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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质疑这是否一场“国进民退”的时代倒退，到如今更多地关注煤老板手里的闲钱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华丽转身？时代周报记者走访了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他首先否定了“国进民退”一说，而对煤老板的转型，王宏英说：“根本没方向，挖那么多年煤，山西人都挖傻了。”
时代周报：“煤老板”这个称呼也就是近年来才旺起来的，这是为什么？
王宏英：2004年山西率先搞矿权改革之后，才有“个体煤老板”这个说法，之前只有国营、地方、乡镇集体三类，但事实上乡镇集体煤矿很早就承包给了个人。那场改革之所以是里程碑似的，在于长期以来资源是国家所有的，开发者无需付费，但那次以后，开创了资源性产品采矿权个体化付费、所有权国有的形式。就此，一些乡镇个体煤矿的产权明晰了。
时代周报：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王宏英：很简单，名义上的乡镇煤矿、集体所有，但早已私营化，但这个获得的渠道是不合法的，且后来层层转包，往往一场矿难连个矿主都找不到。通过产权改革，明晰了谁交了钱矿就是谁的，把以前隐藏在乡镇矿下的私营矿主合法化了，也要求他们付相应的责任。
时代周报：这场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是什么？
王宏英：矿权改革，第一个从国家手里拿到资源的那个人，是一级市场，矿权所有人就是我，干到一定时间，要出让，由于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这块制度的缺失，导致出让是被允许的。现在应该把矿权的二级市场建立起来，不该滥用，必须让政府部门确认、审核……但现在造成国家大量税收损失。而此番抵触情绪最大的，就是层层转包过程中接过最后一根接力棒的人。
时代周报：煤老板会不会因此退出历史舞台？
王宏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但今后的“煤老板”和现在的不是一个概念。小老板、发暴富财心态、恶意开采的老板应该退出了。这次整合主体都是涉煤的，也包括在当地有一定实力的民营老板。整合后，民营这块还是占了一半，而事实上所谓国营，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有独资，而是国有控股，股权早已多元化了。
时代周报：您对煤老板转型有什么建议吗？
王宏英：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方向。如果有，目前就两个方向：一是酒店服务娱乐业，二是生态农业，还有就是旅游业。但投入制造业或者煤的下游产业的，不多。挖了那么多年煤，山西人都挖傻了。现在提倡搞高新技术等第三产业，但山西一缺环境，二缺人才，这个土就不长这棵树。不过，只要你财力雄厚，这次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就看你能做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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