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之制度起源（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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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引进现代制度时，不知道欧美历史。第一个股份制在哪一年建立的？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是在西元１０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处于中世纪的神权时代，神父们集中了５７％的地产，但是，神父是不能结婚生子的，所以，他们不得不引入"职业经理人"来帮他们在管理和生产。所以说管理权与所有权分开是不得已的。你们知道"有限责任"是如何起源的吗？那也起源于神权时代，债权人不还债务人钱了，于是吵架了，不得不到神父那里去审判。因为教堂是"保护上帝的殿堂"，所以为了保持"上帝殿堂"的安静，所以规定了债权人如果还不了债的时候，就不用还了。然而现在，"有限责任"却变成了"保护上帝的罪人"的制度！ 　　 　　　　一个不知道检讨和怀疑的民族是没希望的。 　　 　　　　（之后又讲了会计和律师的起源，都是产生于中世纪欧洲，都有比较荒谬的背景。这里从略） 　　 　　　　任何一个现代制度的起源都是荒谬的。开始的原因是对上帝的崇敬。股份制，有限责任制都是起源于对上帝的崇敬和畏惧。股份有限公司在诞生３，４百年以后，腐败了。因为教会垄断了所有的财富。他们开始花天酒地，甚至没时间来接管普通老百姓来捐献的土地了。于是他们发行了赎罪券（让老百姓把土地卖了，直接拿钱来换赎罪券）。后来他们又觉得拿赎罪券过来也太麻烦了，于是建立了一些"接口"来收集，这就是连锁店的由来。宗教革命是如何来的呢？加尔文有一次去向教皇汇报工作，看到教皇正在床上做"龌龊"的事情，他很愤怒，拿起教皇的权杖，扔在地上摔碎，说了句名言："我让你永远受地狱之火的煎熬"。于是他开始了宗教革命，他宣称，赎罪的价格弹性为０。于是欧洲的老百姓开始把目标由下一世放在了今生。城堡的产生，国家的产生，都是源于此，贵族要保护农民，就收保护费，那就是税收的起源。然而城堡里面的贵族的吃喝玩乐又开始了，贵族们的亲戚就看不惯了，因此产生了贵族革命，产生了上议院，这就是一种对税的分赃。但是由于有了上议院，国王要用钱就必须首先经过上议院，他觉得太麻烦了，于是想出来建立国营股份有限公司，从海关直接到皇宫，那就是臭名昭著的东印度公司。现在国王也开始花天酒地了，老百姓们不爽了，他们爱开Ｐａｒｔｙ，有一次大概喝多了，于是有人说我们去和国王分赃吧！于是成立了下议院。这就是政党（Ｐａｒｔｙ）的诞生。 　　 　　　　欧洲的战争使得欧洲的国家民穷财尽。国王又想法子怎么样搜刮钱财。于是，第一张债券就诞生了。但是显然国王没钱还债券的嘛，于是发的债券都是"打白条" 的。随着债券越发越多，那么在国王这里的存量（Stock）也越来越多。怎么办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不如我们设立一个Market吧，这个市场就是Stock Market，用来专门出售国王的白条。那么怎么会有傻瓜来买呢？有人又替国王想了个办法，就是以"未来的现金流"作为购买这些"白条"的收益，那么这些 "未来的现金流"又在哪里呢？在中国，在印度，在南非。这就是股市的来源。欧洲这样搞是不行的阿，这样就是一群傻瓜骗第二群傻瓜，第二群傻瓜骗第三群傻瓜，所以欧洲在17，18世纪经历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我看我们国家现在的金融危机和那时候的很像那时候的金融危机阿。 　　 　　没有良心的股票市场永远是没希望的。那时候欧洲的内幕交易，坐庄，用银行钱炒股比比皆是，这种垃圾东西在欧洲已经衰弱了，却被中国引进了。 　　郎咸平先生的确为我们洗脑了，他关于制度的起源，明显对立与科斯的产权理论，你读了科斯的产权理论，即会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从来就是天堂的世界，科斯是世界上最无耻和无知的人，他为资本主义粉饰的太过火了。

关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历史，希望大家看一下德国学者罗伯特.库尔茨的《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

[此贴子已经被nie于2005-12-31 10:18:57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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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 经济学 郎咸平 market 讨论 咸平 制度经济学 起源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对郎咸平这些历史叙事的严谨证实，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网友可以查证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不读书”，是指台湾的风气？还是我们民族的？这篇发言很奇怪，不知所云。不论如何，他的看法原本就无足轻重。所谓“郎旋风”，其实是国内问题山积，民怨极盛，如波士顿倾茶可以引发独立战争一样。英国人在波士顿街头随意吐了一口痰，引发了独立战争，史家不会认为那口痰有多么重要。尊重一些的说法：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无论如何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不可能是人民觉醒的原因。

不熟悉欧洲历史，但知道宗教革命的另一个说法：成吉思汗的儿子还是孙子，打仗打到了欧洲，带去了黑死病，大部分人感染死亡，死亡人中教士和修女占了很大成分，人们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庇护他的孩子了，于是，宗教革命开始。呵呵。历史事件可以从任何一个契机开始。但，历史不是单纯的从某个契机开始的，认识历史更是如此，否则不如说，历史和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恶意和善意的玩笑。郎咸平的这番话，感觉很接近类似这样问题的答案分析：如果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短1毫米，那么埃及的历史将会怎样？有个哲学家说过：和思想相比任何偏好都是不值得一提的。思想可以伟大，偏好则都是渺小的。郎咸平似乎将偏好放在了思想之上。至少这篇论述是这样的感觉。

困难的是，大众是乌合的！

面对民怨沸腾，也许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员们不应过分渲染经济繁荣的成就（比如说什么GDP增长16％），而是面对现实。研究博弈论的都知道，信念是重要的，它直接决定了均衡的状态。如果大部分认为现在不好，那么现在就是“不好”。真正的学者，如何在不遭致大众抵制的前提下，廓清迷雾、正本清源，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个比理论研究更严重的挑战。由此亦见，中国经济学家生存环境之恶劣。

感谢NIE的发言！正是如此。

在目前的局势，大众媒体几乎全部转向媚俗，知识精英，一如张维迎所说，不能由他处安身立命，只得借媒体谋取名声。

所幸，还有一份刊物是在那里坚持着的，虽然不晓得何时会倒下。

岂只是经济学家陷入这般困境？君不见法学家现在正讨论的那些问题吗？同样可庆者，还有一份法学刊物在那里坚持着，虽然不晓得何时会倒下。

社会科学其余领域，难道有过什么辉煌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30 8:35:55编辑过]

接着扯几句，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香港的一些学者具有某种殖民地心态，譬如丁学良辈。任何一个了解中国学者生存状况的人都会明白，一个既要完善学术人格，又要完善社会人格的中国大陆学者，怎么可以轻松地和美国副教授比较？这不是拿地球跟月球比吗？

记得张远山说过一句话，“为中国寻找喻体”。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表达的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理应为寻找一个喻体而努力，这是多么悲观的突围！

看看我们周围，忍见朋辈相争，师长倾轧，有多少教师、领导、学者能够真正顾及单位的集体学术声誉而不是营营私利？

维特根斯坦曾嘲讽某些自称有思想却囿于表达的人，认为既然无法表达就意味着根本没想清楚，或根本没思想。其实未必。事实上，人生存在特定的环境约束中，思想可以不受环境约束的影响，语境很难。如果始终处于对语境的寻找中，是否最终会影响其思想本身。这是人文思想在目前遭遇的困境之一。

对于楼上两位所说有些可能属于题外的想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常会借助一些喻体，在经济学领域中借助最多的是西方社会结构，这一点无法避免，因为借鉴他们的发展经验和制度安排。但，在这一对比中，常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合理的，不是少点什么，如宗教精神，就是多点什么，如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超强的潜规则。但，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如果事物其自身是不合理的，这个事物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事物的发展路径对其本身而言应该是合理的。只有当我们用了与该事物完全不同的或不适应的解释标准，才能把事物给论证得不合理了。以豹子的奔跑速度为衡量标准，人不具备任何奔跑的能力。中国的发展因袭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理念惯性：尽可能的保持曾经的传统，并不断得让这个传统在被保持中不断完善。从荣格的理论来说，文化是具备遗传性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路径依赖。我惊讶于在关于是否有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的划分中，很年轻的学子依然能选择阶级这个概念来阐述对此问题的理解。也许是受到语境影响，人文思想似乎放弃一个我个人认为应该遵守的原则：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制度改革和变迁问题，应基于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概念体系去解释，如果始终用西方社会现存的种种状况分析中国问题，能否清楚的表达中国的问题很难说，但能否准确的表达则必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准确，那么对解决路径的寻找势必困难。比如，对于dingding所提倡的医疗应该市场化的提法，我很同意。但，如果短期内不能做到呢？如果政府一定要试图在现行的状态下寻找降低医疗价格的制度选择呢？如果上述如果存在，是否应该深入分析不愿放开或认为不能放开的原因。由此是否可以找到现行状态下缓解天价医疗费的方式。呵呵，好像把问题放错位置了，而且说得太多了。打住。

well done, thanks.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5-12-30 14:57:52的发言：

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制度改革和变迁问题，应基于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概念体系去解释，如果始终用西方社会现存的种种状况分析中国问题，能否清楚的表达中国的问题很难说，但能否准确的表达则必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准确，那么对解决路径的寻找势必困难。比如，对于dingding所提倡的医疗应该市场化的提法，我很同意。但，如果短期内不能做到呢？如果政府一定要试图在现行的状态下寻找降低医疗价格的制度选择呢？如果上述如果存在，是否应该深入分析不愿放开或认为不能放开的原因。由此是否可以找到现行状态下缓解天价医疗费的方式。呵呵，好像把问题放错位置了，而且说得太多了。打住。

1、如果承认经济学具有科学性，那么我认为任何国别的问题都不具有普遍性，只有特殊性。中国的制度变迁案例，只可能以两种方式被学者研究：一是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特殊案例，最多是为一般理论补充一些细节或参数；二是为建立一个普世的一般理论而提供原动力，即没有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了解，就没有完善的一般制度理论。问题是，中国情况究竟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处于哪种地位呢？我不知道，作为研究组织和制度的人，我当然希冀是后者，但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希冀而已。

2、我同意青雪采取的“次优立场”（请允许我用这个词来表达），就是给定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放松管制，给定我们不可能采取休克疗法，我们该怎么办？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赞同施莱佛的政府是“掠夺之手”的假设，因为这样比较客观、现实。但是，这会不会遭致dingding的“犬儒主义”的批评？对此，我是战战兢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