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可以有很多标题来描述新政治经济学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重新认识政治和经济，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重新认识计划和市场，重新认识垄断和竞争，重新认识人性和兽性，重新认识文艺复兴，重新认识工业革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认识西方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革命和改良，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重新认识自由和必然，重新认识民主和专制，重新认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重新认识国际共运，重新认识孔夫子、柏拉图、墨子、卢梭，重新认识中外历史上的各思想流派，重新认识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等等。有了新政治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新认识。
二、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新是与旧相比较的。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把市场看成是一个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一个价格机制。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价值规律存在的前提是没有任何类型的垄断，无论是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还是权力垄断。如果存在垄断，则即使某产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平均利润时，资本也无法流入该产业，从而无法使“价格回归价值”，使价值规律失效。事实上，商品价格取决于价值的说法，从根本上掩盖了每一次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掩盖了每一次交易的不平等，从而使价格神秘化、合理化了，使市场机制神秘化、合理化了。因此，价值规律和“看不见的手”在客观上虚构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法律、道德文化存在的市场，一个能够在长期竞争中自我均衡、不导致垄断和危机的完美市场，从而曲解了历史和现实。
相反，通过对西方崛起的历史的重新梳理，新政治经济学认为，贸易、市场、商品、货币的历史远比近现代资本主义悠久，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如果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今天也不存在。如果说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从来（至少从部落社会解体之际起）就存在。
资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需要重新定义。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生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不进入交换的物质生活（按文化习俗进行的日常生活等，其间大量的人际分工和交换在亲人、熟人之间发生，不服从讨价还价、弱肉强食原则）；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小规模、短距离、低利润、剩余物品的交换，以农村的集市为典型；第三层是资本主义，由大商人经营的大规模、长距离、高利润、垄断性的贸易。按此定义，工业革命以来，垄断程度不断增高，资本主义日益进展，市场经济则不断萎缩。这种定义的好处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垄断在经济现实中的存在，有助于反对垄断，而保护比较透明、公平、微利的集贸市场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揭露国际垄断资本借自由市场之名而行世界性垄断之实的真面目。借助这一定义，布罗代尔栩栩如生地揭示了15-18世纪西欧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给人极大的震撼和启示。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定义资本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和资本是社会组织化的两种基本途径，谁也没有离开过谁。事实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是在国家权力强大以后，才有资本积累的急速扩张。相反，国家权力衰弱的国度，如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南美、非洲等国，则成了欧洲资本积累的来源。因此，不能因为有资本存在，就称该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因为有权力存在，就称该社会为封建主义或其他权力主义社会。要害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还是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则是非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这一定义，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基本上都是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的国家，因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发达国家，恰恰是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支配本国权力的国家，因而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从属于世界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社会的根源》中可以隐隐见到这种定义。同样按照这一定义，中国至少从秦汉以来，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高度垄断、庞大的资本集团[1][1]，也不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而在于权力体系的构成和权力文化不同。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定义一旦更新，全部历史就必须重写。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正在于此。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何在？
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各国。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一点都不新，无非是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的理念穿上了马甲。面对这股潮流，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纷纷或者丢盔弃甲、败下阵来，或者改弦更张，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绿党、NGO大声疾呼：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实际上却失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想像。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无分男女老少，无分有产无产，无分左派右派，或者接受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观[2][2]。一个市场逻辑受到约束的世界是怎样的？肯定是一个有权力、有文化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公共权力高于资本权力的时代。但是，一切公共权力已经都被批透了，或者是封建的，或者是专制的，或者是腐败的，总而言之是不好的。
那么，没有权力和文化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竞争到自由垄断的社会，就是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社会。
因此，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为此，则必须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的关系，重建历史真实。
四、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和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什么关系？
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一份初级书目，旨在打开新的阅读思路，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懂得人类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和曲折性，理解人类、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特别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革命史、当代史，从而认识当代中国的改革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意义。真实世界基本书目的最后一本书，《开放社会科学》，其实就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则是一份高级书目。阅读完本书系，就可能建立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历史视野，可以与洛克、斯密、马克思、韦伯等西方思想大家对话，看到这些思想家各自的贡献和历史局限，可以看到这些思想过去是怎样征服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是怎样被引导而误解历史的。更进一步，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各派思想家和学者是怎样受新自由主义历史观迷误而对自己的国家作出错误诊断，开出错误处方的。这一书系还可能培养起一种严谨的学术作风，学会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在古今中外的广泛比较中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
正如开篇所述，这一书系的理论潜力十分巨大，是一座有待大规模开发的思想金山。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还只是探索了这一思想金山的部分矿脉。一旦其潜力完全开发出来，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对自身的认识都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更进一步，甚至不排除改写人类的实践进程的可能。在这里，人类社会或者能够找到摆脱毁灭阴影，实现世界大同的全新道路。中国的学人，以及现在正思考社会问题的学生，应该完全有能力成为这座思想金矿的开发者。
五、新政治经济学书目的内在线索和阅读顺序
卡尔·博兰尼（又译波拉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撇开理论成见，研究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市集。他揭示出，至少直到19世纪为止，市场都只是在复杂的社群生活网络中受到高度限制的一个子网络。由于市场内在地具有分裂社会、瓦解信任关系、制造人际对立的倾向，把市场交换行为限制在长期密集互动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和文化礼仪中，可以消除或者减弱市场的破坏性。该书有力地打破了将市场等同于进步和文明的思维定式，对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锐基等都多有启发。
布罗代尔同样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读完该书，人们很难不赞同布罗代尔对人类物质和经济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真正站到反对各种形式垄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平民立场上来。由此，人们还能清楚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其实是国际垄断资本全面控制各国经济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无数人民平等交易的自由。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心则在于揭示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和运动。同样是通过对13世纪以来欧洲世界经济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告诉我们，奴隶制、农奴制、雇工制并不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而是采取不同用工制度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产业多样，技术复杂，需要采取自由雇工制；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产业单一，技术落后，需要采取奴隶制；而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则可以采取农奴制或隶农制。这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按部就班地进步的。发达国家的今天并非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相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源源不断地吸取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源，从而制造和巩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当然，现代世界体系并非象古代帝国那样有明确的统治中心、疆域，这两者都会不断迁移。但是，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却是很难变化的。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视野更加开阔。弗兰克通过对早期欧亚经济联系的考察发现，15至18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欧洲则是边缘地区。美洲大陆的开发，使欧洲能够用美洲的黄金、白银买到一张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的车票。当然，最后欧洲客人穿越各节车厢，夺取了火车头的地位。但是，这至少说明，那种认为亚洲经济停滞、僵化，缺乏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的传统看法完全错误，欧洲中心论完全错误。
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则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的不断转移作了深入考察。他将布罗代尔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事实，“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该书有两大命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每一个霸权都对应着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而每一个周期都有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因此，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现代，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二是，新的霸权替代老的霸权，新霸权的集权程度一定会更高。美国霸权的崛起，是由于美国发生了一场管理革命，是用大规模的集权企业体系取代了英国小型的市场型的企业体系，从而决定性地提高了生产和组织的效率。
这五种书的学术性很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相比之下，《漫长的20世纪》稍微轻松有趣，现实感也最强，可先读。《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不在逻辑上，而在史料对比的新颖和丰富上。首次阅读可以忽略论证过程，这样该书将变得轻松易懂。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和博兰尼的书也可以这样读，先忽略比较论证，注意事实和逻辑。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再注意浩如烟海的文献。
在来源性和介绍性著作中，汪晖和许宝强主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值得特别重视，该书精选了上述作者的代表性观点和论述，评论也很精当。
六、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从根本上说是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奠基于19世纪，流行至今的西方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原子论的，即总是希望寻找一个事物的基本构成单位，从基本构成单位的特征中推演出事物的性质。因此，斯密假设了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模型，并把该模型无条件地推广至全部人类生活；马克思则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推演出剩余价值的存在，进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原子论相应的，则是决定论。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都蕴含着原子决定整体的基本假设。在同样的逻辑演绎中，一国如果不发达，是因为该国的国民性，而不是因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中遭到中心国家的剥削。一个人如果犯罪，或者是因为这个人受本能驱动（弗洛伊德学说），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有某种犯罪基因，而不是这个人受贪婪的社会文化鼓动、急于摆脱贫困。由于原子论或原子主义是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因此西方学术研究越来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科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窄，越来越看不清复杂事物相互作用的整体规律，迷失在浩渺的原子性现象的海洋中。在主观上，原子论似乎有助于民主价值观，因为原子论强调国家由每一个公民构成。在客观上，当所有的知识分子引导公众迷失于细碎的现象中时，掌握全局的政治家反而能够摆脱公众的制约，专制地操纵舆论、操纵社会。
物极必反，整体主义方法论终于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声。在自然科学中，杰里米·里夫金等人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伊·普里高津著的《从混沌到有序》开创了这一局面。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是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即新政治经济学。
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什么最新的方法论，而是中国从易经、道德经以来的长期学术传统，也是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基督教的传统。由于牛顿力学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东西方的整体主义传统被原子主义的方法论取代了。应该承认，整体主义方法论可能不利于相对静止、孤立、可分割的自然现象的探索。但是，社会却是迅速变化、联系复杂、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原子论引入社会历史研究时，盲人摸象的错误就注定了。而整体论引入自然现象的研究，则是大炮打了蚊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全盘否定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流行的社会科学，否定了无数仍然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治经济学将揭开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
七、善恶历史观的回归
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一种奇妙的逻辑。人是自私的，无数自私者的相互作用将形成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都认为，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或动力。
然而，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下，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恶固然促成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的丰富，一部分人生活的便利，但也促成了无数次战争、危机、饥饿、疾病，促成了“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促成了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和热核战争的危险，从而使人类走上毁灭之路。
出路只有一个。至少要有一部分人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站在整体的立场上（整体利益驱动，善），而不是个人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上（个体利益驱动，恶），挺身而出，引导公众弃恶从善，追求长远和整体利益，避开自相残杀的毁灭之路。如此，则一种善恶史观，而不是进步史观将回到日常生活中。只有善占据历史解释的至高点，现实生活中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才能够从根本上受到约束和引导，一切罪恶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全文完）
[1][1] 根据彭雨新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朝最大的商人——宁波商人拥资2000万两白银，为清朝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意味着，清代中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就单一资本集团的资本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例而言，清代中国也远远高于当代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要达到这一比例，美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必须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2][2]有公共权力存在并制约的资本主义，可能不会走向两极分化，可能不会产生完全的无产阶级，从而与马克思的历史期望不同。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把一切用权力约束资本，从而阻缓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都打上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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