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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经济预测为何总是令人失望？
普伦德：经济预测之所以反复令投资者失望，是因为预测模型存在瑕疵，它们过于依赖根据过去的情况推断未来。
如果有人说，经济预测反复令投资者失望，这将是一种客气的说法。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预测者的模型存在根本瑕疵。
许多模型过于依赖外推法（基于不久前的过去推断未来），同时专业经济学家运用的所谓“新凯恩斯”模型很少注意到重大的经济转变，比如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或者中国的快速崛起。
此类转变从本质上说是不可预测的。然而，有一些理应可以预料到的根本性机制变化，现在可能被预测者们忽视了。对资本市场至关重要的最明显的改变，与人口特征和即将出现的全球劳动人口缩减有关。
过去35年是劳动力供应过剩的35年，这一方面源于发达经济体战后的“婴儿潮”，另一方面源于新兴市场融入全球经济。这让薪资承受下行压力。与此同时，全球（尤其是在亚洲和北欧）储蓄过剩，催生了较低或为负值的实际利率。
如今，“婴儿潮一代人”即将退休，而且像当年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那样的重大事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有。中国本身正在“未富先老”——还处于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老龄化却很快。因此负面的劳动力冲击即将来临，此时恰逢生育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通胀放缓会恢复为通胀。
哦，你会说，但通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上述推断肯定有问题。或许如此吧。但在央行的央行——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米卡埃尔•尤塞柳斯(Mikael Juselius)和埃卢德•陶卡奇(Elöd Takáts)发现，从1955年至2014年期间，22个发达经济体的趋势通胀水平与人口的年龄结构存在非常密切的关联。总人口中非劳动人口所占比例越高，通胀就越高。
这些影响已显著到能够解释上述期间的大部分趋势通胀水平。在美国，“婴儿潮一代人”据估计在1955年至1975年期间让通胀提升了6个百分点，在他们进入劳动年龄的1975年至1990年期间让通胀降低了5个百分点。在作为样本的22个国家里，年龄结构影响解释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几年，平均通胀率降幅中的约5个百分点。
谈论各国央行为何未能正确回应已经没有意义。从该数据看，经济学家和央行行长们似乎的确夸大了预期在塑造通胀中的角色。
鉴于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将会在20年内进入劳动力市场（除非发生灾难），因为他们已经出生，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预测通胀应该是可行的。尤塞柳斯和陶卡奇就这样做了，他们估算出，从2016年起的40年，通胀率平均将因老龄化上升约3个百分点。
当然，这没有考虑到微妙的时机问题。如果转变出现得更早、而非更晚，如今的债券市场将会出现严重危机。还有必要问的是，此类预测可能在哪里出错。
如果“婴儿潮一代人”的工作年限比上一辈长，局面可能截然不同。然而迄今为止，发达世界中的人们延长工作年限非常缓慢。机器人可能在劳动力市场构成人类的竞争对手，削弱劳方讨价还价的能力。我认为这种可怕故事有些夸张，不过那是另一回事了。
更重要的是，基于人口特征的预测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准。在上世纪80年代，许多人基于幼年人口占比下降，预测美国和英国住房市场将不太活跃。他们错得离谱。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普遍观点是，老龄化将会导致通胀，迄今以来的情况并非如此。
在我看来，最能预示通胀回归的因素不是人口特征，而是债务。发达世界自金融危机以来累积的巨额公共部门债务，如果不以通胀方式非正式违约，那么很难想象这些债务如何能收得了场。人口特征导致的普遍价格上涨，将恰逢其时地为过度负债的政府帮一个大忙。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译者/邹策
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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