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姜奇平《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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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本书，是姜奇平的《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观点很新，很吸引我，可惜本人水平有限不太看得懂，求大神们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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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 垄断竞争 分享经济 姜奇平

经济学理论综合的突破与创新
----评姜奇平著《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

张曙光

1，        理论综合：经济学发展之路

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中，可以说是流派纷呈，繁华似锦。概而言之，有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旧制度经济学、等等。各个学派之间展开了长期的理论争论和相互批判，其发展创新基本上是沿着理论综合的道路进行的。如，新古典综合就是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整合了杰文斯、瓦尔拉斯、马歇尔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因而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第一次综合。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也有尝试，樊纲曾经出版了《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力图比较分析和整合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
从上述的实践看，所谓理论综合，可以说是既有否定，也有肯定；既有扬弃，也有保留；既有批判，也有继承。它是在批判地否定和扬弃了其错误成分的基础上，将其正确东西发掘出来，加以解释和发展，放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在这方面，姜奇平的《分享经济—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以下简称《分享》，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明。

2，        框架独特

《分享》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可以概括为：以新的生产力为基础，以“使用而非拥有”形成的分享经济为中心，重新检视各主要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剔除其糟粕，保留其精华，构造出了新垄断竞争的理论框架以及新的价值论、均衡论和福利论，实现了技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政治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综合，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创造出技术内生的新垄断竞争均衡政治经济学。
以下，我们对这一框架的各个构成部分做一简单评述。
首先，《分享》立足的新的生产力是信息化生产力，它是依靠新的信息化技术支撑的。大家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指以大型计算机和哑终端构成的信息技术平台，第二代是个人计算机通过互联网分散服务器构成的信息技术平台，第三代是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构成的信息技术平台。分享经济不是建立在第一、二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而是立足于第三代信息化技术。以这种技术为依托的信息生产力既不同于农业经济的生产力，更与工业经济的生产力有别。如果说，农业生产力主要是借助于自然力，那么，以摆脱了自然力的限制并以征服自然为手段的工业生产力，是一种大规模、集中式、同质化的生产力，而第三代信息技术平台的生产力，则是一种小规模、大范围、网络化、分散化和异质化的生产力。可见，移动互联的信息化技术与工业化技术是一种反向的技术，信息化生产力也是一种高于工业化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它必然会产生出新的信息化的生产关系，并带来一系列不同的经济影响。须知，按照政治经济学的界定，其研究对象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和矛盾统一中来研究生产关系。这样一来，《分享》所做的经济理论综合就具有坚实的基础。
其次，作为《分享》框架中心的是“使用而非拥有”以及共享发展的理论，这也是与以往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理论完全不同的。传统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往往是既拥有又使用，拥有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自耕农是其典型形态。工业生产力和工业经济发展了分工和专业化以及市场交易，以拥有为中心，使用隶属于拥有，以创造价值为目的。信息化生产力和信息经济以使用而非拥有为中心，使用者和拥有者是互不相属、自主合作的真正平等的经济主体，它以自由参与和共同分享为目的，是人类发展史上新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与以前的经济学重拥有不同，从拥有转向使用就发现和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角度，从而为《分享》的理论创造开放出广阔的视野和发展空间。
第三，通过内生技术，实现技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综合。大家知道，现有的技术经济学长于技术分析而忽视利益分析，与之相反，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又长于制度分析而缺乏技术分析。信息化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一方面提出了把技术经济学纳入制度分析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把技术经济学内生于制度分析的可能性。因为信息技术的特质是虚拟技术，它引起了经济的实质性变化，使使用从排他性向非排他性转变，为使用开辟了无限的可能，奠定了“使用而非拥有”的基础，不仅使非排他性使用成为主角，而且使使用先于拥有。同时它也是关于意义的，“意义在于 使用（access），这一使用在对象上是关于符号的，符号所指（内容），既可以是指向实物的，也可能不是指向实物而只指向目的、意义的”（第19页）。不仅如此，“云计算不仅是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要素，它还成为一种制度设计”（第23页），形成一种关于上层集中分享，下层分散使用的制度安排。这就使技术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综合成为万事具备、只待发现的事情。
如果从相反的方向来考察，在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内生技术的问题，实际是生产力的作用问题。立足于工业化技术和工业化生产力的现有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表面上承认而实际上否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其在当前的表现是，要么不承认信息化生产力的存在，要么默认工业化时代的生产关系。因此，要把信息技术内生到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就要研究信息化生产力作用于生产关系的机理，从技术意义上揭示使用和使用者利益分配机制的内在联系。
第四，从经济学的哲学观出发，借助均衡理论，把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起来。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二重的过程，一方面是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社会交往活动，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是资源配置问题，另一方面是利益相互作用问题。很清楚，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前者，古典经济学考察的是后者。然而，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是不完整和不系统的，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的方法进行利益相互作用分析，就能够使之体系化和全局化，从而弥补双方的不足和缺陷。具体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从资源配置看，后者是完全竞争（同质完全竞争），前者是垄断竞争（异质完全竞争）；从方法论看，后者的目标函数是一元的，强调做大蛋糕，前者的目标函数是多元的，强调分蛋糕；从数学角度看，后者相当于单层数学规划，前者可对应于内生利益的双层数学规划。“只要把利益相互作用视为异质性，利用张伯伦异质完全竞争可以轻松地把制度经济学转换成垄断竞争新制度经济学，把政治经济学转换成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从而用新古典的形式语言，说出与之不同的内容，化解利益相互作用与同质完全竞争不相容的问题”（第32-33页）。在这个方向上，借鉴张五常的租佃理论，就可以建立起分享经济的均衡论。从方法论上看，这一综合的确相当精巧。
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综合。二者都以利益相互作用为主线，但前者强调阶级斗争形式的利益博弈，后者强调利益谈判（如合约）的利益博弈；前者主张公有制，后者主张私有制；前者在剩余价值的基础上提出转形问题，显示出一切异于市场供求的变量因素，后者在完全竞争条件之外设置了交易费用，指代一切异于市场完全竞争的摩擦力。把二者放在在同一框架下来讨论，就会得到“分享经济理论在利益分析结论上，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新综合”（第35页）。
第五，在这一系列理论综合的基础上，《分享》建立了自己的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体系。作者认为，斯密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关于量的经济学，其核心是同质完全竞争均衡，P=MC是经济的常态；而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垄断竞争理论等，是关于质的经济学，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偏离了同质完全竞争均衡点（MC=MR），直接或隐含着P=AC是经济的常态。现有的均衡理论讨论的是数量-价格的二维均衡，是同质完全竞争均衡；而信息化和网络经济学的均衡理论考察的是品种-数量-价格的三维均衡，即广义均衡，是异质完全竞争均衡。“以广义均衡对二维均衡进行新综合，要点是将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压缩在异质性这一抽象维度中，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内生化处理”（第46页）。作者利用双层数学规划方法，统一术语和计量尺度，完成了两种均衡的数学转换，实现了边际分析和平均分析的结合。这样，就把利益内生于垄断竞争之中，创立了技术内生的新垄断竞争均衡政治经济学。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分享》构造了一个复杂而巨大的经济理论综合框架，除了对奥地利学派很少涉及以外，基本上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都囊括进来了。可以说是气势恢宏，出类拔萃，颇有见地。这才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应当走的道路。也许只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学家才能问鼎诺贝尔。

3，        理论新颖

《分享》运用理论综合的方法，不仅构造了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的新的框架体系，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理论思想和理论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价值理论、产权理论、租值理论和均衡理论。由于价值理论在创新中还存在某些不足，我们放在问题讨论中分析，这里先讨论其他几个理论。

3-1，关于产权理论

首先，提出和界定了分享经济学产权论的核心问题，明确了自己进行产权分析的特殊角度和内涵。关于产权问题，法学和制度经济学有很多分类和分析，而分享经济的产权理论，则集中关注支配权和使用权的分类分析。作者认为，财富具有一体两面，即它的商品属性或客体属性与权利属性或主体属性，从商品客体角度考察的二重性，表述为对应权利的二重性：与价值对应的是支配权（财富归属），与使用价值对应的是使用权（财富使用）。由于分享经济是以使用（而非拥有）为核心来配置资源和协调利益的，所以，支配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就成为分享经济产权论的核心问题。这就揭示了《分享》的产权分析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的差异。
同样，所有权也有两个方面，包括法律意义上的占有和自然意义上的占有，前者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通向的是价值（支配权），后者涉及的是人与物的关系，通向使用价值（使用权）。所以，以支配权为主的所有权不是天然权利，这是对洛克观点的批评。因为自然权利是不可转让的，这正是分享经济中使用权的特征。“分享经济中的使用（access）含有‘亲自’之意。这是人们普遍定义漏（掉）的重要内容。Access不能代表。亲自本身是不能转让的”（第123页）。所以，使用和使用权必然包涵着人的自主参与。
其次，提出了产权的第三重含义。在分享经济中，由于数据可以零成本地复制，信息资产和数据化的生产资料，可以在保留支配权的条件下以平台方式开放其使用权，使用者可以凭借使用权，运用自己的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创造财富。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权利，即创造权，它像使用权一样，也是一种不可转让的权利。“人并不是为权利而权利，为占有而占有，人们获得使用权，最终是为了获得机会实现意义，这种意义就在于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第127页）。可见，除了支配权、使用权以外，这种权利可以叫做参与权 ，它是一种“更高的自然权利”。这可以看作是分享经济产权论的第三重含义。
再次，区分了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说明了产权问题设置的新方向。传统产权理论以拥有权为主导，使使用权隶属于拥有权，强调产权的绝对性，而拥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使用权独立运行，拥有权就成为相对产权。由于生产力条件的变化，资本专有和资本专用从一个问题变成两个问题，资本可复制，资本稀缺性流失，资本专有的价值下降，“新兴的知识经济也不仅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而成为新的方向，更是由于知识和劳动的结合，形成更贴近消费者的个人知识，而在个性化时代成为财富权力的主要来源”（第130页）。这也是分成得以成立的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产权私有还是公有的意义和作用下降，“所有权应该设置的方向，从主要问谁拥有，转向主要问谁使用。从而为现实中的私有公用、公有私用、公有共用、专有共用等分享经济的实践形式开辟道路”（第135页）。

3-2，关于福利理论

首先，提出分享经济福利论的目的是以自由作为发展。福利经济学是关于经济目的的经济学。传统标准经济理论中的福利经济学基本上是同质化效用论，是把经济手段当作经济目的，分享经济中的福利经济学，主张回到经济目的本身，通过包容性的自主参与，寻求作为自由的发展。事实上，“分享经济中‘平台-增值’的双层经营结构对应着效用-价值的双层福利，一元化的效用对应的是同质化的平台（上层决策者），多元化的价值对应着异质化的应用（下层决策者，如多元化的APP）”（第398页）。所以，分享经济的福利论实现了两个方面的理论创新，一是市场结构上的新垄断竞争，二是初次分配上的包容和参与。
随着互联网发展而出现的新垄断竞争结构，即“平台+增值业务”的模式，实现了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的业态分离。当这种模式“扩展到整个业态时，市场结构就变成了网络结构，即新垄断竞争结构，它为实现包容性的福利效果提供了可行的现实基础。所谓包容性福利效果，就是人人可参与的低门槛利用资源的方式”（第413页）。
其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问题。分享经济福利论主张把实现公平的基点放在初次分配上，甚至把参与本身就视为最值得追求的福利，因为分享使用在参与的包容性上体现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正是由于强调初次分配，分享经济福利论的重点不是放在生产结果的分配上，而是放在参与生产和服务的过程中，其福利的实现，与资源配置、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构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从而解决了结果平等和机会平等、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问题。
再次，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公平观和效率观。大家知道，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福利经济学的永恒主题。《分享》为此提出了两个颇有意思的命题：一是分享经济的效率是比公平更加公平的效率。公平的效率基础有二，一是专业化的效率，二是多样化的效率。专业化的效率是同质性含义上的效率，其目标函数有全局唯一的最优解；多样化的效率是异质性含义上的效率，其目标函数没有全局的最优解，只有各个节点上的情景最优。分享经济的这种“生态逻辑使得效率的重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追求以不变为特征（把个别转化为普遍）的专业化效率，到追求以变为特征（把普遍转化为个别）多样化效率”（第421页）。由于多样化效率是一种保持利润不为零的效率，是一种保持租值聚集的效率，由于其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因而是比公平更加公平的效率。
二是分享经济的公平是比效率更有效率的公平。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分享经济，需要把公平和效率纳入自由的范畴下加以统筹，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公平可能比效率更有效率。因为，多数人参与资源利用、价值创造和收获自尊，比少数人参与更加公平。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我们把公平置于‘自由’这个定义域内，会有两个惊奇的发现。一个是这里的公平不是与效率对立的公平，而是可以增进效率的公平。二是分享经济既不是技术，也不是业务，而是人本身。相对于以人为本这个目标来说，经济中的业务和技术，都不过是‘某些特定的手段，或者某些特别选定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分享经济在发展问题上，除了自由（以人为本）以外，没有自己特殊的主张”（第436页）。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关于新垄断竞争经济学的最终结论。

3-3，关于租值理论

《分享》集中讨论租值理论的第3章，是全书最大的一章，共189页，占全书正文的43%，也是创新最多、最集中的一章。
首先，作者明确提出一个命题，分享经济是关于租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租的概念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范畴，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关于地租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张五常的理论更是讨论了定额租制和分成租制以及租值消散的问题。租来自于资源要素的使用，是使用费，立足于使用而非拥有，分享经济就是关于使用的经济，也就是关于租的经济，分享经济学就是关于使用的经济学，也就是关于租的经济学。
其次，《分享》区分了租和租值，并揭示出租值的六种来源，说明了租值是广义垄断的产物。作者明确指出，“分享经济研究的租是广义的租，它有资源配置和利益作用两义，前者指均衡（垄断竞争均衡）水平的利润（即异质利润），后者对应使用权利的费用”（第193页）。作者区分了租和租值，认为从权利的角度理解利益，租值最直观的理解是根据支配权（垄断刚性）而获得的来自财产使用的现期收益。由于租值是与使用权相关的价值，总是与具体情景相关（垄断力和门槛很难用于交换）。依据具体情景的不同，租值的来源可以分为六类。一是地租：对使用的自然对象的垄断；二是同质垄断：对同质使用的垄断；三是同质交易费用：同质完全竞争门槛；四是异质“垄断”：源自差异化的租值；五是平台垄断：分享使用的自然垄断；六是权力垄断：维持非平衡利益的刚性。这种分类分析是从来没有人讨论过的。成熟的分享经济分成的对象，主要就是租值。进而得出结论，“租值本身作为广义垄断的产物，在以下情况下有可能是好的或不可避免的：一是因为创新而造成的垄断；二是因差异化造成的垄断；三是因自然原因形成的垄断；四是因平台分享形成的垄断”（第209页）。可见，这完全是一套新的垄断理论和租值理论。
不仅如此，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分享》认为，异质垄断，即由于不同产品品种造成的区隔，不是垄断，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完全竞争，即异质完全竞争。租值无非就是异质完全竞争与同质完全竞争均衡定价的差值（AC-MC）。进而明确指出，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使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用均衡价格之差这把共同的计量尺度，统一在一种方法语言上；同时又不伤害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意思（如剩余价值、交易费用）表达。
再次，在批判地继承张五常租值消散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租值聚集的思想。所谓租值消散，是指拥有和使用合一、不存在内部利益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资源配置未达到最优。《分享》把租值拆解为租和值，认为“租说的是使用，租值消散对租来说，意味着资源利用充分不充分；值说的是拥有，租值消散对于值来说，意味着导致偏离同质的帕累托最优。租值消散理论一般说的是避免租值消散，即避免因拥有权的分享，引起使用权的滥用。从这个角度看，租值消散问题不是出在是否物尽其用，而是出在是否物有所值”（第221页）。由此可见，租值消散理论并未解释因支配权的滥用，引起使用权的不足。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在合约之外，为租值消散附加了界定私人产权和同质完全竞争两个特殊条件。租值由使用带来，但消散针对的是拥有，租值消散理论保护的是拥有。这也违背了合约不偏向任何一方的本意。张五常理论的局限性就表现在这里。
作者在广义租值（AC-MC）的基础上，把租值消散理论的逻辑加以扩展和重构，将讨论的议题重新设定为租值聚散，即租值消散+租值聚集，用以解释分享经济的问题。这样，研究的重点就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租值从Ac消散为MC，到研究租值从MC聚集为Ac的形成过程，二是不仅要研究拥有方如何获得租值，而且要研究使用方如何获得租值。 进而运用研究双层合约中目标函数与约束条件的双层规划，重释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转型问题，揭示了租值如何分成，对分配论做出了新的综合。具体详见下表（第341页）。
分配理论分类        总产品(1)        劳动(2)        剩余(3)
                劳动力=MC
（2-1）        创造性劳动=Ac
（2-2）        资本=MC
P＜AC
(3-1)        租值
P=Ac
（3-2）        非均衡
P＞Ac
（3-3）        土地=MC=AC
（3-4）
古典经济学        收入        工资                剩余        剩余        剩余        地租
新古典经济学        收入        工资                零利润
（拥有者）        利润
（拥有者）        超额利润
（拥有者）        地租
政治经济学        收入        工资                剩余
（参与分配）        剩余
（拥有者）        剩余
（拥有者）        地盘
新制度经济学        收入        工资                利润        租值
（拥有者）        租值
（拥有者）        地租
新综合        收入        工资                作为生产资料机会成本的利润        租值
（使用者可分成）        超额利润
（使用者可分成）        地租与DUP


3-4，关于均衡论模型

作者利用双层数学规划，建立了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均衡模型，在前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解决了定量分析的问题。
长期以来，双层规划一直用于局部分析和应用分析，《分享》第一次把它作为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数学规划原本是服务于资源配置理论的，作者在其中加入利益相对方的“双层”这一互动因素，上层规划代表平台规划（平台拥有者规划），下层规划代表代表APP规划（平台使用者规划），在异质性-同质性两部门经济中确定帕累托最优。这样就在均衡水平上内生了利益博弈，从而把古典均衡与新古典均衡综合在一起，把配置论和利益论综合在一起，对分享经济的交换关系和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从以上的评介可以看出，《分享》的突破和创新是巨大的和全面的。它既以现有的理论发展为基础，又不受现有理论的限制，一切以实践的兆示为指向，以逻辑的彻底为保障，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4，        治学严谨

从前面两节的评述可以看出，《分享》在经济学理论的综合上取得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创立了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对学问高度负责之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要把各派经济学理论综合起来，建立分享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认真梳理历史文献，重新解读前人的理论和思想。而且这种解读彻底摈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完全是为学术而学术。例如，为了寻找分享经济中“使用而非拥有”这一核心问题的线索，作者回顾和反思了马克思和蒲鲁东关于在《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中的争论，认为在经济思想史上，蒲鲁东是“第一个提出分享经济核心思想的经济学家”（第70页），并对这一争论中马克思和蒲鲁东的正误对错进行了客观的分析。这就突破了那些把马克思的言说当作教条的僵化思想。为了重新评价“以使用价值为中心”的学术传统，他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和巴塔耶那里寻求借鉴，解释了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理论的矛盾和分歧，并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再如，为了创立关于租值的理论，他不仅重新解释了霍布森的《分配经济学》，进而研究了魁奈的《经济表》，并主张回到李嘉图，特别是对张五常的《佃农理论》重新解读，同时还考察中国古代、英国、法国的租佃制度以及日本的借地权。还如，分享经济的福利论不仅借鉴了阿玛亚蒂•森的能力模型，进而为森关于“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猜想和理想找到了实践的支撑。足见，《分享》的成功有着非常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
当前，在国内学界，学者们往往看重国外大牌学者的理论，以引用和借鉴为荣，而忽视国内同行的创造，特别是一些年青学者的贡献。《分享》的作者不是如此，他从国内年青学者的研究中受到很多启发，得到不少借鉴。例如，关于分享经济的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第三重价值，就是从商学群、李波的《三维价值关系》中得到启示。关于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的分析，也有黄俊辉《物权相对论》的影响。再如，关于两种均衡理论的综合，也从柳欣、曹静的《统一利润率和差别利润率—兼论两种均衡体系的比较》和王璐、杨庆丰的《两种均衡理论的争论》得到借鉴。
关于作者的严谨态度，还可以提供一个例子。虽然作者的理论综合体系庞大和内容复杂，但却缺少了奥地利经济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其实，在现有的框架中，完全可以把奥派经济学综合进来。在与作者微信讨论这一问题时，笔者指出，“奥地利经济学只在一个地方提了一下，对《分享》一书有很多可借鉴之处，如资本的异质性、创新、企业家精神、市场过程等，当然也不完全与《分享》的意思相合。为什么没有批判地利用这些资源，成为综合的内容”。他的回答是，“谢谢您的指点。关于奥地利学派，当时确实想了一下，资本异质性、经济复杂性、理性的自负、对自由的强调等，的确我很赞同。没有结合进来，主要是我对奥派读得太少，功夫不到（例如我一直琢磨不透它有何短处，因此总觉没读透）所以不太敢谈”。要知道，人很难像苏格拉底讲的那样“知无知”。在这一点上，《分享》的作者做到了。

5，        问题讨论

在作了以上好评以后，笔者以为，《分享》也有不足。因此，想提出以下问题与作者进一步讨论，也向其他方家求教。

5-1，关于价值论

关于分享经济的价值论，作者的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大有创造。比如，认为古典价值论是价值先于权利，所以财富论先是价值论，然后才是产权论，而且在价值论中，使用价值先于交换价值。价值来自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前者是利用关系，形成的价值是使用或不使用资源的关系，后者来自归属关系，形成的价值是拥有或不拥有的价值。分享经济以租代买，在价值论上首先颠倒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优先顺序，把工业时代的价值优先性转变成使用价值优先性。再如，提出了商品三重性和第三重价值的理论，说明了分享经济以使用价值为中心，立足于信息化生产力，资产可以以符号形式进行排他性复制。并且明确指出，“在价值论上，应当主动认识到，‘使用而非拥有’并非否定价值，价值的正反合三题，都不外在于价值，都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发展形态和形式”（第105-106页）。等等。
不过，在笔者看来，作者过于拘泥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既然是价值的高级形态，为什么要反复区分劳动力和劳动者，强调劳动创造价值，既然以“使用而非拥有”为核心的分享经济强调使用、强调参与、强调体验，为什么总要用更高的使用价值来概括，而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概念范畴？要知道，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都是有缺陷的。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客观价值论，是从供给和成本方面来考察的，尽管马克思提出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分享》也不厌其烦地区分劳动力和劳动，使用了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创新之类的概念，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第三重含义所体现的自由含义的距离更远，其背后隐含的政治结论更与此相悖。而效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论，是从需求和偏好方面来立论的，也没有价值的第三重含义，反而突出了价值论第二种含义，因而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真正的价值论也许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手段和目的、过程和结果的统一。有了互联网分享经济，这种看法就不是调和，不是折衷，而是逻辑的必然和实践的结论。
在《分享》中，作者始终是以“使用而非拥有”为核心来建构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反复提到参与，但在价值论发展的正反合中，在租值的创造和聚集中，在双层规划的广义均衡中，始终没有使用“参与价值”的概念作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分析工具，而是用“使用的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以及其他的说法，不免令人不解。因为参与，就具有使用、创造、体验、自由自主选择的意思，而且能够把主观和客观、目的和手段在参与过程中统一起来。不仅如此， “参与价值论”还有一大优势，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都是以拥有而非使用为主立论的，在价值的创造上，一个暗含着使用，一个偏向于拥有，而没有合作创造和平等分成的意思。在分享经济中，APP使用平台，平台也使用APP，劳动使用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也使用劳动，可以说是相互为用，合作创造租值，共同参与分享。如果不是这样，APP也无法创造增值，平台也无法参与分成，仍然走不出“剥削”论的巢臼，尽管作者为此花了不少笔墨。

5-2，关于人的经济行为假定

经济学讨论的是人的参与和选择行为，就需要有一个行为假定。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定认为，人是自利的；虽然这种自利没有一些人批判的那样，人的自利是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假定人的行为是利他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人人都是活雷锋。2013年，陶永谊出版了《互利：经济的逻辑》（再版改为《互利经济学》，笔者写了《“互利经济学”的创新、偏颇与完善—评陶永谊的〈互利：经济的逻辑〉》，肯定了陶著关于互利行为假定的创新，也指出了其具体界定上的不足和缺陷。后来与好几个学者讨论，他们都不赞同笔者的肯定评价，认为自利是基本的，互利无法代替自利。本人一时也理不清楚，既没有坚持，也没有放弃。现在，有了《分享》一书的讨论，为把互利作为经济分析的行为假定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
在那篇评论中，笔者的观点是，无论是自利，还是互利，都是个人而非集体的选择，仍然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自利和互利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蕴含和相互促进的，把互利和经济人放在一起，形成“互利经济人”概念，可能是一个更合理、更恰当、更有效的行为假定。它既保留了自利和经济人的根本性质，又突显了互利这一实现自利的基本方式和主要机制，既达到了自利和利他的统一，也实现了目的和手段的统一。过去，笔者曾经指出，批评自利经济人假定的观点有一个不足之处，就是没有找到一个替代的行为假定，今天有了互利经济人的概念，经济学家就有了比较和选择的对象和空间。这些讨论的最大不足是，没有指出自利经济人假定符合孤岛上鲁宾逊的行为，是一种原子式的个人，完全理性是与此相符合和相适应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个人和个人行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 ，人的理性也有不足和不及之处，互利经济人假定正好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能否说在新垄断竞争经济学的双层规划分析中，各自的目标函数中包含着对方的目标，也受到对方的约束，是以互利经济人为基础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呢？分享经济其所以能够实现参与、合作、共享，互利这一最一般的经济行为方式，构成了其理论思维的基础。

5-3，关于如何综合奥地利经济学

奥派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的确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其理论逻辑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如果能够将其综合到分享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对于丰富和完善《分享》的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这篇评论不可能提出一个完整的综合方案，只是指出一些可以借鉴和扬弃的方向和方面。
奥地利学派关于资本异质性的思想，以及关于资本结构和生产结构的理论，是《分享》中有关异质性和“使用而非拥有” 问题讨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根据路德维希•拉赫曼在《资本及其结构》和彼得•克莱因在《资本家与企业家》中的讨论，他们把资本定义为“异质性物质资源存量”，而“资本的异质性意味着用途的异质性”，包含着多重的专用性（multiple specificity）和互补性，预示着资本组合，形成了资本结构。“资本理论必须从企业家所使用的资本品是异质的这一事实出发，解释资本品的使用方式为什么会是现在这种情况”，因此，资本理论本身就必须关注企业家在其计划中如何构造异质资本组合，以及当他们修改计划时又是怎样重组资源的。可见，企业家的功能就体现在“资本组合以及由其构成的资本结构永远不断地变化、解体和重构”中 ，或者说，“绝大多数财产都具有非专业化、未来未知的属性，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创造和发明这些属性”，因而企业家精神就是“如何组织和使用异质性资本资产” 的判断力 。很明显，奥派的资本理论是以企业家使用异质性的资本资源为中心的。如果把这一思想综合进分享经济学的框架中，也许会使其得到更充分的支持和更深入的讨论。
奥派经济学关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以及关于自由和自发秩序的思想，更是体现了参与价值论的第三重含义，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和高度契合的。以此为基础，把奥地利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综合起来，在逻辑上是顺理成章的，不仅会使《分享》更丰富，而且会使其具有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分享》中，作者把企业家看作精英，打上某种工业化时代的印记，并与草根对立起来，一方面强调草根们的“双创”，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企业家精神。这样做未必恰当，一方面自己的理论逻辑很难自洽，另一方面，在实践上也是不利的。既然推崇“双创”，那就意味着人人都有企业家精神，只是具体方面、大小、程度不同而已，也许是由于对实现条件和环境的把握存在着差异。可见，从自主参与和自由创造的意义上，《分享》完全可以把奥派关于企业家和企业精神的理论综合进来。
奥派关于时间价值和经济复杂性、关于竞争作为市场发现过程的思想以及关于过程分析的方法，对于租值的创造和分成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如果在《分享》能够加以综合，也许会使新垄断竞争经济学的双层均衡具有动态均衡的特征。
任何一个学派的经济理论都有不足和局限，奥地利经济学也不例外，只是很多推崇奥派的学者不自知而已。由于奥派产生于边际革命，其立足的基础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力，因而其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都强调拥有权，而且还特别看重私有权。在这一点上，由于奥派的领军人物米塞斯和哈耶克作为主帅发起和参与了社会主义大论战，提出和论证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中进行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因而对私有财产权的推崇和坚持更是明显。这与《分享》的产权论和以使用为中心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大家知道，竞争和垄断是经济学两个出现频率很高的重要概念，竞争产生垄断，又消灭垄断，垄断限制竞争和消灭竞争。奥派重视竞争，强调竞争，对竞争理论的发展多有贡献，但其关于垄断的理论却相当简单，特别是奥派中以罗斯巴德代表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所谓垄断行动就是限制生产，“任何产品的生产必然总是会被‘限制’，这种‘限制’只是缘于要素的普遍稀缺以及任何一种产品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他只承认一种垄断，即“国家授予特殊的特权”，而不承认一切市场垄断，也否认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竞争，从而走向了市场万能论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从互联网和分享经济来的发展来看，要素普遍稀缺和边际效用递减（其对面是边际成本递增）恐怕要重新思考。更重要的是，《分享》既使用了完全竞争的概念，也承认广义垄断的范畴，把异质性形成的市场区隔都视为垄断，来建立新垄断竞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二者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分享》可以在批判奥派垄断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垄断竞争理论。
从方法论看，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是平均分析方法，当时还没有边际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既运用了边际分析，也运用了平均分析，但二者是不搭界的，《分享》运用了二者，并将其加以综合。这是创新性的。奥地利学派从时间价值和人的行为出发，坚持边际分析，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多有批判，对平均分析多有质疑。哈耶克认为，“资本问题实际上是个时间问题”，“平均时间”是个“没有意义”的抽象，“生产时期”不能“平均化”。哈耶克和罗斯巴德都否定“一般价格水平”，认为它是一个“虚构”，是一个必须加以抛弃的概念，而看重相对价格或比价关系。奥派都批判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认为，用“总体”模型来研究商业周期，是犯了“概念实在论”的谬误，主张放弃总量分析，而进行结构分析。这是否有否定“平均”概念和“总量”概念之嫌。如果《分享》能够对此做出适当分析，也许会减少一些误解，使自己的分析方法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三联书店，1990。
2，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        穆雷•N•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董子云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4，        路德维•希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刘纽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5，        彼得•G•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谷兴志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
6，        陶永谊：《互利：经济的逻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7，        张曙光：《互利经济学的创新、偏颇与完善—评陶永谊的〈互利：经济的逻辑〉》，载《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道路与未来》，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017/04/12，于北京

这是昨天在明德商学院讲课提到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