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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慎谈“风险”——与党国英商榷
曹国奇
作为博士咖啡网的八大家之一的党国英，第一次与之商讨是地球经济论坛上，是一网友不动声色地转了党国英的文章，来反驳我的“自私+利他”人性论，当时我只将党国英文中的自私及相关词语替换成利他及相关词语，于是对方无言以对，并告之这是党国英的文章。西经虽然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是我一般不与人讨论西经，这次是例外（当然不是最后一次）。
一、 价值目标不可用真理说明
我们的经济学都是从逻辑理性上建立起来的，这有其有益的一面，使之很科学，但是经济学毕竟不自然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人这个生命的运动而非物质的运动。人是有精神的，人的行为更受精神支配。以逻辑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是以实证为准则的，但是精神价值不可实证，这里无真理可言。我们很难说那种价值目标是正确的，比如我们不能评判那种语言正确，不能评判那种信仰正确。经济学对象的运动要复杂得多，有其物质性的一面，也有其意识性的一面，不能统统都用真理论来分析。对其物质性的一面我们可以从逻辑理性角度进行分析，但对其意识性的一面却不可以这样分析。显然党国英在其《资本与劳动：谁是老板？》一文中没注意这一点，将剥削和风险的评判标准看作成唯一，没注意到剥削和风险的评判标准具有意识性。党国英的文中问题有三：
（一）党国英在分析资本家与工人的风险时是用资本的得失作为评判标准的，这种标准明显对工人不利，因为工人没有资本。所以党国英为了说明其风险论行得通，便将工人再就业与资本家失去资本扯在一起，说资本家失去资本后一无所有，而工人可再就业还有收入。工人再就业与资本家失去资本是两码事，没什么可比性。资本（利润）是用来再生产的，而工资是用来活命的。分辨再生产重要还是活命重要与价值取向有关，很难有“真理”答案，通常是分贝大的一方的价值取向为“真理”。
事实上资本家失去资本后同样能当工人，不仅如此，多数资本家在企业破产后还往往有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活费”——遣散费和私产，只有极少数资本家会赌掉这笔钱。现阶段多数工人一辈子挣不到这笔“生活费”。显然党国英的文中力图掩盖这些不利于风险论的事实。
（二）党国英说劳动也可以雇佣资本，这没错，但其论证却不可信。说医院和学校的品牌是医生和教授创造出来的，这与马克思说利润是工人创造的没有任何区别，很像《资本论》。为何在分析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时不用创造论？为何不说企业的厂房也可做其它用？党国英说“教授固然可以流动，但平均来讲，是往低处流，而不是往高处流。所以，在大学里，教授的风险最大。”这是什么话？一个秩序健康的社会，好学校的教师大多是从差学校转过来的。假如教授流动得更差，那么工人一定不会流动得更好。党国英还说“由医生组成的企业，医生的风险往往要大于资本的风险。医生的技能是高投入的结果，一旦医生因为医疗事故致患者于非命，并为社区居民所知，医生的职业生涯就麻烦了。让他当搬运工？当然可以，但他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报废了。”据我所知，医生和教师出了什么事故都是医院和学校承担更多的经济风险和声誉风险。这种风险分担方式法律有明文规定。
（三）风险从来与收益并存，仅考虑风险没有多大意义。也许风险收益比才能说明问题，但是风险论从来回避这个概念。为什么人们总是想当老板而非想当雇工呢？不外乎当老板的风险收益比更小。看看比尔·盖茨的原始资本和现在的资本，就知当老板的风险收益比有多小。
这里不在于党国英说的不符合事实，也不在于他回避不利问题，而是在于他对于同一类问题采用了双重标准，在资本家与工人关系上用资本得失作评判标准，但工人没有资本；在医院学校与医生教师的关系上用个人得失（失业）作评判标准，是《资本论》的说法。风险的判断标准总有意识的一面，也许党国英只致力于说清客观评判的一面会更好，但这要求他先得接受“不能用风险论说明所有”的理念，然而这种信仰的改变总是最难的。
经济问题是系统问题，总是一触而动全身，有荣皆荣，有辱皆辱，只是不同个体的荣辱不尽相同罢了。在不同的得失间比较得失大小是不可能事件。
二、利润（资本）的支配权由头规律决定
在客观层面，人类群体的活动必须受头规律的支配，头规律是：人类群体必须有个头，且是少数人当头。许多经济行为由这个规律决定：
（一）任何企业有个头，且是少数人当头，只是不同制度下的选拔标准不一样，从而决定那些少数人当头。选拔标准决定于制度的价值取向，这不是经济学能说明的。
（二）头的任务就是执行企业的组织工作，但是要使组织指令能被执行，头必须控制一定关键的要素以传达并监督指令的执行。奴隶社会的资源（资本）是相对无限的，人最关键，于是头就控制人。现在最关键的是资本（利润），所以头就控制资本（利润）。少数精英也是很关键的，往往要签卖身契。在当代利润只能归少数人占有（或支配），假如以头规律作为评判标准，则这种占有（或支配）不是剥削，只是社会组织的必需。党国英也注意到头们用利润为大众谋福利的这一点，但是试图用风险论说明头占有利润的合理性那就错了。风险论的根基是自私，自私的资本家为何不自己花掉全部利润，反而去承担失去利润痛苦？
（三）真正的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可能出现，那只是一种理想。那怕是将企业平分，每人都有相同的股份，在头规律的作用下最终必然形成少数大股东，他们是头。
（四）资本（利润）只是充当了一种传达和监督指令执行的手段，显然这种手段不是唯一的。当一些地方能选择更好传达和监督指令执行的手段时，党国英说的“资本退居二线”的情形就一定出现。如在政府这个“企业”中资本就不重要。
党国英不应怪别人听不懂风险论，说“我不懂，上面的道理对有些人为什么那么难理解”没有说服力。承担风险的是资本家而非资本，“资本承担风险”虽然是不足挂齿的问题，但还是没有的好。
三、 分析经济现象要有分配思想
分配是一种很实在的经济现象，但是它在经济学（至少是基础经济学）中缺位了。西经（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都是依“谁创造归谁所得”来建立的，这在实际上是没有分配，与实际不符。风险论是“谁创造归谁所得”的子孙，因为风险论认识到资本家占有（或支配）利润具有合理性，所以一定要说资本家的风险大，适得其所。从分工角度看“谁创造归谁所得”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甲生产的电视机就是甲生产的电视机，但是这种清清白白并不清白，因为还有合作。从合作角度看，我们没法分别谁谁创造了多少及创造了什么，也没法分别谁谁的风险更大。最低限度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说他创造了“神五神六”，稍微宽松一点美国人也能说他创造了“神五神六”，而从历史角度看合作时，牛顿、伽利略、法拉第及牺牲的那些外国宇航员都能说他们创造了“神五神六”。经典经济理论很少从合作角度问题，更别说将合作与分工合并在一起。
在逻辑上是合作在先，分工在后，是合作保证了群体的存在，从而有分工。合作要求平均分配，从而大家共枯共荣。平均分配就是斯密没看见的那只手，它是宏观层面判断剥削的标准。是平均分配将经济总量与个人收入联系上的，确定各个体收入的基本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越高则人们的工资越高，这与个人的贡献和风险都没联系。同是党国英，只要取得美国公民资格，还是这么干活这么下岗，但能享受更高的福利。经典依“谁创造归谁所得”而讲的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按风险分配等等在微观上起作用，制造收入差别。经济规律是从合作和分工两个链条上构建的，这有点像DNA的双螺旋结构。从个人研究看要将合作与分工的决定合并在一起，要建立专门的叠加理论。
利润的归属是由头规律决定的，已有理论的任何分配法则都与之无关。当资本家说其失去资本有风险时，工人会说其有病等死的风险更大，而政府则说失业的多了其风险也不小。这实际是几种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同的风险在作比较，永远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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