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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时间今天19点，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威廉姆森获得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获奖理由是“在经济治理，尤其是对公共资源作出的贡献”。威廉姆森则以“经济治理分析，尤其是企业边际领域方面的贡献”而获奖。著名经济学家梁小民与北京大学教授平新乔第一时间做客网易财经进行解读。
为何授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
对于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当选，曾经接受过威廉姆森培训过的平新乔表示，给他们两人还是给得很好的，治理结构确实是全球性的问题，是人类至今没有好好解决但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现在有这么大的进步，是和他们两人的贡献分不开，所以两人得奖是应该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利弗·威廉姆森是 “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
梁小民表示，诺贝尔颁奖的原因是因为在“经济治理结构”上的成就，只不过他们的着重力度不同。奥斯特罗姆重点在于对公共资源经济治理结构的分析，而威廉姆森则在于对企业边际领域方面的贡献，即一个重点在公共资源这方面，一个重点是在企业。
奥斯特罗姆作为政治经济学派当选诺贝尔奖，出乎之前人们的意料。梁小民表示，1986年布坎南就曾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领先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奥斯特罗姆也是跟着他的路线走过来的，所以政治经济学已经获过一次奖了，这次是第二次。他提醒，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这里是将政治引入经济学分析范围。
“威廉姆森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更为熟悉一些，他大大推广了科斯理论”，平新乔表示。威廉姆森的书籍在中国传播很广，很多经济学家都比较熟悉他的理论。梁小民指出，科斯最早提出制度经济学理论，诺思和福格尔是用历史证明了这个理论，而这次威廉姆森和奥斯特罗姆就是全面地发展了这个理论，应该说这是这个理论的三个阶段。1991年科斯因揭示交易价值在经济组织结构的产权和功能中的重要性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93年诺思和福格尔因制度变迁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之前预测为何全军覆没
今年媒体预测预测最热门的有“货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领域经济学家全部落马。对此梁小民指出，货币理论这部分理论上的创新还不是特别多，行为经济学还不是太成熟，环境经济学也看不出有什么突破性的东西。他指出，尽管如此，这些领域却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如果在这上面真正能有突破，获得诺奖的希望是非常大的。
平新乔则认为之前的预测均有道理，因为金融危机背景下，使得人们更加关注货币政策以及环境经济的发展。但是说道理，危机的原因在于制度设计。这次得奖的结果也提醒着人们思考企业怎么治理、资源怎么控制、政府怎么治理。
梁小民则认为金融危机强化了这一结果。他解释说，这次金融海啸的根源还是在制度上，格林斯潘一味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金融危机之所以从次贷危机发展到金融危机，也和金融制度一系列不完善性有关，有了制度上的不完善，才会做泡沫，泡沫越做越大，最后才破掉。实际上在经济上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具体问题后面是制度。
中国的诺贝尔奖梦想
每年的诺贝尔奖项的颁布，人们都会质问同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何时才能获得诺贝尔奖。对于中国人何时能获奖，两位专家指出，目前的研究环境对于获得诺贝尔奖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梁小民则直言不讳的指出，目前中国人得诺奖只是个神话。
平新乔指出，获得诺贝尔奖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提出的问题一定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问题，不能光说“中国特色”。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在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有所贡献。比如威廉姆森解决了治理结构的问题，就比前人更进了一步。
第二个前提，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是政府需要什么我就跟着你走。比如威廉姆森的研究成果、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他们是埋头苦干做了几十年研究，要以不为名、不为利这样一种风格来研究学问，这样才能把学问做大。
梁小民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中国人的诺奖情节太严重，但是研究环境又不对劲，“成天围着政府转的研究很难有所突破”。
对于中国同诺贝尔之间的差距，平新乔指出实际上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同国际差距并不是很大。比如蒋硕杰和张培刚。梁小民则笑言，现在中国经济学与世界的距离就仿佛“大概相当于我跑百米和刘翔跑百米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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