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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剩余索取权有三种方式：（1）AB平均分配。（2）复杂劳动者A所有。（3）简单劳动者B所有。
与完全契约条件下的社会福利相比，三者任意一种福利都是较小的，其损失的部分（不完全契约所致）被称为内生交易费用。当惰性相差不多时，平均分配；当AB惰性差异较大时，赋予惰性较小者剩余索取权社会福利更大，内生交易成本更小ll；而赋予惰性较大者，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就会较大lh。其节省的损失，就是惰性较小者比别人多拥有财富。
复杂劳动加简单劳动才能产生可出售的产品(只有通过分工才能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所以，有三种剩余权分配方案：一是AB平均分配，此时
二是复杂劳动者A拥有剩余权，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劳动是简单劳动，交易成本较小，节省了交易费用，成为复杂劳动多得的收益；三是是简单劳动者B拥有剩余权，这种情况下，交易的劳动是复杂劳动，交易成本较大，支付更大的费用，成为简单劳动者损失的收益。两者一正一负，成为复杂劳动者拥有剩余索取权时多得的总收益。
可见，勤劳的劳动者和复杂劳动者都可以利用节省内生交易成本的优势享受更多收益，即勤劳品质和工作属性具有替代性，一个勤劳的人可以很富有；但是如果其工作（劳动产品）交易成本很高，即便他比较懒惰，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收入；如果人既勤奋，工作内容又复杂（劳动交易成本高），他节省的内生交易成本是最大的，收入将会是最高的。
在竞争市场中，复杂劳动者的超额收益会不会被压缩呢？（如果是在自由择业状态下，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复杂劳动，市场竞争压缩了超额收益直至平均收益，现在一些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就是这个道理。）
复杂劳动的学习成本是比较高的，很多是当期无法实现收益的（比如A>=l）;相反，简单劳动学习成本是较低的，当期是可以实现收益的。一旦从事复杂劳动，就必须放弃简单劳动（因为时间有限的约束，需要专业化经济），反过来说就是，一旦追求简单劳动的眼前利益就无法实现对复杂劳动的专业化生产。如果简单劳动一期收益为r，而复杂劳动一期收益为3r（当期没有收益，未来获得一期收益），则两期（当期和未来）的平均收益r<3r/2。所以，一些人看起来勤劳，短期就赚到了很多钱，但实际上是以未来收益为代价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很多孩子辍学出去赚钱，这部分当时被称为勤劳的孩子现在多不是富裕的人。现在也有许多大学生去做兼职做家教，却不愿意在自习室增强自己的专业知识，虽然这样可以使生活费更加充裕，但与在图书馆认真读书的同学相比，未来深造求职会有更大的困难。而年轻人（或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理解或理解不够深刻的，所以就会为一时的效用而从事来钱快的工作。中国的那句古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这个道理。
那是不是人在吃了贪眼前便宜的亏之后就会转向从事复杂劳动呢？（这个过程，首先是放弃当期的简单劳动收益，学习复杂劳动技能；然后，在未来一期获取更高收益。）如果是，众多的跳槽从业者（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就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段增强复杂劳动的市场竞争，压缩未来复杂劳动的收益（也就是收入取决于勤劳品质）。
然而，人的生活压力是递增的（学生时代只需要保证自己的生活即可甚至生活费还有父母和社会提供，而一旦结婚或生子就需要承担家庭社会等更多义务），也就是说从事复杂劳动所面对的约束是随着年龄增长是越来越强的，如果在当期没有抓住从事复杂劳动的机会，那么以后从事复杂劳动可能性会更小。（学生时代，对物质的当期渴望是很小的；然而，成人后由于家庭社会责任，对当期的物质渴望会更大，放弃当期收益的难度更高，不得不继续从事简单劳动以支持当前开支。这也是中国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的道理。）
可见，即便是在择业自由状态下，竞争性的市场也无法消除复杂劳动的超额收益（来自内生交易成本优势）。一方面，当期利益激励人们在当期选择简单劳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约束递增，人们在未来将职业从简单劳动修正到复杂劳动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竞争（自由择业）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并不充分。
如果考虑专业化经济，复杂劳动的市场先入者具有专业化经济的优势（递增报酬），平均劳动成本较低；而复杂劳动的市场后入者（从简单劳动跳到复杂劳动的那些人）处于竞争劣势，平均劳动成本更高；即便两者可以在市场上共存，后者也难以得到与前者相同的劳动收益。也就是说，专业化经济（或先发优势）会降低市场竞争的效果，即便转行从事复杂劳动，贫富差距会依然不断扩大。
可见，即便市场具有并发挥了就业协调机制（自由择业），生活约束递增和专业化经济都会使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落空。
而要改善社会公平应该重要关注的是什么呢？第一，如何让更多的人在年轻时候就学习和掌握复杂劳动的技能？第二，如何让简单劳动者更容易进入复杂劳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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