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来到了北京五塔寺。经过严格的体温检查后,我们走进寺院东侧一个古朴的小院,天则经济研究所就坐落于此。虽然非典病魔依旧肆虐,但五塔寺的苍松古柏,红墙绿瓦却让人神清气爽。在这里,盛洪学长接受了我们的访问。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曾有四句话遗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一个境界,是知识分子所“应自我期许者也”。
盛洪在自己的随笔集《为万世开太平》中,用“一个经济学家对文明的思考”,对“为万世开太平”赋予了“盛洪式”的理解和诠释,提出了天下主义的概念,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经济学理论进行有机结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更是当今经济学者的使命。更难得的是盛洪作为一名当代知识分子不仅用自己的思想、理论而且用行动乃至生命去实践这一理想。
虽然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盛洪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持有一种特别的情怀。盛洪曾经是个全盘西化论者,可是长期学术实践和对西方世界的亲身考察,却使他实现了某种“转向”。1996年盛洪就提出了要重新审视文明,希望能够寻求使全世界都和睦相处,永远不发生战争的途径。但是,从已知的西方理论中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美国入侵伊拉克,尤其令人感到绝望。
西方理论的核心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而反映到对战争的标准就是胜败。因此,虽然有基督教这种超越功利的力量存在,但是反战的力量依然如此微弱。在这方面,中国文化则提供了系统性的反对战争、追求和平、实现和平的理论资源。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强国之路,先进的西方国家自然成为我们的参照系。但是西方的理论资源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的视角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内,回到历史中去,从严复开始莫不如此。
盛洪坦承自己从古典文献中获得了很大的精神鼓舞。而给他最大鼓舞的,还是找到了“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浩然之气。我们的采访就从“为万世开太平”谈起。盛洪原来认为,天地自有心,无须人去立;后来发现不对:为天地立心,是因为天地因心而立。这个心是什么呢?按照他的理解,其实就是一种超越性的东西。经济学家研究的是日常生活,以及从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学现象。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道德中立”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国内很多经济学家,也对讨论道德、文明这些经济学之外的话题不屑一顾。但是,盛洪的行动却远远超过了社会对经济学家要求的义务范畴。他的研究,很早就开始涉及反垄断问题。他是最早将制度经济学引进国内并用于考察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盛洪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没有选择事不关己的态度,而是大声疾呼。他曾经讲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更好地讲道德;他曾经为农民的生存状况大声疾呼;他曾经大力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
最近,他又和几位法学界人士一起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要求对孙志刚惨死一案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制度经济学研究是盛洪的本行,但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研究经济、社会、制度的关系时,理论与现实必然会生发出许多碰撞与摩擦,直抒胸臆,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看似平淡,其实是很难实现的。在20多年的学术研究之路上,改变自己还是承受压力?孰重孰轻?盛洪对自己的心路历程有何评价呢?“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目的,但一句话,做事的最主要目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名和利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许多人却为了得到这些副产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赚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成本很高。生命最可宝贵,如果因为非主要目的去做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浪费生命。如果您觉得您很成功,那么就不能以副产品来评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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