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之制度起源（以及其他制度经济学的讨论）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6-1-9 19:24:42的发言：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理论的结论应该是什么’，另一个则是：‘现实的演变会怎样’，我始终坚持认为，什么决定制度比制度决定什么重要的多。而决定制度的变量，不应该包括意识形态，文化之类的名堂在内，那充其量是一些内生变量

首先，非常感谢张三李四所提出的两个不同的问题的说法。因为，可以说解决了我在学习中所面临的疑惑。谢谢！

其次，同意张三李四所说的什么决定制度比制度决定什么重要的多。我的想法是前者将直接决定后者。

再者，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关系，我想这不是一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一则现实的演变不断证明了文化、意识形态这些非正式制度对于正式制度的形成、成效、变迁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二则即使是从单纯的理论角度分析制度应该如何被决定，我们可能也不得不借助这些变量来分析。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393-1-1.html&page=55

以下是引用张三李四在2006-1-9 19:27:43的发言：

https://bbs.pinggu.org/thread-3277-1-1.html

我的一些看法见于这个帖子，供参考

从需求和价格的角度去解释李约瑟之谜，的确可以找到类似结论性质的答案。但，我对此种解释不能认同。因为，对于科技的需求可能是由供给本身来决定的。我的意思是，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人们可能会在生活中萌生对技术的需求，但未必会萌生出对科学，特别是对理论科学的需求，而没有理论科学的发展，技术就是技术，不会成为科技。而对于理论科学的研究，在其没有成熟到可以被运用到实践中之前，没有谁，包括那些从事理论科学的学者，都无法知道这些理论将如何改变世界。理论科学的研究者从事这个行业，可以说与市场需求无关，因为我们都知道理论科学的外部性非常大，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其个人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是不能相比的。从事理论科学的研究，只能说是源自自己的需求：好奇和兴趣。

我所想说的是，在科学被运用到技术之前，必须进行经验知识和科学认识的理论性论证和总结，从而为后续的研究者奠定基础，而这一过程在其创造出现实的价值之前，除了学者有需求以外，现实的生活能有所需求吗，比如陈景润先生的研究，比如博弈论的最初出现。而中国没有进行的正是这一步骤：将经验知识和认知理论化。而这一步骤没能进行恰恰与中国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多说一句，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对于纯理论研究依然是忽视的，用于纯理论方面的科研资金投入是少之又少。这一点已经被很多学者所不满。同时，在我当老师的生涯中，我经常遭遇的问题是：老师，你教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从这个逻辑上而言，也许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恰恰过于看重现实的价值，也就是说有着太多的现实的短期的需求。即使到了今天，学术研究依然如此。呵呵，话语有点义气了。

能从事对人类的知识作出原创性贡献（理论研究）工作的人毕竟只是那极少数的天才，我们不能苛求每个人（学者）都是天才，个人的自由选择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选择的自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0 17:09:2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