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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因为种种编造的故事，大批不相识的人团结在一起，从神的故事到伟大的帝国历史，只要人们相信了同一个故事，就能够合作。
文 / 汪洋 本刊主笔
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多年以后，在一次活动上，已经不再是记者的张鹏回想起雷军与他“吹牛”的那个下午。
“当时我代表《商业价值》去采访他，三个小时内，两个人抽了有两包烟，一根续一根。他不断地在问我：‘你觉得这个事儿能说服你吗？’他通过我的表情在演算，‘我这么说对吗？我拿什么再夯实这句话？我关于手机的故事怎么讲？’我想我不是唯一被他演算过的人，这些话，他在投资人、员工、合作伙伴面前，演算了得有几十回，应该是他做手机之前几年，就已经在演算了。”
那时，行业内外听说软件界的游击司令雷军打算玩硬件，进军智能手机时，都准备当作一个即将抖响的“包袱”来等待，而雷军则在一遍遍完善他的小米故事。
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设备
故事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这篇文章之所以套用《百年孤独》的开篇，一是向这超现实的文字结构致敬，在这个句式下，时间的前后限制被打破了；另外，如果现实真的只是故事的集合的话，那么现实本身就堪称魔幻。如果现实只是一种呈现，不那么真实，那么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也只不过是评论家们对于形式的刻意捕捉和限定而已。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教授乔纳·伯杰对故事的看法则代表了一种更主流的观点，尽管他也认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无所不在的暗示的影响，比如他研究发现，人们买什么车，很可能是由“隔壁老王”决定的，但自己却认为是自己决定的。
伯杰发现了人在决策时的无意识状态，却认为自己可以理智地使用故事。当然，这并不矛盾，作为营销教授，他下意识把营销从业者认定为放饵者，而众生是吃饵的。他认为故事如同特洛伊木马，而人的现实目的就似木马肚子中的士兵。故事只是让别人更能接受的糖衣而已。同时他也指出，如果你的现实意图不能嵌套在故事里，故事就无法帮助你获得影响力，这一点在广告业尤为突出。
人们本能地喜欢故事，就像特洛伊的市民喜欢木马的壮丽。
不仅如此，剧作家罗伯特·麦基说：“人类对故事的胃口是不可餍足的，设想在地球上的一日，有多少故事在以各种形式传送着：翻阅的散文书页、戏剧表演、放映的电影、电视里源源不断的情景喜剧和正剧、报刊和二十四小时的广播新闻、孩子们的睡前故事、酒吧吹牛、网上闲聊……故事不仅仅是人类最多产的艺术形式，而且与人类的一切活动争夺人们每一刻醒着的时间。我们讲述和倾听故事的时间可以和睡觉的时间相提并论——即使在睡着以后，我们还是做梦。”
麦基揭示了我们活在故事中这个事实，然而，他和伯杰一样，也认为故事独立于现实，只是当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身外之“物”，如同空气和水，正如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说的“故事是人生必需的设备”。
是我们自己用隐喻定义了世界
伊曼努尔·康德（ Immanuel Kant）却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指出，客观事实是不可知的。我们所知的是自己构建的事实，事实又是以故事的形式呈现的。如果真正理解了康德的说法，就不会局限于麦基所说的“事实上所有的作家都必须明白，故事与生活的关系：故事是生活的隐喻”。
也就是说，故事与现实生活并非两种事物。甚至，康德本人也只是抛出了结论，而和我们一样，他没有完全理解他自己的观点。
人们并不容易认为，现实本就是故事，最多认为现实是故事取材处，正如麦基说：“故事天才的材料则是生活本身”。反而在商业世界，现实显得不那么牢固，商业故事常常十分“魔幻”，商业现实的“故事特征”看上去更加鲜明和直观，会讲故事也被视为一种魔力。
《纽约时报》也评论过，乔布斯、马斯克都有以讲故事扭曲现实的能力。孙宏斌花一百多亿元，可能也只是买了贾跃亭创作的故事中一个接盘侠的角色。在各种创业故事里，投资人和创业者也在各自表述的故事中。
这只是我们仅能够看到的一些现象而已。康德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用逻辑的方式推导出了现实的矛盾与荒谬，却在此停止了。
当著名语言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乔治·莱考夫遇到俄勒冈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克·约翰逊后，二者一拍即合，他们也用复杂的分析推理证明了，生活本身就是由各种隐喻组成的。他们说：
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就发现，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中，当代哲学和语言学的某些假设被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要做的不是扩展或修补某个现有的意义理论，而是要修正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核心假设，特别是这将意味着抛弃任何客观或绝对真理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假设。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提出另外一个阐释，即在意义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的是人类的经验和理解而非客观真理。
两位学者从语言逻辑的幽微处入手，发现是我们自己用隐喻定义了客观世界，客观主义不但充满局限性，甚至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如果赫拉克利特泉下有知，一定会对他们有意见，这位说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古希腊大哲并不在西方传统中。“同一条河流”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真实，只是一个概念，或者说“故事”。 赫拉克利特著作已散佚，剩下一百多条金句散落在古希腊各家著作中。
如果莱考夫和约翰逊继续推演下去，就会走到一个结论上：整个客观世界都建立在我们自以为“是非”的概念之上，而非建立在其自身的真实性上。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故事。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结论！
我们之所以会感知到种种矛盾的现实，是因为认为我们的意识和宇宙不同，现实与故事不同所导致的，反之，就是陆九渊说的：“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
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的说法就稍稍接地气些，他说：“大家或许认为，仅仅依靠‘意识’，事业不可能成功。然而，在‘意识’里秘藏着巨大的力量。一般认为，逻辑演绎、推理推论、构思战略，就是说明使用头脑思考的重要，心中意识到什么，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心中的‘意识’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用头脑进行的思考，在我们的人生中，‘意识’所具备的强大力量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无法比拟的”。
既为了“造福社会”，也为了验证他从创办京瓷的经历中发现的奥秘——工作即修行、意识具有大威力，是否有普适性，稻盛和夫创办了KDDI（第二电电）。他说：“我一次又一次叩问自己的内心，是否‘动机至善、私心了无’，反复逼问自己动机的真伪。整整半年后，我确信自己没有一丝邪念后，这才起步踏入通信领域。”稻盛和夫在这家后来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甚至没有给自己留上一股。
故事是一个容器
商业之外，另一个容易观察到的戏剧化情景就是亲密关系。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直言：“爱情就是一个故事。”
厮打一生却没有离婚的夫妻，很可能因为他们都视爱情为战争式的故事；而一些看似美满的婚姻却瞬间瓦解，乃是因为各自有了不同的故事，或对所处的同一个故事有了截然相反的解释。
斯滕伯格说：“夫妻常常会争执谁的观点更符合‘事实’，但从‘爱情是故事’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很难找到关系中的任何事实。”
他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常常被告诫‘做人要现实’，要区分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区分事实与虚构。若想了解一个人， 关键是要发现他的‘真实情况’，摒弃我们的猜测或想象。然而，我们头脑中形成的有关一段关系的事实是为了符合自己想法的个人虚构，因此，我们在个人关系中无法割裂现实与虚构。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是由自己的故事混合而成的。”
说到“对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解读”，莱考夫和约翰逊有个观点—“语言表达是意义的容器”。他们发现，比如面对“我们需要新的替代能源”这句话时，美孚石油的总裁和地球之友的主席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因为一方面，他们身处不同的故事里，同一句话在脑中自然会浮现不同的场景。另外，语言仅仅是容器而已，并不等同于意义，如同指向月亮的手指。
《人类简史》一书两年前走红，尤其是在商业世界中受到弄潮者的各种追捧，不知是不是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教授关于故事的惊天言论，让他们心有戚戚焉的缘故。赫拉利最主要的观点就是人类历史就是讲故事的历史，智人因为有了编故事、讲故事的能力，才从远古人类“科”中脱颖而出，并走上了食物链的顶端。
因为种种编造的故事，大批不相识的人团结在一起，从神的故事到伟大的帝国历史，只要人们相信了同一个故事，就能够合作。另外，赫拉利认为近五百年的物质生活大繁荣是建立在人们相信“未来会更好”这个故事之上的，因为有这故事，才有了金融和扩大再生产，以及对科技的投入。换句话说，五百年来的工商繁荣其实建立在赫拉利认为的“庞氏骗局”之上。
好莱坞名编剧麦基对电影故事的衰落现实表达了担忧。他说：“文化离不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如果不断耳濡目染于浮华、空洞和虚假的故事，社会必定会走向堕落。”
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当你沉浸在剧情中，感到强烈的情感刺激时，你在哪里？既可以说你在座位上，也可以说你在故事里。你因此度过了生命中的两个小时。
而“我”究竟在哪里呢？人生故事的背后最终又是什么呢？
麦基和我们一样的疑惑。他感叹道：
“日复一日，我们寻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的那一古老问题的答案：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他的一生？但问题的答案总是在规避着我们。
当我们力图使我们的手段合乎我们的梦想时，当我们力图将我们的思想融入我们的激情时，当我们力图让我们的欲望变成现实时，那一问题的答案始终躲藏在飞速流逝、难以捉摸的时间后面。
我们犹如乘坐一艘飞船，险象环生地穿行在时间隧道之中。如果我们想让飞船减速，以便捕捉人生的模式和意义，人生就会像一个格式塔一样扑朔迷离：时而严肃，时而滑稽；时而静止，时而狂乱；时而意味深长，时而索然寡趣。
重大的世界事务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外，而个人事务又往往钳制着我们，尽管我们无不努力用双手牢牢掌握着自己的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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