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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新战略
国家层面的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发展路径，特别是借助国际经济实现发展的路径。因此，成功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思维”，也离不开国际竞争战略的制定。中国的高增长绩效可以说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竞赛”中取得的。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也将不断进入新的竞争领域，面对新的竞争对手，需要新的竞争战略。
国际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出口和引进外资）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无疑，中国在促进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正在不断加剧：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和要素成本的提高，中国在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和对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外资的相对吸引力自然会降低；另一方面，在这些领域其他低收入经济体的绝对竞争力也在提升。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变化则体现在：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越来越深入地介入更高附加值的经济领域，因而更多地面临高收入国家的竞争。实际上，来自各个方面、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积极推动转型、寻求增长新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国际经济领域，竞争往往存在于类似收入的国家之间，特别是资源禀赋类似、比较优势同质的国家之间。而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升，其面临的竞争也在提升。从产业角度看，一国收入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对新的产业领域的进入，这就要求在新的产业领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通过吸引外资，一国也可以选择一条借助跨国公司推动产业发展的路径。
然而，外资并不会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自动”升级，另外，吸引外资方面同样存在国际竞争。对
中国经济整体和诸多产业而言，外资对于产业发展仍然至关重要。然而，完全依赖外资的被动式产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深度介入国际竞争、自主开发国际市场的需要。
对国家间的经济竞争而言，企业是主体。国际经济竞争力是多层面、全方位的概念，其核心是本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开拓市场、创造价值的能力。对中国而言，本土企业的崛起和国际化成为很多产业下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企业国际竞争力是联系外部市场和资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纽带。这方面，政府政策可以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是竞争：不仅是国内竞争，而且是国际竞争；不仅是企业间的竞争，也包括国家间的竞争；不仅包括目前的竞争，也包括未来的竞争。
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诞生了数量庞大的优秀企业，也诞生了像华为、腾讯这样卓越的企业。展望未来，更多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转变是中国和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关键。制造业普遍具有高度开放、竞争的产业环境，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成长冲动。
然而，不同行业的情况不同：某些行业的“冠军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范围内的行业领导者；某些行业中的中国企业开始在与跨国公司的本土竞争中占据上风，并着手启动强有力的国际化进程；普遍而言，很多行业的中国企业都在低成本制造和本土营销方面建立了竞争优势。对它们来说，若能抓住机遇通过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与发达国家企业在科技、研发和品牌方面的优势实现对接，同时将价值链向海外延伸以更多地利用低收入国家的廉价生产要素，将跨越性地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增强中国产业发展的后劲。
在重要的服务业（如金融和电信业）中，大型企业在具有一定垄断性、受政策保护的产业环境中成长起来；在借助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做大”后，它们亟须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做强”。
▌“以变应变”和“以变促变”
明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因时势之变而变。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经济当前的自身情况，这个字就是“变”；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经济当前的外部环境，这个字也是“变”；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中国经济针对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前行之路，这个字还是“变”。
中国经济进一步前行的动力来自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模式的重构，又包括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改革。只有变革，才能突破困局；只有变革，才能革除积弊；只有变革，才能重振人心；只有变革，才能开创未来。可以说，能否“以变应变”是中国长期平稳前行的基础，而启动“二次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稳健发展、顺利登顶的关键。
“以变应变”，要求以变革应变局。中国经济内、外两方面都面临变局。如何及时地针对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新常态”调整中国经济自身以及与其他国家经济的关系，要求以速变应已变。在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方面是这样，在关乎世界经济基本秩序和利益格局的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也是如此。这方面，存量上的重大变化仍需假以时日，但渐进的增量变化正在悄然发生。“以变应变”，还要求以预变应将变。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和治理结构在很多方面还处在动态演变的过程中，“新均衡”尚未形成。因此，需要加强跟踪、分析、预测和预警，并强调提前采取相应措施的必要性。另外，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引导长期健康发展，要求对中国经济自身面对的各类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有充分的认识，以便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更重要的是，需要超越对短期、局部利益的考量，推进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各类经济危机的爆发不正强调了预变的重要性吗？等到穷则变，困则变，则晚矣！
“以变应变”，更要求主动谋变以期求有利于我之变，做到“以变促变”。从长期看，决定一国经济根本利益和增长空间的基本因素内在于制度，外在于秩序。换言之，一国内部的经济体系和外部的经济秩序两者作为制度性因素，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经济的长期增长和运行方向。前者是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后者的影响同样不容低估。中国发展到今天，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引导世界经济秩序和治理结构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方向演进，而其前提无疑是一个能够确保国家安全、维护区域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
经济走向“巅峰”，民族走向复兴，要求中国在不断演进的世界秩序中展现更积极的领导作用。就经济领域而言，这一方面要求强化中国在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影响力，从存量和增量两方面促进其良性演进；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乃至引领作用。
如何“以变应变”，灵活的决策机制和有效的执行能力很重要，更重要的则在于提高中国经济体系自身的应变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以变应变”其实也包含着“以不变应万变”，这个“不变”就是应变的勇气和能力。《易经》的“易”字就是“变”的意思。而《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所说的不正是人法天地而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吗？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虽饱经风霜而根深叶茂，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古老民族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依靠的正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厚德载物的情怀。
“以变应变”，应处理好“变”与“不变”的关系：换言之，经验应该坚持，优势应该增强；问题应当解决，积弊应当革除。变革本身不是目的，变革的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本身也不是目的，发展的目的是惠民。惠民的前提是富民——立国之道，本在于富，但仅仅使民富是不够的。如何让13亿中国人都能够过上富足、安宁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超越了经济范畴而涉及社会、政治、文化层面的问题。
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有着密切的关联——西方如此，中国亦然。领导核心的世代交替为积极的变革提供了条件，新一代领导核心励精图治，国家社会面貌一新——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范式转变”呢？1990年代卓有成效的市场化改革及“入世”的重大决策为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纵观2000年代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在某些领域有所推进，但在另一些领域却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在经济蛋糕不断做大的同时，新的利益格局也开始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面对宏观、微观层面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诸多问题，要维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积极的改革必不可少。同样，为走向巅峰的中国经济谋，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谋，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变革已经成为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启动了新一轮的全面改革。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制度红利”将持续释放。在经济领域，《决定》展示了到202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蓝图，其背后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动力、路径、战略等问题的基本理念、现实思考和权衡抉择。然而，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在问责基础上的有力实施是关键。
（原文来自：中国面临新的“30年之变”！以变应变，有这4个抓手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0687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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