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韩德强：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以下是引用xianghua005在2006-1-19 20:59:00的发言：
韩老师的推论是有问题的.如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其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中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为什么对海外殖民,新市场的开辟不首先从中国出现.这明显和行为人在局限下最大化利润的假设矛盾."腐败"意味着政治机制效率低下,这不是落后是什么?战争,侵略好不好是个伦理判断,资源配置的方式直接取决于社会博弈各方的实力.长程贸易需要发达的金融市场为支撑,对海外的战争要求政府大量借款的可信承诺.土地自由交易之所以造成土地危机就是因为重农抑商，新市场不能得以创立，社会不能通过对经济组织的自由选择进而降低资源的稀缺性．

韩教授的经济学思想大多数时候当笑话看看还行，

深入分析就没什么意思了。

他认为动态的竞争不能实现静态的帕累托最优，

从而得出前苏联和东欧的计划经济生产方式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

经济学家看历史，有点意思。现在很多学者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结论。

韩教授说，“但是，在1780年前后，中国有3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的需求，而英格兰只有约800万人的市场需求。为什么工业革命产生在需求微弱的英国，而不是需求强大的中国？”。这是不正确的。人口多少只代表潜在的而非实际的市场容量，更重要的是，一国国民跨越本国国界对他国资源的利用都使只局限于一国原有约束的分析毫无意义。

韩德强逻辑混乱

如果说西方只是基因突变进步了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要做了　只要等突变　由猴子变成人

多好的文章啊！可惜被一些不知道尊重他人劳动、不知道吸收他人成果的人糟蹋了这么好的帖子。

学界目前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本来就有很大的误区，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言之成理就是难能可贵的开拓者，开拓者的粗忽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啊。

对他人的看法、说法有不同意见的，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或者指出他人错误所在，空口漫骂算什么呢？

letmesee，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如关于市场经济产生时间）确实存在问题，但是我们应该冷静、宽容倒是真的。

谢谢无意苦争春兄的提醒，我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1.文章应该有多种，既有已经弄清来龙去脉后的结论的表述，也有尚未完全明白，只是提出一个新的想法以供讨论验证的参考，韩教授明明白白的说明了这文章是后面这一类型，提出其错误之处是帮他，而漫骂则不是君子或者说学者应该的做法了。

2.他们说熊彼特的表述经常显的混乱，原因不是其思路的不清楚，而是他考虑的问题的规模太为宏大。韩教授这个问题的规模还不够宏大吗？有些许的混乱还不情有可原吗（何况，并不是太混乱）？

3.这文章可以做为思路的启迪的好武器，在碰撞中才能产生思想的火花，若只是盲目的排斥，怎么会有创新呢？

4.市场经济产生的时间的问题，我认为有个概念定义的问题，若是指与计划经济对应的概念，则也不一定不对。

5.当然，其中值得商榷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我只是反对不认真的漫骂嘲弄而已。（如“如果说西方只是基因突变进步了　那我们就什么也不要做了　只要等突变　由猴子变成人”的说法，韩教授在此处只是一个用来说明问题的一个比喻而已，大家都应该看的出，又何必意气用事的嘲讽呢？）

不知道各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是几天前在本站看到的这篇文章（谢谢楼主），感觉很炫。文章不长，内容很多，有很多以前没有怎么看到或想到的观点，而且基本上都可以说能自圆其说，我觉得一时半刻很难把握，不敢妄加评判。

今天有看了一下，感觉好了些。

韩老师的认识很强啊，对中国历史是该重新认识了，西方一定好东方一定差？明显不对头哦。

Letmesee, hong姐，我们就先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一篇文章吧，先从第一段读起。

1、关于市场经济的出现时间，赵冈、陈钟毅在《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认为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这里，韩德强教授将这一时间向前推到夏朝。相同之处是，韩教授与赵冈、陈钟毅都以私有制和交换行为的出现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许在韩德强、赵冈、陈钟毅三位先生看来“市场交换”和“市场经济”是同一个概念，而我们在教科书中所认识的“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机制。我们不能否认在夏朝和战国时期出现了市场，但是在这两个时期，毕竟是以自然配置方式为主的自然经济，市场对资源配置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还很值得怀疑。

2、关于私有财产的出现，《中国民法通史》中认为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韩教授的观点我们也能接受，但是他仅仅根据一则交换的故事就得出“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实在是难以立足，如果我们再读一读《帝国时代商人的命运》（王家范，《史林》2000年第2期）、《中国历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张守军著，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我们就会感觉到私有财产权的脆弱和“国家主权才是最高产权”。而且作者在提出“私有财产已经神圣不可侵犯”的结论后又提到了汉武帝时的告緡令，至少这一史实就可以否定该结论。

3、“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重农抑商的本意是要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包括扩大再生产），这样商人就转而投资于土地，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恰恰是对商人经营活动的限制加剧了他们对土地的兼并。

4、作者为了证明“重生产而抑流通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所采取的政策”，列举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失业救济、养老金、工会集体讨价还价制度以及战后德国、日本的加速折旧政策，这些都是重生产的一面，而抑流通并没有得到说明。

5、最后我们撇开市场经济不说，作者认为主张国家干预的是农民，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鼓吹者和倡议者应当是农民，这里作者忽视了当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且不说他们没有发言权，就算有，又有谁会去注意他们，所谓“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重农”也只不过是个幌子。重农抑商的真正提倡者应当是当时的统治者，而其目的则是增加自身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