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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在“2017金融街论坛”上，针对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分析称，因为我国储蓄率占GDP比重过高，2007年达到到了51%，现在十年过去了，去年的储蓄率仍然有44%，实属历史罕见的高储蓄。
樊纲说道：“这么多储蓄怎么花？要么加大投资，但是储蓄率这么高，反过来就是消费率低，最终需求不多，容易造成过剩产能。要么买美国国债，但我们已经有四万亿的外汇储备，其中将近两万亿借给美国人花，这个钱总得有点投的地方，不投真实的东西，你就投了纸。“
以上摘自网易财经《樊纲：我国储蓄率占GDP比重过高 属历史罕见》。腾讯财经讯 2017财富全球论坛于2017年12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举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讲席教授李稻葵7日出席了论坛，与摩根士丹利亚太地区联合首席执行官孙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以及主持人克莱·钱德勒一起探讨中国经济的前景。
李稻葵表示：“中国应该增加债务，因为现在储蓄率太高了，远远超过了美国。债务的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比债务上限低多了，现在储蓄率是40%，储蓄率是美国的两到三倍。”
……
第二点，债务不应该是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进行考虑，而应该和储蓄有多少、人们愿意把多少钱存起来联系起来。债务的本质是存起来，中国是20%到50%的GDP的百分比，中国应该增加债务，因为现在储蓄率太高了，远远超过了美国，这个钱还是要回来。这是第二点，债务的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比这个债务上限低多了，因为现在储蓄率是40%，它储蓄率是美国的两到三倍。
以上摘自腾讯财经《李稻葵：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了 应该增加债务》。国民储蓄率=（支出法GDP-最终消费）/支出法GDP=（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支出法GDP
以上引文中的储蓄率其实是国民储蓄率，根据笔者的推算引文中的储蓄率其实仅仅是资本形成总额率（资本形成总额/支出法GDP）。
有关数据如下：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7，2016年支出法GDP为：746315亿，最终消费为：400176亿，资本形成总额为：329727亿，货物与服务净出口为：16412亿。
可计算出：
最终消费率为：400176/746315=53.6%
资本形成总额率为：329727/746315=44.2%
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率为：16412/746315=2.2%
国民储蓄率为：（746315-400176）/746315=46.4%
樊纲先生说“这么多钱怎么花？”这显然是把44%的储蓄率，看成了消费以后剩余的还没有花的货币占GDP的比率了。
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46.4%的储蓄率对应的储蓄在当年已经支出：一部分是资本形成总额329727亿（国内储蓄），一部分是货物与服务净出口16412亿（国外储蓄）。
李稻葵先生说“中国应增加债务，因为现在储蓄率太高了”。这真有些莫名其妙，储蓄率高和增加债务有什么关系？即使是银行存款的储蓄率高也不是增加债务的理由啊，因为银行存款储蓄率高恰恰是债务多的结果。
银行存款=贷款+其它+存款准备金+库存现金
这是银行存款与贷款（债务）之间的关系。是贷款增加导致存款增加，不是存款增加导致贷款增加。假设银行的存款没有转为贷款，那就无法信用创造货币。
应该这样说：中国应减少债务，因为贷款太多，杠杆率太高。央行最近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但有所说明一部分要针对“债转股”，这正是要降低杠杆率。
值得指出的是，资本形成总额中包括居民的购房支出，这其实有很大程度的“消费”（花钱而不是存钱）成分，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与近些年居民部门的住房需求增加有一定关系。
国民储蓄率与存款储蓄率没有关系，较高的国民储蓄率并不意味较高的存款储蓄率。
如果我们用新增存款/GDP表示存款储蓄率的话，2017年存款储蓄率为：13.7/82.7122=16.6%（数据摘自统计局统计公报2017）。
大家一定要记住：凡是说储蓄率在40%以上的，这个储蓄率是指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率表示GDP中的一部分变成了资本形成总额被“国内储蓄”了，另一部分变成了净出口被“国外储蓄了”。“国外储蓄”严格来说并不是储蓄，“国内储蓄”才是真正的储蓄。“国内储蓄”其实就是当年增加的厂房、设备、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住房等等固定资产——这真是“储蓄”——“货物储蓄”。其中厂房、设备等属于企业部门储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属于政府部门储蓄，住房等属于居民部门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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