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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故事两则
1. 言行不一
唐太宗对侍臣说：“我看《隋炀帝集》，思想深奥，知识广博，觉得知道他应该是尧舜一类的人，而不是桀纣一类的人，然而为什么他做事往往相反呢？”魏征回答说：“他嘴上说着尧舜之言，做事却像桀纣一样，自己不反省，最终导致了失败。”后来，有大臣上奏请唐太宗做《文集》，唐太宗说：“我发布的命令，有益于人民的，史书上自然会记载，足为不朽。如果没有益处，做了《文集》又能怎样？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也避免不了亡国的下场。如果不行德政，做文章又有什么意思！”
评：唐太宗是个明白人，比我们的许多企业管理者强。他知道光说是没有用的，人家看你这个人和这家企业，不是看你说的多好，而是看你做得多好。我们许多企业的“文化手册”，是不是有一点点像《隋炀帝集》？
2. 告密文化
武则天上任之后，大行告密之风。凡是有告密的人，臣下不得问，都给提供交通食宿费用，“使诣行在”。结果，全国告密者蜂拥而至，搞得人人自危。来俊臣和周兴等人养了数百人，专门从事告密工作。如果想陷害一个人，就让这些人四下告状，而且“罪证”都是统一的。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编辑了《罗织经》数千字，“教其徒网络无辜”。
评：别以为这样的事情是在古代发生的，在现代的企业里，这种事情也屡见不鲜。在所有的不良组织文化中，告密文化是对组织的破坏力最强和破坏速度最快的不良文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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