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学的特征、作用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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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学的特征、作用和局限

zz杨继绳 :http://yangjishengbk.blog.163.co ... 265200991362329592/

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学说，学派。韩非子著有《显学》。《显学》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这是指韩非子所处时代的情况。在不同的时代常有不同的显学。纵观学术历史， 显学有以下特征：
一、显学同其它学科相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是人们趋之若骛的热门学科。它不仅受到群众的重视，也受到当权者的重视。
二、从事显学研究的学者队伍比其它学科庞大。有一批在全社会有影响的学者，群星灿烂。学术活动多，学者们十分活跃。
三、显学的出版物覆盖全社会。比其它学科的出版物要多得多。
四、显学的理论掌握了较多的群众，它的不少看法被群众接受。
显学对社会的作用比其它学科要大得多：
一、对社会的价值观有较大的影响。
二、对当权者的政策取向有较大的影响。
三、对其它学科有连带影响。
然而，显学也不是常显不衰的。在它兴旺的时候就潜存着危机。
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理。任何学科一旦偏离了真理，就会走向反面。显学其所以能成为显学，就是因为它掌握了部分真理。但当它成为显学以后，又容易产生一些偏离真理的因素：
－－显学一旦进入权力中枢，为掌权者所重视，就有可能用权力来推行其成果。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权力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被更多的群众所接受，就可能形成一种舆论态势。这里有一个如何处理多数人的看法和真理的关系问题。真理开始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占有统治地位，就有一个如何处理显学和非显学的关系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压制和取代其它学科，从而有可能偏离真理；
－－显学一旦成为显学，人们趋之若鹜。就难免泥沙俱下，队伍庞杂，左道旁门奇出，有可能把真理引向歧途。
－－显学一旦占有重要地位，就可能承担不应由这门学科承担的任务。就可能成为万能科学。像包治百病的药不是好药一样，万能科学也不会是真正的科学。
－－理性认知的易错性。理性认知一般是靠逻辑力量推动，而逻辑本身是不讲前提的。不同的前提通过同样的逻辑链会有不同的结论。理论只是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反映客观。在推行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时，如果只顾按照逻辑一推到底，很可能偏离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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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当代显学

说经济学是当代显学有以下根据：

经济学学者在全国学者队伍中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刊物在所有学术刊物总量中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著作出版量占整个出版量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科的文献量在社会科学文献总量中占的比重最大。

全国高校的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中，学经济学的占的比重最大。

经济学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科。

经济学对决策者的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学科。

经济学的地位在今天如此显赫，是由它所处的时代决定的。自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工作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工作。各阶层人士对经济知识的渴望，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

经济学的显赫地位，使它承受着如此之重的社会负担，但它本身却面临着重重矛盾。

作为当代显学的经济学，同样面临上述历来显学所包含的危机。这里不再细说。中国经济学由于其历史原因，在基础上，理论上，危机更要深重一些。

中国经济学先天不足

中国经济学界的主要队伍是原来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教学队伍，因为省一级社会科学院绝大多是改革以后才成立的。这支队伍的理论基础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73年，我在经济采访中遇到很多理论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到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去求教。当时几位经济学讲师（到八十年代后期大都成了经济学家）接待我。当我问到如何减少当时实际存在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时，一位讲师回答说：“剪刀差是城市剥削农村，工业剥削农业。社会主义已经消灭了剥削，你说的剪刀差是不存在的。”我提到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等和现实相矛盾的理论时，一位讲师不作回答，却说：“我们是教师。我们的责任是帮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他们不可能讲心里话。上述回答也许不是他们真正的经济思想。

改革以后，这支队伍中相当多的人觉察到原有的理论体系和现实的冲突，他们不得不对他们所承袭的和多年宣扬的理论体系进行急转弯。例如，有一位学者，在文革中主编了一本批判前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灰皮书），这本书中收集了前苏联六、七十年代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反思，强调利润、经济核算，提出发展商品经济等改革主张。我们这位学者，除了写了一篇很有战斗力的“前言”，对这些文章大加挞伐以外，还在每篇文章前都写了一篇“按语”，批判人家的“修正主义”。在当时那种政治条件下，也许这位学者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这些有改革气息的文章。到八十年代初，这位学者发表了很多倡导经济改革的文章，其中不少看法是他所批判的这本书中的观点。他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进入改革时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学一直在改革的现实和原有的理论之间痛苦的挣扎之中。一批学者，不是从他所承袭的理论体系出发，而是从改革实践出发，为改革寻找理论根据。这时他们面临的不仅是自己多年所讲授的理论体系的束缚，还面临着这个理论体系所造就的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

这时，一些学者把危机归罪于斯大林，认为斯大林主编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歪曲了马克思的原意。于是，在经济学界出现了一阵子考据热。想从马克思的原著中寻找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据。但是，马克思的只言片语终究不能解脱理论的困惑。对100多年前文字的考据毕竟不能解决今日的现实问题。

另一些学者面对现实，大胆地突破原有理论体系的种种约束，对改革现实进行理性的解释。这批学者对中国的改革贡献最大，他们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学者中的主流。依据年龄来分，他们大体可以分三个层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孙冶方、卓炯、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一批老经济学家，对文革以来左的经济思想拨乱反正，为商品经济在中国的理论殿堂找到了应有的位置，为改革作了舆论准备。继其后有刘国光、董辅仁、吴敬琏、厉以宁、林子力、王琢、戴园晨、王珏、赵人伟、何伟、高尚全、童大林、杨启先、蒋一苇、杨培新、张卓元、周叔莲、萧灼基、唐宗昆、晓亮、熊映梧、谷书堂、何炼成、刘诗白、林凌等为数更多的经济学家面向改革实践，进一步突破原有经济学体系的束缚，使市场经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理论殿堂，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先导。到八十年代后期，经济学者中一大批新秀登上舞台。他们完全跳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新概念和新方法。他们给中国经济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为中国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三代人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思想更解放，一代比一代队伍更庞大。

然而，这三代理论队伍的种种突破，只能使得原有理论体系更显得百孔千疮，却没有能构造出新的理论系。理论危机更加深重。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危机

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它的理论不能解释与其有关的实践问题，如果在实践面前，原有的理论体系出现了破绽，我们就可以说，这门学科出现了危机。

改革以前，我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理论的本质内容，是分析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从而证明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是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从而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着眼于解决政治方向，而不是着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这些都是苏联政治经济学中承袭来的。进入建设年代以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突破这一体系，如孙冶方和顾准在1956年就突破了斯大林的“价值规律只在两种所有制之间起作用”的论断。1957年《经济研究》第一期和第二期发表了南冰（王琢）、索真（戴园晨）的文章，提出价值规律不只在流通领域里起调节作用，也在生产领域起调节作用。卓炯在1962年在上海《财经月刊》上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他们的文章都被看成离经叛道之作，并没有动摇原来的理论体系。由于原来理论体系没有面对二十世纪后期的社会现实，从而出现了重得危机。危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原有的理论体系不能解释经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现实情况和理论提供的结论处处矛盾。且不谈近几十年来原有理论体系所做出的重大结论在历史的印证中失败，迫使理论不得不节节后退。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理论和实践也处处碰壁。这样的例子随手可得。例如，为了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要求国有企业“自负盈亏”。而原有的理论体系认为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自负盈亏”中的“自”显然不是企业自身，因为只有所有者才能自负盈亏。而硬让企业自负盈亏，其结果自然是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又如，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认为，在公有制内部只有“分配”，没有“交换”。在公有制内部怎样进行商品交换？现实要求在公有制条件下发展品经济，搞市场经济。但是，在我们所承袭的理论体系中，公有制和商品经济之间，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如何建立无懈可击的逻辑联系？

二原有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为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反而成发展和改革的认识枷锁。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在原有的理论体系中，都看成社会主义的异物，是迟早要消灭的“异教徒”。所以，改革的过程实际是对原有理论体系的不断突破过程。

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面前，经济学者努力寻找出路。有的在原有理论体系中揉进市场经济理论，但原有的理论是以计划经济思想为出发点，这种牵强附会的努力，使得原有的理论体系更加不伦不类。有的干脆用西方经济学来取代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基础和中国大不一样，用在中国也是处处碰壁。在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方面又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只能用具体结论，不能用其基础理论，有的认为只能用基础理论，不能用具体结论。有的采用混合方法，即在制度分析中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经济运行分析时采用西方新古典主义，在发展分析上又引入结构主义。结果，整个体系没有贯串始终的逻辑。经济学家寻找出路努力，就是希望把原有经济学这件衣衫进行修补，但是，越补越不像样，补成了叫化子的“百丁袄“。

三是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失去了应用经济学科的基础作用。作为基础理论学科，其基本理论应当是应用学科的基础。如作为基础学科的物理学，它的基本原理、基本结论，在机械工程学、电工学、电机学、工程热力学、材料力学等学科里，都是不可动摇的基础。政治经济学，一直作为各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今天的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会计学、市场营销等应用类教科书，已经与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理论上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它已经失去了‘基础’作用。经济应用学科也没有基础理论。

中国经济学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近二十年来，经济学同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实践的联系从来没有这么紧密；社会各方面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这么样密切。但是，这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各方面的人对经济学寄于过高的期望。各行各业都想从经济学那里寻找锦囊妙计。这样，经济学就承担了很多不应由它承担的任务。经济学常常替代了其它学科，成为包打天下的万能科学：用经济学原理来设计社会，用经济学原理来观察国际关系，甚至用经济学原理设计人生道路，把人生的种种选择归结于对功利的权衡。

在今天，经济学几乎涵盖了一切领域，它几乎左右着各行各业的方向，支配着千百万人的行为。工厂、商店、医院、学校、文艺团体，都在谈论着“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规律代替了其它规律。教育界为创收，可以出卖文凭；科研单位为讲经济效益，重视“短平快”项目，轻视基础研究；医院为了增加收入，不顾病人的需要乱开贵重药方；出版社为了尊重经济规律也得自负盈亏，不得不出卖书号；报纸为了经济效益，大搞有偿新闻。

这些都不是经济学的过错。过错在于人们把经济学看得太万能了。在于人们把经济规律用于不应当通行的领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把中国建成经济社会，更不是把“社会人”都变成“经济人”，当然也不会用经济学来代替其它科学。上述一些不应当出现的情况使人们感到，在社会科学这架大天平上，经济学的砝码太重了。

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改革，不是经济学一个学科所能胜任的历史任务。只有综合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才能做好这项伟大的社会工程。但是，开始参与这项社会改革的几乎只有经济学家。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才有少数社会学家、法学家参与。单凭经济学设计的改革方案，由于对政治的、社会的、法律的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不够，在执行中常常变形走样。

在改革中，常常遇到“度”的问题。如，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和分散程度，治理整顿的紧缩力度，“适度从紧”的度，等等。有些“度”，单纯用一门学科难以确定，只有同另一门学科的交叉点上才能确定。社会问题像一个座标系，一门学科在这个座标系上只能划出一条曲线，它没有确定的点，也划不出“域”。两线相交才有“点”，三线相交才有“域”。“域”是指一个范围，社会问题的“度”多数是“域”，而不是“点”。改革中很多问题举棋不定，就是没有找到确定的“点”和“域”。这是因为经济学科以外的学科对经济改革参与不够。

经济学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太重了。对经济学过多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失望又化为对经济学的抱怨和轻视。

危机是飞跃的前夜

对某一学科来说，其理论出现了危机不是坏事，是学科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我们都知道，经典物理学经历了几次危机才发展为现代物理学。19世纪末期，牛顿三大定律和麦克斯韦电磁学能够解释物质世界中的物体运动、热、声、光、电、磁等一切物理现象。人们认为物理学已经进入了完美的状况，达到了“顶峰”。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物理学有两个发现，一是美国人迈克尔逊和莫雷的试验，证明绝对静止的空间是不存在的。而牛顿力学的前提是物体的运动与空间和时间没有关系，即时间和空间在牛顿那里是绝对静止的。二是高温物体辐射形成的光谱分析，即黑体辐射问题。经典物理学不能解释光谱分析中所发现的现象。这两个发现使得经典物理学在新的实践面前无能为力，原有的严密的体系出现了漏洞。因此被人们称为“物理学上空的两朵乌云”。

但是，物理学的危机促进了物理学的飞跃。第一朵“乌云”动摇了经典物理的时空观，却导至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第二朵“乌云”在经典物理的完美苍穹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却成了通向原子物理学的通道。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物理学出现危机以后，经过一代物理学家的重新审视和批判，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但是，经典物理学的创始人牛顿等人的历史功勋并没有否认，他们的画像依旧挂在科学的殿堂，受人顶礼谟拜。而经济学就缺乏这种宽容、博大的气概，这种科学应有的气概。

某学科出现危机，就是表明社会正在急切地需要新理论。而社会需要是发展科学最大的动力。危机是飞跃的前夜。有危机就会有飞跃。谁把这门学科引出了危机，谁就是伟大的科学家。

经济学面临飞跃的新契机

经济学的理论危机是我国经济理论飞跃的新契机。也是预示着将要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条件。

经济学要摆脱危机走向飞跃，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摆脱万能科学的尴尬地位，回到经济学本来应有的位置；第二，摆脱统治人们思想几十年的、现已百孔千疮理论体系的约束，面向实践，面向现实，从活生生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第三，学风要端正，研究方法要更新。

显学的危害  确实很新鲜

但是西方社会面对经济学造成自私公民时 却并没有去纠正“经济人”观点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的危害 即便是不能被超越  也是我们公民必须去付出代价去承受的？

谢谢，受教了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