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小凯之理论的一些看法和疑问--求解惑

其实是我们收到国内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才会觉得杨小凯写的东西过于偏激。杨的经济直觉与洞察力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所能够匹敌的。杨的超边际分析框架是天才构想，俨然有吞噬新古典之气势，再让他搞上一二十年，新古典的主流地位极可能不保，只可惜，天妒英才。

1# qianqianzhidi 不要轻易的做出决定。

基本没有经济学家不是有错的

10# 红蓝一剑
相对于杨小凯，我还是觉得林毅夫的分析会贴近中国现实些
从初始条件（一个欠发达国家）出发
1）选择渐进式，就是经济改革，没有产权和宪政的经济增长只是短期（从现有经验看，短期是多短？）表现，所以长期发展将面临很大困难。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促使分工细化，加大了协调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以至于成本超过受益，长期增长受限。但这忽视改革过程中的新制度调整，也就是说当经济改革进行时，也会推动产权和宪政的改革。如果“80%的产权和宪政未必比60%的产权和宪政好，一定要100%的产权和宪政才能发挥作用”成立，那么渐进式改革就是失败的。可是经验并非如此。
2）直接进行宪政和产权改革。a，政治阻力非常大，实施成本可能高的吓人，而如果寄希望某个领导人和政党的权威也就偏离了自由主义。b，经济层面分工水平低，如何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缓慢的增长如何能取悦自由化下的民众？c，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实施了未必会有好的发展，风险很大，谁能承担整个国家和人民的风险？d，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怎么平衡？我相信大部分人是短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短到底是多短？）。
当然，杨所谓的后发劣势可能只是对中国的一种警醒。实际上在任意一种制度下，经济发展都会收敛。但制度是在不断进步的。

杨的理论诀非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结果。恰恰是，他10年的牢狱生活中的独立思考和西方经济学的很多方面不谋而合。但是他是极右派，这一点无可置疑。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学术成就。

15# xuxinyus

很高兴与你讨论
确实，如何区分短期和长期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般经济学按生产要素的可否自由流动来区分长短期，是的，对于一般的要素而言，随着分工的演进，交易费用的降低，会从短期转化为长期，从你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宪政会随着渐进式的改革而完成，即使过程可能比较漫长，但你忽视了路径锁定的问题，渐进式的改革越改到后来改革的成本越高（即得利益者），以致失去改革的动力，陷入死循环。
再者，你讲的现在改的成本高的吓人，也是值得商榷的，像言论自由的权利，出版自由的权利，在不威胁党的统治的前提下，成本不会太高吧，现在的问题是造反的成本才高的吓人。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各种意志才有表达的可能，学术自由才可以实现，创新就会在不同思想的碰撞下闪现，而熊彼特的观点正是每一次的技术变革才导致一个时期的繁荣（补充你的短期和长期问题，我认为当中国用尽了现在的成熟技术后，而没有创新的传统之前，这个短期也就结束了，经济的停滞不可避免），而创新的获得是极其困难的，其实有言论自由的制度也不一定能，欧洲用了4，5百年的时间才聚集了这个传统，而美国要是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大批欧洲的知识分子补充，任他的制度再好，也不尽然能成为世界技术变革的中心。
再看下现在的中国，情况是严峻的，学术的腐败，盗版的横行，整个民族的创新无从谈起。当然，我估计中国还有20年的人口红利，还有20多年的后发优势，随之而来的还有20多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中国现在不进行些许制度的变革（我主张自由为前提，让私营企业自由的创造，让民众自由的表达，让学术自由的争鸣，当然这一切都要在宪政的框架下，不能乱来，而且，进一步说，民主是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我现在有点怀疑在一个不怎么健全的社会里，选举是否是最佳方案，当然民主社会应该是）则这个短期可能真的永远只能是短期了，从这一方面说，现在着手进行宪政的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中国已经错过一次了（6  4），再不能错过第二次了。
   （现在貌似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吴晓波的经验数据表明，从1840年以来，每一次的国进民退，都导致灾难的结果（洋务运动的后期，蒋政权的后期，新中国成立的初期），而开始时表面上都是成绩斐然，这就是没有宪政的构架，没有约束国有资本的机制，没有自由表达的机制。好了，先说这么多。））

qianqianzhidi 发表于 2009-12-17 23:26
3# dongjinpeng
我现在还没有看完他的著作，但就我现在看过的一些，感觉都是对西方学者观点的综述和再解释，并无批判性地独立思考。我觉得，对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或首次接触到这些思想的人而言，可能确实很有说服力，但在我看来，很多地方的论证和数字及例子都是值得商榷和核实的。
非常高兴能有同好一起讨论

1,经历了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引起的"三重变革和转型(文化,政治和经济)"非西方独有,今天中国发生的事可以纳入到这一框架下去讨论.

17# 红蓝一剑
我是非经济学的学生，主要是来学习的，谢谢指点。
其实我是支持宪政和产权改革的（从长期看）。我算半个杨小凯信徒吧。我很佩服他的超边际分析，但我看不懂，呵呵。
制度的惰性是很大的，我个人觉得长短期的划分应该是人生时间的度量，40年就是短期，等80年代接受教育的那批人执政的时候，就是改革的质变期。2020年以后，20年为一个短期阶段。
一个世代的转换就是短期的结束。社会结构，存在三个主导阶层，A：掌权派（60岁以上的）和派生的权力集团，B：社会基础（25—60岁中产阶级），C：青年人（18—25岁）。A、B的价值观、知识结构、文化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在C时代决定的（这是我整个观点的核心，需要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的证明）。
在78年至今的中国，权力结构是A＞B＞C，但A在下降，B在上升。而正常状态（2020年）应该是倒U型。
到了2020年，B是社会权力的中坚，C决定着下一个周期的走向，A受到1980s教育的影响，其宪政、产权和民主、自由观念已经脱离了革命、阶级意识的影响。这时政治改革的阻力将会变小（绝对阻力比78年、现在肯定要大，但相对阻力会比现在小）。
所以说未来10年是中国最关键的10年，应该也是最有希望的时期。随着教育水平，价值观，公民意识，市场机制的完善，政治改革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但我不支持短期的剧烈政治改革。
短期内的政治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独裁党放弃执政，确立宪法和分权原则，保护私人产权，这依赖于原有执政党的主动性），是国家谋划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
1）A有信息资源优势，掌握国家的财政、金融、商业信息，以及未来改革走向。这种信息（极有价值的信息）不对称会产生新的“大资本家”。以前的MBO就是很好的例子，东欧的情况也算例证吧。所以苏联后期，政治高层是支持改革，而民众还是支持社会主义制度（我记得有个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过，具体不清楚了）。90s的民意调查，大部分人民还是很怀念社会主义。
2）A将获得更好的声誉。打着改革的旗号，西方和民众的支持，强化了他们的信息优势。
3）法制约束力的形成是个漫长过程，B的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基础受到上一个时期C的影响。
4）市场机制的完善有个过程。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都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空白期，经济发展将是毁灭性的。
5）产权重新分配产生的费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在经济起步时期，占国民经济比重会很大）。而且谁来主导这个产权再分配？如果还是A，那么改革将是“伪改革”。中国自1840年来的民族主义，不可能请杰弗里.萨克斯这样的人来设计改革吧，我们也不想让世界组织、西方插手。
6）西方世界会因为我们是宪政民主国家而支持我们的发展吗？我不相信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
由此看来，中国的渐进式会带来种种弊端，但在现实条件约束下，是适合中国的道路。

17# 红蓝一剑
创新也是内生的，美国近几十年的科技创新并不是由于原生智力的优势。实际上，我有点担心人类创新的前景，因为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已经太高太高了，人类应该转向建设绿色世界。不过如果未来世界所有人都达到现阶段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世界不发展也无所谓的。我相信这一天就是社会主义到来的一天。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
你也说到，中国还有20年的人口红利，这是我们的缓冲期，在人口红利快要吃光的时候，中国已经通过渐进式改革过度到宪政下的民主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