识，那是非常明白的……所有上面这些例解，说明较广泛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的要求构成了我们学习《资本论》的第一个困难。”但历史之体的问题始终是存在的：“第二个困难，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上所感到的困难。理论联系实际有两层意思：一是理论研究要结合到我们当前的政治任务，这是属于方向性的问题；一是所研究的理论必须回到理论所由抽象出来的现实情况中去，才能有较正确的理解，这是属于方法论的问题。” 这意味着，学说之体的研究必须深入到历史之体中，乃至实现二者的合二为一，达到“体用结合”意蕴的中国运用。这就有了新近体识：“《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博大精深、卷帙浩繁，非专业者难以尽读其内容。”但是，“《资本论》作为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语），“是经典的经典”。
从另外的方面看，研究高点始终是内置问题。是以逻辑还是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向来是一个争论。前者贯彻的是阐释学原则，以逻辑为理解制高点，对理解进行“理解”；后者贯彻的是发生学原则，以历史工作本位为制高点对理解进行“还原”，进而释放“理解”，回归行动。就前者而论，容易形成“纯建构”或“建构至上”（理论建构主义）路径，即逻辑本体论架构下的“逻辑起点——体系构筑”。其优点是凸显了批判基础上的“理论建构”，不足之处则在于“逻辑本体论”的预设性，而削弱了理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无论其强调“历史第一位相应逻辑第二位”（通常在研究过程环节），或反过来的“逻辑第一位相应历史第二位”（通常在叙述过程环节）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唯物主义内涵的估计不足。例如研究《资本论》方法的见田石介把它说成是“分析的方法加辩证法方法”，甚至说：“分析的方法是辩证法方法的基础”，把这看作“是见田石介在方法论研究上的伟大成就”。这是由于坚持把叙述的方法当成“狭义的‘方法’”，产生这样的观点：“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方法同自然科学的方法一样，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已知对象的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并且要把它单纯化，进行分析，去发现（找出）它内部的构成要素、本质、法则。通过这些特征来实现对已知对象的把握。总之，抽象、分析以及综合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必不可少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的根本观点。” 显然，这是对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的误解。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说法——所谓“唯物主义反映论”——是：“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所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是针对方法论的唯物主义性质而言的。对辩证法来说，马克思则只是强调：“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对方法论唯物主义内涵的忽略或甚至是刻意歪曲的做法，导致了理解上的更大的困难。“第三个困难，和前面两个困难比较起来，这个困难应当说是较大的，但也许是我们大家还没意识到的。”那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出的经济理论，是和我们一般人的常识相反的，是和我们日常思维方法格格不入的，或者有的是没有进入我们思想意识领域中的；而他得出来的那些经济理论所用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所不很习惯或很不习惯的。” 所以，归结在“用”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关于马克思怎样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史观这个问题”，而在“体”的层面上，说到底是历史工作本位和“同时也是我们在思想上的‘兴无灭资’过程”。总起来看，文本解读，续写，中国化意蕴的重写、构建，是《资本论》中国研究的几部曲，它汇聚了众多的研究线索，但中心线索是从《资本论》的“中国化”（研究发掘）到“中国化的《资本论》”（探索）。研究内容的不断推移和转换，促成“研究主体”的内涵的不断丰富起来，产生了“个人＋社会”的研究主体互动、聚合模式，单纯的专家型研究主体被扬弃，真正意义的行动主体——社会历史代言人类型的研究者——正在更多地崛起。这种研究总体看是以“用”彰“体”。其体现《资本论》文本内涵的主观逻辑和客观逻辑的时代历史的统一。从而，“越出文本”不再构成对于《资本论》的工作僭越，并且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下的工作启航，因为从本质上讲，“《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封闭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事件的规律，而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最后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这是《资本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最伟大的续篇，是用当代中国活生生的实践写成的新时代的鲜活的《资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