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美国自身才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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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贸易战的讨论不少，近期北大林毅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供坛友们参考：


美国以对华贸易逆差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与争端，而且近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更是日趋强硬、愈演愈烈。在美方的逻辑中，似乎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事实上，我们基于数据的研究却发现：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根源本质上在美国自身。美对华征收高额关税不会改善其贸易逆差，也无助于改善其国内就业。美国如试图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状况，需要其自身的转变与结构调整。


一、美国货币扩张及金融市场自由化导致过度消费是其贸易账户持续恶化的根源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货币大幅扩张。二战后，美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规定美元与黄金维持固定比例，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在此安排下，美国货币政策较为稳定。为维持美元地位，减轻贸易顺差下降带来的压力，美国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举使美元得以摆脱与黄金的固定比例，此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张。这也是美国贸易恶化的开始。


美国金融自由化导致过度借贷和消费。美国金融企业积极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促进美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流动，并且美国国内实施金融自由化也让美国银行的准备金率下降，在国际上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使得美元可以大量自由进出国际市场。同时，美元货币量的增加导致美国出现房地产、股市等泡沫。这些资产泡沫催生了大量财富效应，且大量的流动性支撑了美国消费急剧增加、储蓄减少。因此，在美国金融自由化后，消费与储蓄之差不断扩大，贸易逆差随之增加。同时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帮助美国得以通过不断增发美元进口国际产品使得贸易逆差不断增长。


二、美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赤字转移至中国造成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上世纪70年代后，东亚成为美国一些消费品的主要供应地。美国资本丰裕，其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东亚经济体由于当时劳动力相对丰裕，主要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导致美国从东亚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对东亚的贸易逆差较大。我国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与此同时，1995年至2016年，东亚经济体整体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贡献”却从83.3%下降到63.1%。这说明美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与生产活动在东亚经济体之间重新分布有关。


经济体之间贸易相关性表明，我国对美出口依赖于我国对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日本上世纪60年代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国。随着日本薪资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上涨，日本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及台湾地区，同时也将部分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转移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生产活动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东盟4国和我国，美国对我国的贸易顺差逐渐转变为贸易逆差。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伴随着我国对亚洲“四小龙”贸易逆差的增加以及亚洲“四小龙”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逐渐转为逆差。此外，上世纪90年代是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我国的高峰期，同时也是我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增加的时期。


三、用贸易总额而非增加值衡量中美贸易失衡程度夸大了我国经济活动对美国的影响


贸易总额包括中间投入品与最终消费品。以产出价值与购买中间投入品价值之间差额衡量的增加值，能更客观地评估两个贸易伙伴之间贸易利益的相对分配。我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相对较低，随着我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进口到我国的中间产品不断增加，我国出口总额中的增加值占比从1980年的87%左右下降到2009年的63%。数据显示，中美之间贸易总额和其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的差距不断上升，增加值在总贸易差额占比由1990年的81%下降至2009年的66%，20年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


在使用增加值所衡量的美国贸易赤字额中，我国所占份额的增加伴随着韩国和台湾地区份额的减少，说明我国从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产品在中国通过简单加工，再出口到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如果使用贸易总额来计算，这些产品的总价值将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并没有考虑韩国和台湾地区生产过程的“贡献”。因此，这将低估其他经济体在美国总体贸易失衡中的影响。


四、中美贸易失衡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主要参与的是这些行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


通过不同产业内的双边贸易分析发现，我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赤字以及我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同时存在于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中。而且，我国对美制造业贸易顺差增加与对亚洲经济体制造业贸易赤字扩大之间显著正相关。制造业贸易中，我国对亚洲经济体的赤字和对美盈余集中在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两类行业，且中美贸易总体格局主要是由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主导，中国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对美盈余仅占制造业总盈余的10%。这种相关关系在农业部门的贸易中并不明显，在非制造业工业部门和服务业，我国对美贸易差额与对亚洲经济贸易差额之间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尽管我国熟练劳动力（即技术工种）尚不充裕，在高科技产品生产上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如电器和光学设备的生产，恰恰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部分移植到我国的产业。在这些产业内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与来自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量增加有关。我国对美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增加值份额从1995年的不足45%上升到2009年的55%以上，技术密集型产业对美出口的增加值在我国加入WTO后大幅下降，2009年增加值的国内占有率约为35%，这说明韩国和台湾地区企业主要是把他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如加工）转移到了我国。


五、随着我国工资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从我国向其他低薪劳动力丰富的经济体转移，中美贸易失衡预计会不断缩小


我国的工资水平正在不断上升，这将导致我国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研究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0年间，我国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由1004美元/年增至5487美元/年。工资快速增长始于1998年，其中1998年至2010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3.8%。2012年以后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更快。2015年我国制造业的年均工资约为9165美元/年，超过泰国工资水平的两倍，是多数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三倍以上。因此，尽管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97年至2010年间以每年11.3%的速度增长，但我国劳动力仍然比这些经济体更昂贵。此外，我国的最低工资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持续增长，很快将超过菲律宾，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剧烈变化，并将影响国际生产活动选址。


目前，影响我国工资上涨的因素很多，例如资本快速积累、劳动力市场改革、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非熟练劳动力短缺以及经济结构变化等。由于我国制造业工资急剧增长，上世纪90年代转移到中国的生产工序，正在经历从我国转移到其他工资水平较低的经济体，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印尼甚至非洲。2016年这些国家的平均工资仍然低于2000美元。2010年至2016年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437.0亿美元（2010年美元计算）下降到1549.1亿美元，同期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从57.95亿美元增至1972.8亿美元。

六、美国对华趋于强硬的贸易政策不会改善其对华贸易逆差状况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建立在两国经济优势互补基础上的。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高达25%的进口关税，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美国的可能性仍比较低，因为这些产品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已不再生产。这些产品基本都是消费品，如果施加25%的关税，要么美国消费者的成本大幅增加，要么美国转而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进口，但这些国家的产品成本比中国更高，消费者的成本也会增加，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会得到改善。美国自身才是其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源，需要其自身的转变与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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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贸易逆差 易逆差 林毅夫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劳动密集型产业

余永定：中美贸易摩擦如何步步升级

2018年7月6日，美国首先开始对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中国还以颜色。中美贸易战终于最终打响。

　　回顾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摩擦经历了步步升级的过程。

　　3月8日，特朗普宣布准备根据232条款对钢铁和铝制品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虽然此次加征关税并非仅仅针对中国，但却揭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

　　3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中国贸易实践的301条款调查》，认定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行动、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或歧视性的，对美国商务形成负担或限制”。所谓的301调查，是2017年8月14日根据总统签署的行政备忘录由USTR 主导进行的。

　　3月23日，作为对美国加征钢、铝制品关税的报复，中国政府公布了对价值3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美国商品清单。

　　4月4日，基于301报告的结论，USTR公布了将于7月6日开始加征25%关税的1333种、总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当天，中国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对106种、总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增25%的关税，其中包括了大豆和波音飞机。

　　4月5日，特朗普要求USTR考虑加征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中国就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232措施，向美方提出WTO磋商请求，正式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同日，中国也就301措施提出WTO磋商。

　　4月18日，美国表示已同意就加征关税措施与中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进行磋商。

　　4月16日，美商业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宣布对中兴通讯实施制裁。

　　5月2日（至4日），美国代表团抵京。在中美第一次谈判中，美国实施特朗普的“疯人战略”，对中国漫天要价。其具体要求主要为：

　　• 从2018年7月开始，每12个月至少减少1000亿美元。到2020年底，同2018年底相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至少减少2000亿美元；

　　• 截至2020年7月1日，中国的进口关税降至等于或低于美国对同一货物的关税水平；

　　• 立即取消对“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10个高科技制造业部门的补贴和其他政府支持；

　　• 取消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的投资限制，包括外国公司在中国本地合资公司的股权上限；在2018年7月1日前发布改进后的“负面清单”（所谓的“负面清单”，是指对外商投资完全关闭或有条件开放的产业部门，所有在这个清单中没有提到的经济部门都将对外国投资开放）；

　　• 中国于2019年1月1日前停止有关知识产权的特定政策和做法（强制技术转让、合资企业要求等）；

　　• 中国于2019年1月1日前撤销《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美国在WTO磋商所指认的条款--即根据美国要求修改上述条例；

　　• 中国于2018年7月1日前撤回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磋商要求；

　　• 中国将不对美国针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所采取的贸易和投资措施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 同意立即停止对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网络、经济间谍、仿冒和盗版活动。对实施以上措施的进展进行季度评估；如果中方完不成承诺，美方可以施以关税惩罚。同意遵守美国的出口管制法；

　　• 不反对、挑战和报复美国对中国对美技术和国家安全敏感部门投资的实行的限制；

　　• 在2018年7月1日前，中国将公布外国投资负面清单。在清单公布的90天内，美国将核查依然存在的对美国不公的投资限制。中国在接到美国的问题清单之后，将根据中美共同决定的时间表积极消除这些限制；

　　• 2020年7月1日前，中国将把非关键（non-critical）部门所有产品的关税降到不高于美国同类产品的水平。中国认可美国可能将对关键部门产品（包括同中国造2025有关的产品）进口施加限制或征收关税；

　　• 中国知道若未能履行本协议，美国将会对中国进口征税并采取其他适当措施。中国承诺将不会对此采取报复措施。

　　这哪里是谈判要求，这分明是最后通牒！中国代表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美方的无理要求进行了坚决的回击。中方的立场是：

　　• 中国将降低从美国进口汽车和其他产品的关税，并大量进口美国的货物和服务；条件是美国采取如下后续行动：a）撤销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禁令，尤其是集成电路产品的出口限制；b）向中国的IT产品开放美国政府采购； c）在2018年5月31日之前恢复中国对美国的熟制禽肉出口，等等。

　　• 通过以下措施增加双边服务贸易：双方成立服务贸易工作组；在海南自贸区向外资开放服务业（医疗保健、养老、建筑设计、环境保护等）；在15个地区开展跨境服务贸易试点；扩大中国对美国电影的进口。

　　• 加强与美国的知识产权合作，但中国在其入世协议下对合资和股比政策不应被视为“强制性技术转让”。

　　• 修订美国对中兴通讯的限制，确保半导体行业的全球供应链。

　　• 要求美国停止使用“替代国”作为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基准（换句话说，实际上承认中国在WTO下的市场经济地位）。

　　• 终止301条款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的调查、并撤销调查下的任何关税计划；承诺在未来不对中国发起任何301条款调查。

　　谈判的最终结果不得而知，但可以猜到，中国代表团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避免贸易战，也做了必要的让步。而美国也根据“疯人战略”从“漫天要价”转向“坐地还钱”。会谈公报表示：“双方就扩大美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在有些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

5月15日（至19日），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进行第二轮谈判。达成的协议包括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方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有意义地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出口。双方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进行了讨论，同意为上述领域达成共识创造有利条件。中方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双方同意鼓励双向投资，将努力创造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继续保持高层沟通。外电则透露，中国拒绝了美方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逆差2000亿美元的要求，但同意增加能源和农产品进口，进口额接近700亿美元。中美并未解决所谓“知识产权盗窃”问题。中国拒绝了美国的中国在国企改革、产业补贴、强迫技术转让、产能过剩四个领域做更实质性改变的要求。

　　5月29日，白宫发表声明称，将在6月15日公布限制对华贸易的具体措施。中国商务部立即指出，这一声明显然有悖于不久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

　　5月30日（至6月2日），中美进行了第三轮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结束两天的讨论后，没有发表联合声明。美国代表团没有发表评论就启程回国。新华社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表示，罗斯和刘鹤取得了“具体的进展” 。但新华社也警告称，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征关税在内的贸易制裁措施，双方谈判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会生效。在经过三轮会谈之后，中美贸易战一度出现停战迹象。但希望很快就因美方的出尔反尔而破灭。

　　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于7月6日执行对4月4日清单上的中国进口商品加税25%。数分钟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美国出台“同等规模、同等力度”的征税措施，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中国贸易战已基本不可避免。

　　6月16日：针对美国6月15日的决定，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对美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商品，自今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美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时间另行公告。

　　美国首批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有818种，价值340亿美元。原清单中的515种产品，由于公众反对被从清单中剔除。 USTR新提出284种产品作为替代，以保证被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价值维持在500亿美元。这些新添产品也要走征询公众意见的程序，走完程序要有数月之久。7月6日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主要是用于美国制造业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以及在农业、矿产和医药业的设备。

　　6月18日特朗普又威胁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并威胁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再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6月19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美白宫6月18日声明发表谈话，声明如果美方丧生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

　　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其可以摆到桌面的理由不外乎三条：

中国对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

中国不遵守WTO承诺；

中国通过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国技术。

美国政府内部，或因利益不同或因认知不同，对上述三点的侧重各有不同。例如，特朗普在前期强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则始终强调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如中国以“不正当手段窃取美国技术”等。

如何看待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我们至少有六点评论。

　　第一，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

特朗普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5000亿美元，这是信口胡言。按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中美服务贸易则为逆差。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其实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自己）对美国的出口，但在美国的统计中，这些中间产品都算在中国头上了。我们常常喜欢以苹果手机为例，说明如果将此类中间产品从出口总额中去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至少将少一半。

　　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中国对美出口中包含大量来自其他国家中间产品这一事实，对中美贸易差额的计算并无影响。假设中国对美国出口是2700亿美元，进口为零，即便在这2700亿美元中包含了1800亿美元的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中国对美出口顺差仍然是2700亿美元。

　　造成中美统计差别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呢？

　　除了一般的误差与遗漏，按传统的解释，原因有二。一是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二是美国在计算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不包含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减少出口收入），进口的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全部算作自己的进口支出（增加进口支出）。这种计算方式也人为增加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至于中国对美的出口大多是最终制成品，在出口品中包含了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产品和美国的产品（如苹果手机中的芯片等）这一事实，能说明的是：一，对外贸易中的许多利益，例如就业创造，是由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获得了；二，贸易差额是多边问题，双边贸易差额是由比较利益所决定的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决定的。贸易平衡应该是总体平衡而不是双边平衡。例如，美国如果希望减少贸易逆差，就应该首先解决国内储蓄不足问题。即便中国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对美出口锐减，中国的出口空缺也会被其他一些类似国家所填补，不同的是美国可能要为质量较低的进口商品支付更高价格。

　　第二，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

美国贸易逆差始自1980年，中国因素则是2000年以后的事。美国的长期逆差肯定不能用中国因素解释。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持续下降；二是美国国内储蓄长期不足。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我倾向于把两者看作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在不同时期可能某一个方面起主要作用，但两者必须在结果上保持一致。

　　国内储蓄-投资缺口同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恒等式S-I=X-M表示。例如，如果国内储蓄不足（S<I），通过某种传递机制，贸易逆差（X<M）必然出现，恒等式永远成立。我们自己的经验就可以说明这点。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些年份和1993年由于投资过热，出现储蓄缺口。在这些时候，通过通货膨胀和人民币汇率实际升值这样的传递机制，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

　　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国内储蓄不足造成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在1980年后连续保持贸易逆差，而美国居民储蓄率也是在1980年代初开始持续下降的。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美国居民的降杠杆——实际也是提高储蓄率，美国的贸易逆差明显减少。如果美国不增加储蓄，即便减少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也不会减少。

　　第三，中国对美保持贸易顺差并不意味中国占了美国便宜。

简单的国际收支平衡关系告诉我们，凡是经常项目顺差国都是资本输出国。自1990年代初中国就对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顺差（贸易差额+投资收入差额）。换句话说，自1990年代初中国就对美国输出资本。美国精英阶层对此都非常清楚，中国对美输出廉价商品，反过来又把所赚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得到双重好处，是美国占了中国的便宜。巴菲特最近就说，用几片纸（绿纸美元）换回大量实际资源有何不好？不知道特朗普是真傻还是假傻，占了便宜硬说吃亏，应该说是一种谈判策略。

　　但是也应该看到，全球化、特定国际分工格局，对一国不同阶级、阶层、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蓝领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因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他们造成的竞争压力心生怨恨。美国政府不愿意通过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于是把矛头转向中国，转移美国蓝领的不满。显然，美国的国内政治格局要求特朗普发动一场对中国的贸易战。

　　第四，中国为平衡国际收支做出了巨大努力，实现了基本平衡。

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GDP比在2007年接近11%；2017年已降为1.4%，比诸如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平衡得多。如果在过去批评中国存在重商主义倾向不无道理，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基本变化。甚至像克鲁格曼这样曾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搞重商主义的人也承认，重商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不到中国头上了。

　　第五，美国应该放行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

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

　　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

　　为什么美国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答案在于地缘政治。

　　在克林顿时期，中国被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在小布什时期，中国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奥巴马时期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要“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2017年12月由特朗普签署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报告认为，美国“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中国和俄罗斯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是对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的挑战。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以及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他们影响力。与此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裁政府企图破坏地区稳定，威胁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盟友，并残害他们自己的人民。跨国威胁集团，从圣战恐怖主义分子到跨国犯罪组织，正在积极地试图伤害美国人。”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13年以后，中方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美方不予以正面回应。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寻求与中国发展一种建设性关系。但此时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大讨论已经基本结束，特朗普上台后推出的几个报告，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小布什时代想做但因为911而被打断的事情，现在开始实施了。但是，也应该看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把中国定位为头号竞争对手的同时，还表示：“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是避免冲突的最佳途径。”

现在许多美国人非常后悔没有更早抑制中国，“养虎贻患”。当然，美国并没有认为中国像当年的苏联一样想要有朝一日“埋葬”美国，也并未认为将来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但美国是具有高度警惕性的国家。对美国来说，重要的不是意图而是能力。美国人会问自己，谁能保证在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中国变得足够强大之后，中国不会对美国下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充分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这种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今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要让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保持足够大的距离，至少领先中国二十年。如果美国自己发展得不够快，那就让中国的发展慢下去。

　　按《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美国过去认为，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他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不再同中国接触，把中国从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中赶出去？这样做已经为时过晚。比较现实的做法大概只能是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领域，防止中国从全球化、一体化和自由化中得到好处，进一步缩小同美国的差距。

　　当然，也不必对中美关系前景过于悲观。世界舞台色彩纷呈，你方唱罢我登场。克林顿时代中美之间一度陷入严重危机，小布什时代中国也一度被定位为美国的主要对手，但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迫使美国不得不再次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但比较肯定的是：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美中将在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竞争，经济将是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贸易战也将长期化、常态化。就外部环境而言，似乎可以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基本结束。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美国一直紧盯中国WTO承诺的履行状况。自2001年开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每年都要向国会递交一份《中国WTO承诺履行年度国会报告》。到目前为止，USTR已经撰写了16份报告。

　　中国到底是否履行了自己的WTO承诺呢？老实讲，我自己开始时也是不敢肯定的。中国是否履行了WTO承诺，最权威的评价应该来自WTO。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之际，在回答美国《中国商务评论》的问题时，前WTO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在履行它的一长串承诺方面做的确实非常好。但没有一个国家是不能批评的。……我所能说的是，有些成员国抱怨中国的某些服务部门开放不够充分以及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需要改进。”

　　中国在加入WTO时都做了什么承诺呢？主要包括：

降关税，10年内关税总水平由加入时的15.3%降至9.8%；

消除非关税壁垒；明显减少关税配额；削减补贴，特别是农业补贴；

接受特殊的“保障措施”条款，同意WTO成员国可启动歧视性的专门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 因为中国不是以“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加入WTO的；

开放金融服务业（根据一定时间表）和其他服务业；开放通讯服务业。

　　应该说中国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WTO承诺，在不少方面甚至超出了承诺。

　　以关税减让为例。2015年6月18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2年1月1日开始全面下调关税，分10年逐步实施。其中，对绝大部分进口产品的降税承诺在2005年1月1日已经执行到位；到2010年1月1日，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2010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为9.8%，实现了对世贸组织所有成员的承诺，达到并超过了世贸组织对发展中成员的要求。2015年中国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已降至4.4%。

　　以服务业开放为例。WTO要求中国开放的领域是100个，中国已开放120个部门，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并接近于发达成员的开放水平。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滞后于自己的WTO承诺。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履行了WTO承诺，一个重要标志是看这个国家是否尊重争端解决机制，执行WTO裁判机构的裁决。对外经贸大学崔凡教授指出：“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一共被告了40次（作者注：现为41次），同一时期美国正好一共被告了80次，是中国的整整两倍。中国败诉的一概执行，美国败诉的经常拖着不执行。中国刚刚打赢一场美国执行问题的争端。美国人自己败诉不认账，杯葛世贸组织大法官任命，搞得7个大法官只剩4个。”中国忍痛接受WTO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的裁决，充分说明了中国对WTO的尊重。

　　其实直到2016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执行WTO承诺的评价也不全是消极的。例如，在2016年的《中国WTO承诺履行年度国会报告》中，USTR写道：“统计数字显示，自中国加入WTO 以来，中国和它的许多贸易伙伴间的贸易和投资都出现急剧增长。事实上，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比2001年增长了505%达到1160亿美元；同期服务出口增长802%，达到480亿美元。”在做了上述积极评价后，关于中国执行WTO承诺，报告的提法是“总体情况依然是复杂的（complex）”。

　　但是，在2017年的报告中，USTR却又说后悔不该让中国加入WTO。因为美国突然发现“给中国开出的加入WTO的条件，并不能有效保证中国会拥抱开放的和市场导向的贸易体系。”这是什么意思？原来美国也不认为中国没有履行WTO承诺，而是中国当初的承诺不够多、不够重，或者WTO本身就有问题。美国的态度确实是比较无赖。如果输了球，就抛弃现有游戏规则而另搞一套。难道必须你赢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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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xinchuzu 发表于 2018-7-12 22:19
林毅夫声称，美国每年出口到中国400万辆汽车，纯属无稽之谈！他的话，我不信了。

400万辆是通用在华去年销售汽车数

good artikle

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