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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打工者刘汉黄刺杀台商案在东莞开庭审理。被告席上，失去右手的刘汉黄泪流满面，并向死者家属下跪，请求法官判他死刑。还原其行凶前的工作生活遭遇以及心理状态，或许我们需要感叹，事件怎么会是如此结局。
2009年6月15日午后3点，闷热的东莞被暴雨占领。三名台商身中多刀，躺在刘汉黄身后不到200米处，他们的鲜血混合着雨水、泥水，如褐红色的蛇般蜿蜒，漫过东莞大朗镇展明五金制品公司（下称展明）大门右侧的人行道，浸湿了刘汉黄的衣服、鞋子和头发，但他依然不动。围观的人忘了打伞，甚至不敢上前制住这个缺了右手掌的行凶者，他已经被打晕，耗尽了力气，不动如尸体。
两天以前，刘汉黄爬上展明工厂的顶楼，嘶吼着：你们报警啊，你们不给我生活费，我活不下去了。他要跳楼索赔。他的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在东莞几乎没有熟人，展明员工没有人敢搭理他。跳楼前，他给负责他工伤案子的李晓保律师打了四个电话，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与展明长达半年的工伤索赔诉讼，让刘汉黄身心承受了极大压力，但他一直很沉默，他的亲生兄弟、堂姐夫、父母、老乡，通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从刘汉黄的嘴巴里听到一些对展明的抱怨，更多的时候，小学没毕业的他会很不流畅地表达，我没钱了，我手痛，我吃不饱，工厂要赶我但我不敢走啊，弟弟等着我的赔偿金上大学。
他生于贵州铜仁附近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永红村，在金融危机的2008年首次离家到东莞打工，展明是他第一家打工的工厂，却很可能是他一生的终点。他在这里失去了右手，用弹簧刀捅了三个台湾老板，两死一重伤。如今，他在东莞中院的被告席上泪流满面，向死者家属下跪。
他说，“我错了，请判我死刑，但那不公平。”
失去右手
刘汉黄26岁了，但他从来没有谈过女朋友，这在早婚成风的永红村很少见。在松桃打泥水零工的时候，一个姑娘向他示好，但他回避了。“娶什么老婆，难道让人家睡露天里？”他曾经这样告诉过杨长富，他的一个小学同学。
务农的刘家有五兄弟，刘汉黄排第二，但他们家里只有一间年久失修的破泥屋，家里唯一一张木板床是大哥结婚时候搭的，之前都睡在地上。兄弟们年纪大了，大哥刘汉青早年成家，搬出去自立门户；三弟刘汉洪和四弟去了福建打工，自顾不暇；五弟刘汉禄是家里的高材生，案发前在松桃读高中。
刘汉黄几乎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他读到小学五年级就主动提出辍学，农忙时节在家里种玉米番薯，农闲时节在附近的村里打零工，一年能赚2000块钱，家无余粮。他生平只拍过两张照片，就是身份证上的小一寸彩照和工伤鉴定上的头像。
去年暑假，刘汉禄在吃饭的时候兴奋地告诉二哥，按现在的成绩，自己很可能考上贵阳的大专。刘汉黄没问钱的问题，只是对弟弟想学汽车修理专业的想法表示赞同。
一个月后，刘汉黄跟着杨长富坐上了南下的长途客车，来到了东莞大朗镇，开始了在展明操作冲床的打工生活。在这里，厂方许诺他每个月有770元底薪，还有奖金和加班费。一年接近一万的收入，足够支付弟弟的大学学费和每个月三百元的生活费。
“他身高一米七多一点，当时长得挺白的，很瘦；有点内向，不善表达。不过，对人很客气，别人帮他一点忙，他就谢个不停。”工厂里姓陈的保安回忆说。
保安的回忆与刘家兄弟的说法相似，他们说刘汉黄在老家的时候，没有一般男孩子的年少气盛，从来没跟谁打过架动过手。“家里贫穷，自卑心比较重，所以话也比较少。”堂姐夫罗政权这样评价刘汉黄。
“一个特别简单的人，怎么会碰上这么复杂的事儿？”杨长富现在多少有点后悔，不应该带刘汉黄到东莞。
2008年9月28日，距离他进厂不过六天。一台运转的冲床机器瞬间冲砸而下，刘汉黄右手来不及躲闪，掌部和手指的骨头被砸。送院后医生诊断为“压砸毁损伤”，由于伤情过重，他的整个右手掌被实施了切除手术。
杨长福将他送到了医院，但一周后离开了东莞，再也没有回来。“展明没有培训过刘汉黄就让他操作那么危险的冲床，我也害怕自己的安全，就辞工了。”杨长福走后，在厦门打工的三弟刘汉洪赶过来照顾他。
“手已经没了，伤心也没什么用了，要面对现实。” 刘汉洪在医院看到打着绷带的哥哥，忍不住哭了，但刘汉黄反过来安慰他，我没事，想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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