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之制度起源（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的讨论）

依据中国的发展历程所形成知识是否能成为一般性的知识，我想从一般性知识形成的逻辑而言，是可以的。正如聂所说，任何人文思想都是特定的，如果要构建一般性的人文思想，是否意味着需要各个特定的知识都存在。我的意思是，比如超稳定结构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因为用西方历史观看中国，用西方制度变迁看中国，中国就意味着数千年都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变革，于是就有了这个概念。那么用中国的文化和概念看着一过程的，它不是超稳定的，因为中国的文化理念讲究“延续”“稳定”等概念。这一概念使得农民起义从来都不曾设想过建立一个与以前不同的制度，而只是企图建立一个和以前一样的，但比以前体恤民情的制度框架。如果能够严密的论证中国文化理念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那么是否意味着可以出现这样的制度变迁概念体系：给定文化理念，一个社会的发展路径将是怎样。这样是否更有可能让制度变迁理论更为一般化呢。

个人以为，我们经济思想的问题在于，我们没能拥有和西方经济知识体系同等对话的权限。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能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总结中国近20余年的种种变革，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构建属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我们才有和其他经济知识体系平等对话的权限，然后才有可能让现在的西方经济知识体系，更接近一般性的知识体系。是不是有点狂想，呵呵，好在是网络了。

还有啊，我在说那个次优选择的时候，也觉得有点犬儒啊。没办法，似乎不管选择什么都会被说，那就选自己偏好的好了。^_^

to 青雪：你说的思路与Greif（1993）等很类似，就是给定文化信念，采取博弈论的方法，来推演制度变迁。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就是文化信念来自何处？如果不能内生信念，那么任何想要的结果都可以通过适当假设文化信念并经由均衡策略来得到。

to mie：你说的那个逝者是杨小凯，本版有很多他的文章和对他的纪念文章。

以下是引用nie在2005-12-31 10:25:57的发言：

to 青雪：你说的思路与Greif（1993）等很类似，就是给定文化信念，采取博弈论的方法，来推演制度变迁。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就是文化信念来自何处？如果不能内生信念，那么任何想要的结果都可以通过适当假设文化信念并经由均衡策略来得到。

2005就要过去了。看到上述回复，不知道自己什么心情。庄子曾说过这样含义的话，原话不记得了，以有限的生命空间追逐穷尽碧落也难以读完的前人智慧，……，忘了结语。好像不是鼓励的话。不过，老庄从来都不鼓励什么，除了自然而然的生存。读书之路，无论是苦做舟还是乐做舟，都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次不是忘了，是不想说了。想起张五常曾说的：兴趣和天赋。但在明了后者前，支付了太多交易成本后，谁能了然而退呢。新年伊始，说这种略点丧气的话，大煞风景。见谅！见谅！

生命的长度不能改变，所以总得找点东西填充，以改变密度。给定成本已然沉没，兴趣已然形成，了然而退不可能被选择，那么，新的一年，继续吧。我会找了斑竹所说的书来读。谢谢！^_^

补充一句，凡是使用重复博弈的制度和组织分析理论，都难以解决多重均衡的问题，这也是近年来博弈论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果有哪位网友了解这方面的内容，请不吝赐教。

不错,值得推荐!

我虽不学制度经济学,但是却对制度经济学有兴趣!

犹豫着是否要说下述话语，在数学被人文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推崇的如今。数学对人文思想的价值，不持否定态度，除了数学的确可以客观、精炼的证明人文思想以外，数学知识和能力糟糕也是原因。一个人对不擅长的东西，最好选择闭嘴。不过，彻底缄口不言，似乎也很难做到，就罗索两句好了。

用重复博弈分析制度变迁，或是其他问题，难以解决多重均衡的原因个人以为可能受限于此种分析方法的本身。1、均衡是否意味着如果事物发展能够出现均衡，则事物发展必然落在一个点上，或者说如果能描述出某种均衡的必然存在，事物无论经过怎样的路径都必然将回落到那个点上。2、多重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在博弈论的分析中，其结论多半是：给定某个条件，则某个点为均衡点。多重博弈更能有效地描述描述尘埃可能怎样落定。3、如果多重博弈试图描述尘埃是怎样落定的，而不是可能怎样落定，其分析的维度空间可能是不足的。制度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自干扰过程，制度规定了游戏怎么玩，而制度作为游戏的一部分其隐含的潜在制度含义是，制度需要在游戏的运行中进行改变。同时，制度形成的过程，一如历史形成的过程，是否可以用利益获得来作为其被选择的基本原因呢？比如，文化信念的形成，基本接近于康德的一个命题：历史怎样先天的被决定了。呵，想问题得方式似乎偏离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受限于知识存量的影响吧。就此打住。额外加一句：对于博弈论仅仅是开始，所以也许理解都是错误的。

以下是引用青雪叮当在2005-12-30 14:57:52的发言：

维特根斯坦曾嘲讽某些自称有思想却囿于表达的人，认为既然无法表达就意味着根本没想清楚，或根本没思想。其实未必。事实上，人生存在特定的环境约束中，思想可以不受环境约束的影响，语境很难。如果始终处于对语境的寻找中，是否最终会影响其思想本身。这是人文思想在目前遭遇的困境之一。

对于楼上两位所说有些可能属于题外的想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常会借助一些喻体，在经济学领域中借助最多的是西方社会结构，这一点无法避免，因为借鉴他们的发展经验和制度安排。但，在这一对比中，常发现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合理的，不是少点什么，如宗教精神，就是多点什么，如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超强的潜规则。但，从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如果事物其自身是不合理的，这个事物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事物的发展路径对其本身而言应该是合理的。只有当我们用了与该事物完全不同的或不适应的解释标准，才能把事物给论证得不合理了。以豹子的奔跑速度为衡量标准，人不具备任何奔跑的能力。中国的发展因袭着中国文化特有的理念惯性：尽可能的保持曾经的传统，并不断得让这个传统在被保持中不断完善。从荣格的理论来说，文化是具备遗传性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是路径依赖。我惊讶于在关于是否有穷人经济学和富人经济学的划分中，很年轻的学子依然能选择阶级这个概念来阐述对此问题的理解。也许是受到语境影响，人文思想似乎放弃一个我个人认为应该遵守的原则：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制度改革和变迁问题，应基于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概念体系去解释，如果始终用西方社会现存的种种状况分析中国问题，能否清楚的表达中国的问题很难说，但能否准确的表达则必然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准确，那么对解决路径的寻找势必困难。比如，对于dingding所提倡的医疗应该市场化的提法，我很同意。但，如果短期内不能做到呢？如果政府一定要试图在现行的状态下寻找降低医疗价格的制度选择呢？如果上述如果存在，是否应该深入分析不愿放开或认为不能放开的原因。由此是否可以找到现行状态下缓解天价医疗费的方式。呵呵，好像把问题放错位置了，而且说得太多了。打住。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理论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另一个则是：‘现实的演变会怎样’，我始终坚持认为，什么决定制度比制度决定什么重要的多。而决定制度的变量，不应该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之类的名堂在内，那充其量是一些内生变量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277-1-1.html

我的一些看法见于这个帖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