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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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地方财政之殇
“新中国60年来，现在是财政发展最好的时期。”中央财政部门官员如是兴叹。
“改革开放30年，我县财政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吧。”基层财政干部如是感慨。
正如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所述，“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个吊诡的舞台下面，很可能是难以维系的危险境地——地方财政干涸贫瘠，县乡干部竭泽而渔，基层政权风险四伏。
1994年的分税制，是建国以来新中国财政体制最大的变局，它使东方古国第一次有了建立“为民赋财”的公共财政的可能。这期间，国家财政收入从1993年的5114.8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61330亿元，增长了12倍。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在量上都有惊人的表现。
但是，分税制的不彻底、公共事务的增多，造成地方政府间财权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严重：财权大幅上收，事权层层下放，导致目前大部分县乡政府的财力，已经无力承担由上级政府层层下压的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和农业地区，不少“无财行政”的基层政权一盘散沙，几近于瘫痪……
即使如此，在“对上负责”、“GDP挂帅”考核体制的逼迫和驱动下，无论是省市还是县乡，时刻不忘在经济发展中“放手一搏”；常见到地方官，为了获得更好看的升迁“政绩”，不得不抢夺更多的纳税财源，不顾捉襟见肘的财政基础，不顾生态脆弱的地理环境，不顾宝贵有限的土地资源，举债建设、卖地招商、引污办厂、“土匪”施政、“刮地”敛财……
历史证明，这些“轰轰烈烈”的“带病发展”，大部分都以巨额的地方债务和银行不良贷款告终；“焚林而猎”的“短期行政”，无一不是酿成危害社会稳定的隐患因素。所有这些，最后都会转嫁到中央财政和中央政府的身上。因此，如果我们的财政改革目标，仍然是法治社会下公共财政性质的财政体系，那么中央政府就不能让地方财政继续“红灯运行”。□(文/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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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财政 新中国60年 中央财政 公共事务 公共财政 地方财政

社会的构建没有一个系统而有坚实基础的价值体系，结果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