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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一门既玄浮奥妙又平易近人的学科，它一方面建立在繁琐严谨的数理公式和模型推导之上，另一方面又常见诸于报端乃至坊间流传中。两者的分离使得多数学术专著禁锢在圈内流传，以扎实理论为基础的普众读物就显得格外的罕见和珍贵。《中国是部金融史》就是这样一本著作。自周以降，中华文明五千余年的历史多由贵人甲胄所书写。《中国是部金融史》则独辟蹊径，以金融演变为视角，立足于历史题材，揭示推动王朝更替背后巨大的金融力量。通览之余，有四点感触，总结如下。
第一，创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
文学作品是时代精神的写照，利用文学作品攫取和剖析历史真相是西方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中国是部金融史》就将这一方法熟练地运用到金融史的分析中。例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以贩盐发家，随后涉足纺织、医药和餐饮行业，印证了那个时代民间几乎可以从事所有的行业，但土地却禁止买卖以防止兼并。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还原了时人的金融生活，如出现了当铺、第一个存款机构（柜坊）和汇兑业务（便换）等，并揭示了盛世的必备条件是上下阶层的自由流动，人人可通过努力实现阶层的跨越。与“美国梦”，既通过个人奋斗可实现对等的物质和精神回报，也如出一辙。
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颠覆了人们对历史的刻板认知。例如，作者利用经济数据质疑了《旧唐书》对于“贞观之治”的溢美之词，指出贞观年间民户数量仅为隋朝一半不到；商品经济不发达，官员俸禄仅为粮食，直至武帝时期才得以发放货币。“康乾盛世”的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仅2262斤，低于近二千年前“文景之治”的3400斤。北宋通过“檀渊之盟”年供岁币，表面上吃亏，但却利用了产业优势，使得通过贸易方式回流的货币数量远甚岁币，获得了实际上的利益。
第二，“国”与“民”的界限。
国有与私营的界限是一个没有句号的争议话题。《中国是部金融史》专门花一个章节讨论西汉震古烁今的“盐铁之辩”，引申出 “盐铁是否应当专营”议题。以大司农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坚持集中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抗击匈奴、稳定物价，故而盐铁应当国家专营；以宰相霍光为后台的“贤良文学”则指出各级官吏“因权势以求利”，官家获利一分、民间则损失百倍。这与现今的国企改革辩论，打破行业垄断、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如出一辙。而延续两千多年的“官盐”也在2017年食盐价格放开后迎来了新的蜕变。对于“国富才能民强，还是民强才能国富”，桑弘羊认为只有优先国富才能克制贪婪之徒扰乱社会治安；“鄙儒”们则指出民富才能国强，否则国家财政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早晚枯竭。对照欧美诸国民众富庶而财政赤字乃至政府停摆，仍具现实意义。
第三，以遵循经济规律为前提制定政策。
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建立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否则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中国是部金融史》专门讨论了北宋王安石的“熙丰变法”，与历史教材的评价大相径庭：在史书中被颂扬为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被作者评为“聚敛之人”，这也是清末之前史书对他的一贯评价；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甚至将他看作靖康之耻的肇事者。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变成了实际上的高利贷，原本定期（每年二、六月份）向农户发放的40%的年化利率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100-300%，基层的保长、里正还会趁机侵吞青苗贷款、搜刮民脂民膏。第二，之后推出的“市易法”则演变成了官营垄断商业和手工业，官府低价收购商品再高价出售，致使商人无利可循。这些违反金融规律的强制性放贷政策和大规模国有化政策，再加上官僚主义的苛征暴敛，导致神宗年间的北宋与民夺利，“费尽民利而敛财于府库”，各级官吏借机贪腐，土地兼并严重，流民无立锥之地。
从王安石变法的例子可以看出，经济政策的制定一定要顺从自然规律，否则会造成严重后果。金融的本质就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金借由中介机构从盈余部门向短缺部门流动，通过支持生产性活动和其他金融服务赚取利润，再反哺给借方和贷方，由此激活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繁荣。而王安石的“新法”则强制性地要求民众接受政府的高利贷，不论是否有借款需求或者偿还能力；再加上基层官吏的巧取豪夺，在短时间内培养起了一个“官家豪强”的食利阶层，造成了“九土之民，如在汤火”的局面。相反，五百年后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却成功地实行了历史上有名的“一条鞭法”，不仅没有违反经济规律，还有力的推动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他为了防止胥吏盘剥，要求废除实物税负，所有田赋一律折银缴纳。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简化税制、充盈国库，但实质上也在鼓励乃至强迫人们在交易中使用白银，这在无形中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所以在王安石变法40余年后，“靖康之乱”爆发，宋室南迁临安，北宋灭亡；而张居正改革则收拾了嘉靖的烂摊子，将年年亏空两三百万两白银的国库充实到四百万两，他死后明朝又延续了四帝62年。或许《礼记·大学》中的那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是一个中肯的评价：国家当然需要财富去提供各项公共产品，但是更需要注重道义。这也是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外的另一部被忽视的杰作——《道德情操论》——所表达的思想。
第四，大规模货币超发无异于饮鸩止渴。
按照惯例，历史事件的分析应该使用历史学的方法，但这样得到的结论往往千篇一律，难以形成突破。从金融学的视角观察历史事件，则可以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唐朝肃宗年间，为增加军费以对抗安禄山造反，在“第五琦”的建议下铸造虚值货币“乾元重宝”，造成了“货币幻觉”。即便只是名义财富，唐军也认为收入增加，士气大涨，常有“斩首叛军十万级”、“横尸三十里”的记录。虽然这一形同抢劫的做法最终帮助朝廷平定了叛乱，但也导致了物价暴涨、恶钱盛行；连杜甫也气愤的作出了“岂闻一绢直万钱”的诗句。可见货币超发有“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弊端：虽然帮助剿灭了叛军，但也加速了唐王朝最终的衰亡。
对照现今，委内瑞拉正在经历通货膨胀的折磨。2017年委内瑞拉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飙升了13779%，成为全球通胀率最高的国家，而其直接诱因便是货币超发。查韦斯执政时期的打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并大幅提高福利待遇的政策使得财政发生了赤字，再加上2014年开始的油价暴跌，导致委内瑞拉负债高企，经济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之中。作为应对，总统马杜罗多次涨薪，6月份将最低工资标准由原来的100万玻利瓦尔增长到了300万（约200元人民币），但“货币幻觉”仍然被飞涨的物价水平所击碎，民众甚至不得不开始囤积相对稳定的比特币作为替代。
由此，一个由经济危机或战争引致的通胀规律逐渐浮出水面：经济危机/战争→行业不景气→财政赤字→生产力下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货币贬值→货币超发→通货膨胀。历史上，一战后的德国、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中华民国末期都经历过恶性通胀，使得经济疲敝、民不聊生，甚至引发了又一轮的战争。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当代的委内瑞拉乃至津巴布韦等国都在经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未来依然无法避免。或许以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给出的治疗通胀的药方更为有效：不应以扩张信贷的方式制造人为的繁荣，而应减少政府干预，让经济自然恢复。正如人体都会生病一样，药物治疗可让病人在短期内痊愈，但却会造成抗体以及免疫力的下降，未来反而更容易生病。然而，这一令人信服的理论却仅存于纸面上，因为现实经济的运行需要政治的载体，政治家不会冒着被指责“无能”而断送政治生命的危险在危机面前袖手旁观，所以“量化宽松”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最优选项。
《中国是部金融史》是部通俗易懂、颠覆传统的佳作。它不仅在宏观上丰富了读者的金融历史知识，还让读者学会了从金融视角看待周围的世界。从这个意义来说，它突破了金融学的界限，提倡抛开常识的桎梏，利用科学思维逻辑去理解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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