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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晚明社会变化的研究在经济史界特别多，我关注的主要是，白银成为社会上流通的主要货币后，将社会各阶层无一例外地卷进了这次社会变革的情况。白银货币化带给晚明社会的分化和整合，推动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从对人的依附关系向对物的依赖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另外，我觉得在经济史上，相对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讨论并不是很充足。白银货币化其实直接将社会各阶层卷入了白银货币经济中：商人阶层出现并发展壮大，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商业性质的行为扩展到全社会，社会各阶层都出现了对白银的需求。这样一来，商品的流通加速，市场也由乡村集市发展成为城镇市场、区域市场乃至全国市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我认为，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明王朝被削弱而不是被强化了。它的资源更多地让位给了市场，国家的作用也就更多地让位给了市场，市场经济的新契机在此时出现了，王朝权力的衰落自然不可避免。以往说万历皇帝非常贪，但我认为，应该看到那个时代的资源不能全为皇权占有，所以他要同小民争利。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来看，这个时期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衰败是成正比的，政治迟早要随时代变化，市场经济的萌发意味着王朝体制的危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则导致旧体制的衰亡。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白银货币的扩展不仅改变了旧的社会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改变了旧的价值和思想观念。比如，官和学都可以买了，徭役可以用货币来代，罪过也可以用白银来赎。银子强有力的实用价值远远超出了臣子的说教，社会风尚、秩序，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行为、心理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对的财富观念转移了，从他们对白银千方百计、赤裸裸的追求上表现无遗。旧的等级制的分解充分说明晚明中国社会正在沿着由传统向近代发展的路径前进。
以上是我当时一些不成熟的结论，从久被忽略的货币经济的视角，对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开启在多层面的深刻变迁上表现了出来。具体来说，白银货币化有六个层面：一是货币层面，从贱金属铜钱向贵金属白银的货币形态转变；二是赋役层面，从实物和力役向货币税的税收制度转变；三是经济结构层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结构转变；四是社会关系层面，从人的依附关系向物的经济关系转变；五是价值观念层面，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的观念转变；六是社会结构层面，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因此，白银货币化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萌发的过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下面做的工作是白银货币化和世界连接的关系，2004年在《河北学刊》上的文章谈的就是白银货币化和中国走向世界问题。以前一般认为，中国大量商品换来了白银，而白银大量内流使得中国卷入了世界市场。而我文章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其实是由于自身需求才走向世界。刚才谈到，社会需求拉动了白银的流入。大家都知道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这本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搭建了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架构基石。他提出了中国中心等等理论的问题，但是我认为书中白银问题的出发点其实不是在中国，因为书中关于中国部分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明显不足，尤其缺乏对中国社会内部货币变化过程及其与世界市场连接的实证研究。虽然中国译者将书名改成了“白银资本”，但原作者并不是从白银，也不是从货币本身出发开始论证的，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明代中国的白银有不同寻常的货币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对白银研究还应该再多一些实证的考察。
我这篇文章主要谈到的是白银货币化和中国走向世界的问题。首先，白银为什么中国化。当时中国的白银矿藏量不够，这里我引用了权汉生先生关于银矿的研究，第二是，白银货币化与日本美洲银矿的开发问题。后期由于中国社会对白银有巨大需求，而国内矿产资源严重不足，所以海外收入就成为白银的重要来源，其中两个主要源头分别是日本和美洲。如果说美洲矿产与中国的白银需求关系还不是很明显的话，日本的则和中国的直接相关。
茅于轼：
日本有银矿是么？
万明：
对，正好在这个时期有大量的银矿被开采。
第三个问题是白银货币化和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白银货币化使得中国走向了世界，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做出了贡献，因为这个时代，中国的白银需求对日本、美洲的白银开发有直接间接的促进作用。我认为，中国和世界的连接主要是由白银来完成的。而且，不像以往所说，是西方的东来导致了中国被动和世界连接。当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不是仅由西方创造的，而是由明代中国积极参与共同形成的。因为外银流入帮助中国实现白银货币化要发生在中国产生巨大的白银需求拉动之后，所以，中国应该是主动地走向了世界。
将白银货币化跟社会变革的关系理出一条粗略的线路后，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更细致的研究，于是我就开始做明代的赋役改革。我认为，以白银货币化的视角重新来看明代赋役改革，其不应始自“一条鞭法”，而应从宣德五年（1430年）的周忱改革算起，至嘉靖初年(约1530年左右)出现“一条鞭法”，再到一般所说的万历初年(约1580年左右)向全国推行，整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这期间，外银的流入主要是促进“一条鞭法”的改革，所以外银流入在后，赋役改革早已开始。赋役改革自古就有，但明朝有个特别的地方——当时的赋役改革大多与折银相联系，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追溯以往，赋税折征并不特别，是历朝常有的举措。比如，唐代两税法时，开始采用折钱。由此看来，明代的折征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之所以说明代的折征又是特别的，就在于明代赋役折征的是贵金属白银，而且最终统一征收白银，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才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
我选取了货币化的角度来透视赋役改革的过程。改革的开端基本属于轻赍的折纳，经历了从折钞、绢、布、银、金等物最终归—到折银的过程。从宣德五年开始，直到实现了赋役改革折银的普遍化。比如各地实行的“均徭法”的力差与银差、“均平银”、“纲银”、“征一法”、“十段锦法”、“一串铃法”、“门银、丁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达到“一条鞭法”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改革难以计数，但是所有改革的中心内容都可以归结到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赋役合一，摊丁入亩；二是统一征银，官府雇役。如果说第一项要到清代才完全实现，而晚明赋役所呈现出的错综复杂性充分说明了过渡状态；那么，第二项则是在明代已经实现了的。这是明代赋役改革不同以往历朝历代的鲜明特征。考虑到白银原本不是明朝法定货币，足见赋役改革是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另外，赋役改革折银需要有货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条件。因此，有理由说，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形成赋役改革折银的必要前提，而且推动了赋役改革发展的进程，成为了“一条鞭法”的前导。
这篇文章我最早在经济所一个关于“三农”的会上讲了一下，跟“三农”问题联系起来，我有一些思考。谈到对赋役改革重要内容和作用的认识时，我提到，白银货币化实际上也为考察明代“三农”发展动态及其向近代转型的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观察视角。以折银为主要形式的白银货币化在全国的扩散，尤其是赋役的白银化，使白银和农民发生了密切联系。货币经济本来是相对自然经济而言的不同经济形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的冲击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对农民、农业、农村，也就是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影响深远。所以，白银货币化有广阔的社会意义，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农民来看，赋役折银使得他们从“纳粮当差”到“纳银不当差”，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农民和土地开始分离，雇佣工人和商帮群体相关，推进了市场化的进程。从农业来看，折银使农业从单一转向多元，经营权与所有权加速分离，农业也加速商品化，这是商业化的过程。就农村而言，赋役折银打破了农村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其越来越开放，市镇也因此兴起，这是城市化的过程。这是我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的粗浅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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