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济学]捡到东西应该物归原主吗？

to zhangfulin：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就是要让拾到者有动机交公，必须得到公家或机构的奖励，而失主取走失物可能并不给于机构回报，所以这里的成本一部分由机构承担。机构承担这笔成本的激励何在？机构不隐瞒失物的激励又何在？

to dingding2005：是的，道德与法律纠缠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这是经济学“越界”分析问题的麻烦所在，所以我通常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在18楼的发言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在面临道德难题时，是否存在对道德进行判别的经济原则？当然，我承认原初的出发点是最基本的道德，但是延伸的其他道德（具体的）的判别可能涉及经济效率原则。好比给定了什么是暴力、犯罪，接下来对于犯罪的量刑、惩罚，就是一个隐含地牵涉了经济效率原则的过程。在道德不断展开的过程中，我认为经济原则在隐含地发挥其作用，而且道德越是具体化，经济原则牵涉就越多，当事人之间的道德共识就越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道德和效率是互补而又替代的。

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处于相关知识的边缘了，哈。

我白天备课，晚上回答Nie的好问题。

zhangfulin的想法确实太过理想了.

而且,对于道德的规范,即使没有物质上的鼓励,也不应当有心理上的损害.不怕各位笑话,在下小学一年纪的时候有过捡了5分钱而冲到警察局的经历.那个时候绝对相信大人们教给的一切,但在实际中遇到的打击呢,各位也可以想象了........

　　一种行为能不能用法律制度来约束，要看这种行为的可操作性。对于捡到东西这种行为，可操作性很差，如何来认定捡到东西的人呢？这是一个很不经济的认定，违背法律制定经济性的原则。因此，我想对捡到东西是否应当物归原主应当交给道德来裁决，毕竟人的需求不仅是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但，这并不是说法律无能为力，法律可以帮助人的道德建立。可以立法规定捡到东西必须物归原主，当然这必须以确认捡物者为前提，至于如何支付费用，应当由法律制定者来解决。而对于捡到者的确认费用（非政府机构的），我想应当由失物者全部支付。

　　回复nie：之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关键就是我国还没有制定这方面的法律。目前，既然这种行为只靠道德来约束，就不能用经济来衡量。如果用悬赏来寻找失物，假如捡到东西的人只考虑经济利益，除非悬赏的价值大于失物，否则捡到者就不会归还；假如悬赏的价值大于失物价值，对失主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拾金不昧者，首先需要的是精神，其次才是物质，很难量化奖励的额度，弄不好还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不知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

是的，同意楼上意见。补充一技术性要点：失物对失主的价值往往比对捡到失物者的价值高，仅在此意义上，若科斯定理依然有效，悬赏失物归还时，是一种帕累托改善。但科斯定理往往失效，因为信息费用太高。

这让我想起以前在学校丢了自行车的情形。。

一旦丢了自行车（以下的“车”仅指自行车），重新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1、即使报警了，但因为金额太小，不予立案；而且警察叔叔不会专门为你一个人去找车；

2、偷车贼的流动性虽然不大，但团伙成员的构成难以判断；

3、既然是偷，偷车时被人发现的几率也很小，即使抓获其中几人，其作案次数，具体作案时间地点——除了他自己招供，或者你有某些证据，否则很难断定他偷了哪些车；

4、买卖脏车的人不易被发现；

5、丢车的人自己去寻车的成本过高（即使悬赏，其费用也足以购买一辆新车，或者一辆便宜的脏车——这样又增加了脏车市场的需求）；

6、派出所里偶尔因抓到小偷而缴获的车，因为搜寻失主成本过高，

（现在的自行车又取消挂牌了，不过挂了和没挂也类似），所以其有3种归处：

（1）警察叔叔们把脏车私分了；

（2）集中认车（就是把所有缴获的脏车固定地点固定期限，让公众以有效证件（比如自行车证——现在也没有了）认领；

（3）捐车（即把无主的自行车捐给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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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行为能不能用法律制度来约束，要看这种行为的可操作性。”——同时，对于偷车贼来说道德至少在偷车这件事上已经没有约束力，而且，失物对失主的价值似乎就比对偷盗者的价值低，加上信息费用确实很高

——这就引致了一个繁荣的偷车倒卖脏车的市场出现（和盗版市场类似）。

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这个市场萎缩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8 9:17:45编辑过]

回zhangfulin：据说现在“物权法”草案已经考虑了关于悬赏的条款，即确认悬赏有效。

经济学家相信市场，哲学家怀疑一切，这里的朋友们，大约是在这二者间徘徊的。只需要补充一点：我们相信的“市场”——是理想状态的市场，是没有被扭曲的市场，在现实世界里，市场已经处处被套上枷锁，所以处处都只有政治经济学问题，没有经济学问题。

以下是引用dingding2005在2005-12-9 6:07:05的发言： 处处都只有政治经济学问题，没有经济学问题。

这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对经济学家来说，比较合适的策略是：心中要清楚利益集团的动机和行为，同时在向政府提出建议或者改造世界时，不妨矫枉过正，着重强调市场的自发秩序功能。因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市场作用普遍失灵，而是无形之手普遍受到有形之脚的踩踏。

顺便说一句，我个人完全赞同“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尽管这个立场似乎很不受主流经济学家待见。

so by now, we may want to end this topic. man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