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京都大骗局：从GW到GCC [ 范德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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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手段便是依靠积累的资本优势，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本输出。这些资本输出，就像一根根吸管一样，直接从他们身上吸血。这方面曾经的典型的是法国的“ 高利贷帝国主义”，而现在的模范则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商。这些资本堂而皇之的掠夺了贫穷国家人民的劳动，把财富汇回母国，而把问题留在当地。这方面的例子简直是数不胜数，无须再在此冗述。
除了这几种常规的掠夺手段之外，工业国家最后的武器便是强行制造危机，以近乎公然抢劫的方式将别国洗劫一空，如1994年的墨西哥，1999年的巴西、 2001年的阿根廷，当然，还有最著名的1997年的东南亚。需要指出的是，这招一般仅仅针对已经小富的国家，因为那些太穷的国家实在是没什么可抢的；同时只有哪些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可以使用这一武器，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拥有长期工业化所积累的巨量金融资本以制造危机并设法从危机中获利。另外，在危机之后，通常随即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资本输出与控制其经济命脉，更进一步地掠夺他国。在这方面的例子同样非常之多，以下文字引用自《韩国金融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作者曲凤杰，刊载于《新金融》2006年第8期 。
“（97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向外资银行或公司出售银行股权。韩元的贬值使韩国资产变得非常廉价，1999年以后，资本流入开始急剧增加，有价证券的流入量也大幅度增加。1999年12月，韩国第一银行卖给一家美国基金新桥资本；2000年11月，Koram银行卖给了美国投资基金 Carlyle，2003年9月，韩国外汇银行卖给了美国Lone Star投资基金。从2001年开始，韩国银行部门的外国证券投资迅猛增加。到2005年末，在剩余的七家全国性银行中，有六家的外国股权比率超过 50%。总体来看，外国投资者拥有韩国商业银行的股权比率高达66%，比1998年提高46个百分点。（见表2）
表2：2005年11月七家全国银行的外资股份
Kookmin银行   85.8%
Shinban Holding   64.0%
Hana银行      76.6%
Woori Holding   11.7%
SC第一银行      100%
韩国外汇银行   74.3%
Citybank银行      100%”

我们的生存的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平等，工业化国家与非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使得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工业化国家通过剪刀差、汇率差从非工业国身上剪羊毛，利用资本输出赚取利润，每隔10~15年还发动1次金融危机来大肆掠夺。他们就像丛林里的肉食动物猎杀草食动物一样掠夺非工业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还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养肥了的羔羊送上屠宰场，用它们的血肉来摆下饕餮盛宴。
这样的一个极不公平的秩序怎么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极其简单而又极其容易被人忽略。将工业化国家称为肉食动物，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统治着这个世界，就像肉食动物统治丛林，而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强的暴力，就像只有肉食动物才有利爪和獠牙一样。正是暴力，而不是什么假惺惺的民主自由或市场经济才是他们统治世界的奥秘。
吴思先生曾经在《潜规则》一书中说过一句真理：暴力至上是决定一切规则的元规则。比起在国家内部来，这一真理在国际社会更加适用。因为国际社会中处于赤裸裸的无政府状态，在这样一个丛林当中，唯有暴力最强者才能生存。事实上，这一规则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正是拜西方文明的扩张所赐。自1492年的哥伦布伟大发现之后，皮萨罗、科尔特斯等西班牙征服者正是凭借其铁甲、钢剑和火药带来的暴力优势，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美洲。由此开始，在每次西方与非西方的对话中，总是西方人的暴力优势决定一切。这一点，中国人民的理解绝对最深。从1840年到1937年的历次对外交涉，中国和西方面对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双方规则迥异。中国和西方面对着同一张棋盘，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行棋规者。那么，这时候就只能靠暴力这个元规则来决定了。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之役，没有哪一次不是以我们被迫在对手的暴力优势面前退让，放弃自己的规则并采用西方规则。从理藩院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到外务部，从坚持中礼觐见到最终接受西礼觐见，不正是中国规则在暴力这一元规则面前逐次退让的象征？
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暴力优势又因为工业化而大大得以加强。更准确地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唯有工业国家才能拥有暴力，因为现代军队依赖于现代工业而存在。几乎所有非军迷甚至包括部分军迷都对这点存在错误理解，他们很难理解现代军队已经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一系统几乎完全是依赖于母国工业而存在的。比如说，人们往往将坦克兵理解为骑手，其实不然。坦克兵对坦克而言，不是骑手，而是马夫。坦克兵每天的主要工作，不是驾驶坦克，而是伺候坦克。除了他们之外，装甲部队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力是专门用于坦克的保养和维护。越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越是只有得到良好维护，才能充分发挥战斗力。并且科技含量越高、战斗力越强的军种，这点就越明显。比如对于空军而言，飞行员和战机之间确实可以算得上骑手和坐骑。这倒不是因为战机无需保养，而是需要的人太多，也不多飞行员一个。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军当中，负责维护保养飞机，确保其能正常运转的人数，都是负责开飞机的人数的几十倍。至于海军，就更是如此，人员简直就是纯粹依赖于舰艇而存在。为什么军队中有句行话叫“外行谈战略，内行谈后勤”，这就是原因。
国家需要现代化的军队，现代化的军队依赖于现代化的武器，现代化的武器需要精心维护，精心维护需要大量的零部件储备，更不用提战时需要的大量油料和弹药，而这些零部件、油料和弹药都需要工厂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军队完全依赖于工业而存在的原因。事实上，这种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现代军队如果一旦失去了工业支持，就几乎连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这一点，正是在二战中得以验证的战略轰炸的理论基础。只要摧毁一个国家的工业，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因为一个没有或失去了工业的国家，是没有任何暴力可言的。虽然在偶尔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通过购买先进武器获得一种表面上的暴力优势，但这些武器对他们而言，就像草食动物买了一副假牙一样的不顶用，根本就是纸糊的钟馗，只可吓人，不可收鬼。在这方面，1982年的马岛之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工业化提供了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暴力优势，而他们一旦拥有，就开始迫不及待地使用它。1840年，当世界上的英国即将完成工业化，也就是世界上第一头肉食动物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就开始迫不及待的使用暴力以建立其统治，这便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早在1840年之前，英国一直与中国进行着长期贸易，但英国很快发现它在此贸易中处于巨额逆差地位，因为它的商品无法打开自然经济下的中国市场。于是英国决定作弊，开始求助于鸦片走私以扭转贸易逆差。当中国开始抗议并决心根除作弊时，英国悍然决定使用暴力以迫使对手屈服。经过大约2年的战争，中国战败并被迫割地赔款，承认英国有权作弊而中国无权干涉。但英国并不以此而满足，它还企图在中国谋求更大利益。20年之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再次迫使中国屈服，并将鸦片贸易这一作弊行为合法化。
自此往后，更多的肉食动物降生于这个世界上。他们刚一诞生，便一个接一个地向先行者学习，在全世界凭借其暴力优势到处发动战争，迫使对手屈服，在他们身上肆意掠夺。2003年3月20日，美国抛开了联合国甚至抛开了北约，悍然入侵伊拉克，表面上的原因是为了清除伊拉克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大约两年以前，伊拉克出于种种考虑决定改用欧元结算其石油贸易。作为一个主权国家，选用何种货币结算自己的出口货物是伊拉克的自由，但萨达姆显然忘记或者低估了石油美元对美国的重要性：石油美元是美利坚帝国的龙脉，任何人不得丝毫染指。于是，美国也就毫不留情地用暴力解决了伊拉克包括萨达姆本人，继续维持肉食动物对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
工业化国家统治这个世界，依靠暴力优势肆意压迫、剥削非工业化国家，如同肉食动物统治丛林，依靠尖牙利爪猎杀草食动物并吞噬其血肉。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酷现实。事实上，工业化已经不仅把国家区分为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还把他们区分为奴隶主和奴隶。前者拥有特权，可以随意制订这个世界的规则与法律，并在必要的时候以暴力改变规则——如1840年英国所为，或以暴力镇压奴隶的反抗以维持规则的不可侵犯——就像2003年的美国所为。不仅如此，只要你是前者，你便可随意犯错而无需担心，因为工业化已赋予你不可替代的价值和特权。看一看这些肉食动物吧，他们那个的手上不是血债累累。西方文明今天的繁荣之下，掩盖了多少亚非拉人民的血肉。但这有何关系，只要你是头肉食动物，哪怕你曾经在卡廷枪杀了2万波兰人，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或是把600万犹太人送入焚尸炉，更或是彻底灭绝了上亿非洲黑人和整整数十个民族的印第安人，你照样可以衣冠楚楚地坐在庙堂之上，享用征服与杀戮的一切成果，再于幌筹交错之间决定数千万人的命运；而那些被欺辱、屠杀与灭绝的人们，却只能在风餐露宿之间，暗暗饮泣，去继续他们既无天日，也无希望的悲惨命运。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版主辛苦了

庆祝黄金周圆满结束大放送——京5：进化（上） 29
以下有关南北战争的资料主要来自《火的考验：美国内战及重建》战争研究网站电子版，在此特向原书作者詹姆斯M麦克弗森及战争研究网站表示感谢。

也许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人怀疑工业化是否就是将国家区分开来的决定性的因素。这样的怀疑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非常幸运，有一个完美的、同时是绝无仅有的例子可以用来证明这一点，同时也可以向我们展示一下进化是如何完成的。
世界上曾经有过这么两个国家。它们同时独立，它们人种相同，它们宗教信仰一致，它们拥有共同的民主制度，它们同样热爱自由，它们甚至共同书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当然，其实这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孕育于同一场战争、同一部宪法、同一个国家的一对双胞胎：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美利坚联盟国（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通常称为联邦或邦联，或者是北方与南方。
联邦与邦联共同诞生于1776年7月4日，也就是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那一天。自此往后，经过数年奋战，北美13州终于获得独立，一个伟大的国家从此而诞生。但是，就从其诞生之日始，就已经埋下了分裂的祸根，其一是关于联邦权与州权之争，其二则是各州经济发展道路南辕北辙。由于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美国南北各州的经济自独立以前就有较大差异。美国北方各州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以近代化资本主义工场及农场经济为主，而南方各州则是以黑奴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经济。西欧殖民者往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贩卖黑奴由来已久。早在1501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不到10年，伊斯帕尼奥拉岛就从葡萄牙运进了第一批黑奴。这是向美洲贩卖奴隶的滥觞，也是美洲实行黑人奴隶制的开端。随着北美南部及加勒比海地区大量盛行的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造成对黑奴进而对黑奴贸易的大量需求。反过来，大量的黑奴劳动力，又进一步推动了种植园经济的发展。黑奴贸易促进了北美经济的发展，却给非洲带来了灾难。据估计，从黑奴贸易开始至 1890年7月布鲁塞尔会议作出废除非洲奴隶贸易的决议为止，黑奴贸易估计共造成黑非洲地区人口减员1亿以上。
到北美独立时为止，美国南方以大量使用黑奴劳动力为基础的种植园为主要经济形式，而美国北方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则是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为核心，并且将在今后迅速发展壮大。因此，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争论从制宪会议就已经开始。但是，一方面由于独立之初的联邦权力薄弱，各州仍对自身事务有较大发言权，另一方面由于种植园主势力强大：包括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弗逊在内的很多独立元勋本人就是奴隶主，双方只能寻求妥协。同时，南方各州为确保今后在联邦国会中不致陷于人口劣势，将这一妥协以一种掩耳盗铃般的描述写入宪法第一条第二款：
“众议院应由各州人民每两年选举一次之议员组成，各州选举人应具有该州州议会中人数最多之一院的选举人所需之资格。凡年龄未满二十五岁，或取得合众国公民资格未满七年，或於某州当选而并非该州居民者，均不得任众议员。众议员人数及直接税税额，应按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数目比例分配，此项人口数目的计算法，应在全体自由人民－－包括订有契约的短期仆役，但不包括末被课税的印第安人－－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
这一关于奴隶制度存废的妥协和联邦权与州权的妥协以及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分配的妥协一起，共同以“伟大的妥协”著称而载入史册。各州代表在开完制宪会议之后，就各自高高兴兴地回家去本着自由民主的原则奋斗去了。可是，妥协终究只能掩盖矛盾于一时。如不能在今后妥善解决这些矛盾，该爆发的终归要爆发。
独立之后的美国开始奋发图强，开始努力发展经济并向西部大举扩张。在经济发展之中，南北双方开始沿着各自选定的道路向不同的方向进化。北方开始了工业革命和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正在随英国之后，进化为一头肉食动物；而南方依然满足于自己富足的种植园经济，仍然停留在草食动物阶段。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裂痕也越来越大。同时，在扩张过程中，随着不断有新州加入联邦，关于新州应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身份加入联邦的问题在不断地往火上浇油。为了维持住南北双方在奴隶制度及其他问题上的脆弱妥协，双方不得不在每一次新州加入联邦时讨价还价，以便维持双方势力均衡。
到了19世纪60年代，在独立之后将近70年的发展过后，北方由于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进化道路，已经出现深刻变化，同时和南方相比出现了巨大差距和尖锐矛盾。北方的城镇人口比例已由1800年的10%上升到1860年的26%，同时南方却仅由5%上升到10%；北方在1860年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仅为 40%，而南方则为84%；北方在1860年拥有全国工业投资的84%而南方仅有16%。以上所称南方为所有南方蓄奴州，包括内战开始时留在联邦的4个州。如果仅仅考虑最终脱离联邦组成邦联的南方11州的话，其差距将更加明显。
其它方面的统计也能进一步证明这点。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品产量在1860年就超过了未来邦联各州的总产量，同时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产量则分别是未来邦联各州总产量的两倍；马萨诸塞州的银行资本为南部棉花种植州的总数，而纽约州的银行资本几乎是全部15个蓄奴州的总数；南部白人的人均报刊发行量不及北部全部人口的一半，同时由于教育水平的差距，内战前南部的大部分大学校长、教授、研究院的负责人，家庭教师和报刊编辑都是从北方来的。
不仅双方实力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实际上南方在内战之前已经在经济上日益沦为北方和英国的“殖民地”，正像现在几乎所有非工业化国家沦为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殖民地一样。南方种植棉花，然后将棉花卖给北方或英国作为工业原料，因此，棉花种植业尽管看起来很赚钱，但大部分的利润都落入了外人手里。1847年，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的一个居民抱怨说：“我们的商业除一小部分外都掌握在北方人的手里。我们的银行股份，八分之七为北方人所有。……我们的批发业和零售业，及一切值得一提的买卖都掌握在新英格兰人手里。……在财政上，我们所受的奴役比我们的黑人更甚。”1851年，同样是亚拉巴马州的一家报纸说，“目前，北方靠着南方已发财致富了。我们从北方购买全部的奢侈品和必需品。……北方佬辱骂和谴责奴隶制和奴隶主，而我们的奴隶却穿北方生产的衣服，戴北方的帽子，穿北方的鞋，用北方的锄头、犁和其他工具。……奴隶主穿北方的衣服，用北方的马鞍，夸耀北方的四轮马车，读北方的书。……他的产品是用北方的船运至市场的，他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脱籽的；他的甘蔗是用北方的机器榨糖和加工的；他的河流上行驶着北方的汽船。……他的儿子在北方的大学求学，他的女儿在北方的美容所接受精心美容；他的医生是北方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他的学校里聘请北方教员；他用北方的发明装备自己。”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在内战前的美国南方隐隐看到今天巴西的影子。种植园主尤其是大种植园主正在致富，他们的投资收益率可望与北方工业资本家相比，而普通白人自由民甚至小种植园主却因为竞争和缺乏资金而日益贫穷。南方占有了全国最富有的人的60%，而南部人均收入估计只有103美元，与北部的 141美元相比，低了27%。同时代的人人都发现，在北方飞速发展的同时，南方却日益落后，贫富差距日益增大。
更为深刻的相似性在于，南方落后的根本原因便在于其经济形式单一——几乎与拉美国家一模一样——完全依赖于以棉花为主的种植园经济，而未能实现工业革命这一经济突破。因此，在整整70年间，南方一直深陷于棉花与奴隶价格的死循环之中。如果棉花价格上涨，则种植者增多，奴隶需求量加大，奴隶价格上升，于是价格上涨所带来的利润便烟消云散。所有的资金都被用于奴隶购买，而再无余钱可以进一步投资。（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模式，凡是读过《多收了三五斗》的人都会倍感亲切。）一位主张在南部兴办纺织工厂的乔治亚州人沮丧地反问道：“为什么我们要把棉花运到遥远的北方去加工，尔后以如此高价反销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余钱都用来购买奴隶了。” 因此，尽管盛产棉花的南部在1850年代空前繁荣起来，但其经济更加局限于单一作物的农业。（这跟巴西等拉美国家在这之后将要经历，并且今天正在经历的情景一模一样。）同时代的美国人欣顿罗恩赫尔珀在1857年出版的《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一书中将普遍有文化并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北部工人、农民与贫困无知的南部穷白人做了对比，并称“奴隶制乃是南部一切耻辱，贫穷、无知、暴虐和愚昧的根源。……奴隶制独占了最好的土地，把所有劳动都贬为奴役劳动。使学校拒绝接受工人，使所有人都陷入贫困而只是“鞭子老爷”例外。这些“鞭子老爷”不仅是黑人的绝对主人，也是所有非奴隶主白人的绝对主人。非奴隶主白人的自由仅徒有其名，他们被人故意地、残忍地弄得长期处于极度无知和卑微的地位。”
由此可以看出，从1776年到1860年的美国简直就是一个研究进化这一问题的完美范例。两个诞生于同一母体，有着同样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和同样的人民的国家，却因为所选择的经济道路的差异而开始了不同的进化。他们中的一头，成为了凶猛的肉食动物，并且将在今后100年内成为这个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凶猛的一头；而另一头，却始终没有完成这一进化而始终是一头草食动物。虽然它看起来也很凶猛，但接下来的战斗将证明，它终究只是一头外强中干的草食动物。
到了1860年这个时候，这对双胞胎已经再也无法共存下去了。他们的本质已经完全不同，而生活习性更是迥异。比如：北方希望联邦能够提高关税以便保护美国工业，而南方希望降低关税，以便更好地与英国进行贸易；北方希望增加联邦权利，以便更好地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南方则希望扩大州权，以便确保蓄奴制免受侵犯；北方希望继续向西扩展，以便为美国工业获得新的空间同时让更多自由州加入联邦，而南方希望向南进军，以便夺取更适合种植园经济的加勒比地区等等。他们双方已经几乎在每一个关系美国国本的重大问题上都爆发了激烈冲突，而所有冲突的中心便是奴隶制的存废问题。
这一切都是因为奴隶制乃是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一旦失去黑奴劳动力，南方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劳动力来继续其种植园经济，即便可以，也将很难在成本上与加勒比及拉美地区相抗衡；而北方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发展，要求解放包括黑人在内一切劳动力，以便有充足的剩余价值来源可供积累。因此，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并不仅仅像它表面所述那样关乎自由与平等，上帝与良心，而是根本关系到美国未来应采用何种经济形态，应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应走一条怎样的道路或者归根结底，美国到底应当成为一头肉食动物还是一头草食动物。
双方的冲突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或口头上的论战，而是从庙堂到朝野，从身体到拳脚的全方位冲突。很多热衷于此的北方废奴主义者在全国发起了针对奴隶制的宣传攻势，并建立了“地下铁道”等组织帮助黑奴逃亡，而南方奴隶主们针锋相对地利用民主党控制国会期间通过了《逃亡奴隶法》并且亲自组织或雇用流氓到北方各州搜捕逃奴。激烈冲突甚至在国会也无法避免。上面所引的赫尔伯的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渲染大波，一位密苏里州代表提出了一项议案，认为凡是支持《迫在眉睫的南部危机》的人不“适于任众院议长职位”以便阻止对该书极为欣赏的共和党议员提名他们中的一位为众院议长，并且直接导致众院多次投票都未能选出议长。议长之争整整延续了8个星期，南北双方议员火气越来越大，相互辱骂，甚至携带武器来参加会议。当时的一位观察家报道说：“唯一不带一支左轮手枪和匕首的人就是那些带着两把左轮枪的人。”在国会辩论时，众院议员席上已经几乎要爆发枪战。（因此，如果你看到今天台湾和日本的议员们在国会大打出手，你不应感到吃惊，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学习美国150年前的榜样，而且还学得很不到家。）一位来自南方的众议员甚至于在大厅广众之下，冲进参议院大厅，将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废奴主义参议员用手杖打成重伤，3年未能重返参议院。事后该众议员收到了南方各地赠送的手杖，其中一柄上题字：“再揍他。”与此同时，马萨诸塞州仍将这位无法出席的伤员再次选为参议员，并在参议院为他保留了一个空座位以示抗议。
事已至此，内战已无法避免。长达数十年南辕北辙的发展和无休止的争吵已经垒起了火药桶，斯科特案判决、《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约翰布朗之死给火药桶插上导火索。现在只缺一点火星了，而1860年林肯当选就是这颗火星。

庆祝黄金周圆满结束大放送——京5：进化（下） 52
1860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按南北分界。刚刚组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高举废奴主义大旗，赢得了除新泽西外全部自由州的选举人票(在新泽西州获得总共7票中的4票)和北部54%的普选票，但没有获得任何一张来自蓄奴州的选举人票，也几乎没有获得边境各州除一些县镇以外的普选票。这也充分反映了南北双方的分歧已到了何种地步。
果然，就在林肯刚刚当选而尚未能继任之时，以南卡罗来纳为首的下南部7州宣布脱离联邦，并于1861年2月9日，亦即林肯当选后三个月，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举行会议，通过了一部美利坚诸州联盟临时宪法，并选举了杰斐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南方已决心以武力捍卫自己的权利。虽然后来的结果将证明他们实际上没什么胜算，但南方人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毫无优势可言。与北方人尤其是新英格兰人相比，南方人更好斗，更有尚武精神并深以此为自豪—— 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被红脖子们所继承。与此对应的是，美军中的志愿兵更多地来自南方，而且他们也的确显示出了更强的军事天赋，在军队中晋升更快。在 1850年代，三名准将中的两名和所有地方师师长(除一名以外)都是南部人。1849年-1860年间，四名国防部长是南部人。另外，南方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军校，并且他们的军校数目是北方的5倍。为了镇压想象中可能发生的奴隶起义，南方的民兵数目更多，训练更频繁，组织更优良，而北方在这方面就要差很远。内战爆发时，很多临时组建的部队当中提拔军官不是因为军事素质而是社会关系，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对打仗一无所知。在很多反映南北战争的文学作品当中，经常描写临时提拔的军官们在油灯下攻读战术操典，以便在白天教授给士兵。总之，南方人自认为是骑士阶级，而把北方人看作是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小市民阶层。他们当中的一些极端分子甚至扬言南方人是11世纪征服者威廉率领下征服英格兰的诺曼骑士后裔，而北方人不过是被征服的撒克逊人的后代，却全然忘记了在大约 200年前的英国革命期间，后者在护国主克伦威尔的率领下将前者杀得落花流水。
内战持续了4年，关于它的详细进程不是此文的重点，我们了解几点便足以。此次内战本来无需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如果不是南方作战决心坚定同时又拥有象圣人罗伯特这样的名将而北方又在最初陷于犹疑以至于打得毫无章法的话。但是，当联邦一旦下定决心，明确了自己的目的并且涌现出一大批象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这样的名将之后，邦联便败局已定，只能苟延残喘了。1862年9月，李将军在安蒂提姆战役中被击退，同时在会战结束5天之后，林肯总统决定发布《解放宣言》，联邦开始征召黑人入伍，让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至此，南方已经失去胜利可能。1863年7月，邦联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惨败，血腥的皮杰特冲锋被联邦军的炮火粉碎，南方在一个小时内流尽了鲜血。1864年，北军开始战略反攻，他们的统帅格兰特已决心开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总体战而彻底惩罚南方叛国者。格兰特命令谢里登穿过谢南多厄河谷追击南军，同时要求谢里登全部、彻底地毁掉河谷中的庄稼，以至“在该季节余下的日子里飞经这里的乌鸦也将不得不自带食物”，以便彻底断绝李将军所部的给养。与此同时，“恶魔”谢尔曼开始向海边进军，对所到之处毫不犹豫地推行“三光政策”：吃光所有能吃掉的东西，拿光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烧光所有带不走的东西。同年9月，谢尔曼攻占亚特兰大。当他们于11月15日撤离亚特兰大，临走前烧毁了这座城市的一切具有军事价值的东西。火势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烧毁了许多商业区，使亚特兰大的三分之一的地区化为灰烬。
此时此刻,“谢尔曼站在一座山丘上俯视烈火燃烧中的亚特兰大，检阅从他身边通过的部队，军乐队奏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都跟着唱了起来。十年后谢尔曼回忆说，‘在那之前和以后，我从未听到过‘光荣啊光荣，赞美我主’的歌声唱得气魄那样浑厚苍劲，与当时的情景融合的那么和谐、完美。’”
北军离开亚特兰大之后，继续向南进发，一路“摧毁了我们不能吃掉的一切东西，抢走他们的橡胶，烧毁他们棉花和轧棉机，倒掉他们的糖浆，烧毁和扭弯铁路，到处喧闹”，并最终于12月21日攻占萨凡纳市，抵达加勒比海。公平地讲，我们必须同时提到，在这一路上，除加入联邦军充当劳工的年轻黑人外，还有数千名获得自由的老弱病残一直跟随谢尔曼的大军行进。虽然出于对行军速度的担忧，谢尔曼本人试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但他们仍然坚持，因为他们“不是把北军看成复仇的恶魔，而是把他们当作上帝的正义之师”。北军所经之处毁坏严重，据谢尔曼本人估计，他们造成的损害“达一亿美元，其中使我们获益的至少有2,000万元，剩下的只是荒地和废墟”。谢尔曼大进军彻底毁灭了南方的经济基础，沉重打击了邦联的士气，并恶狠狠地打断了他们的脊梁。胜利已就在眼前。
1865年4月4日，再次当选的林肯总统在一队黑人骑兵的护卫下访问了前一天刚被攻陷的邦联首都里士满，沿途受到成千上万的里士满的黑人群众的夹道欢迎。一位黑人喊道：“我知道我获得自由了！因为我见到了慈父亚伯拉罕并抚摸了他。”5天之后，罗伯特李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县向格兰特投降，内战终于结束。
南方失利的原因非常简单：它压根就不是北方的对手，虽然它自以为是。虽然邦联的奴隶制使它们可以解放更多人力用于战场，但仍然被联邦轻易压倒：联邦适宜于服兵役的人口是邦联的3倍；联邦在整个内战期间大约共动员了210万人，而邦联的数字仅为80万~100万。联邦总共生产了约7000门火炮，大大压倒了邦联的3000门，而且联邦军的火炮和炮弹质量均稍胜一筹。在内战期间统治战场的来复枪产量上，双方差距就更大了。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为联邦生产了近80万支来复枪，其余私人制造厂另外制造了90万支斯普林菲尔德型来复枪；而邦联方面的产量不超过25万支。邦联方面唯一勉强算得上有优势的便是骑兵了。内战初期的邦联骑兵素质较高，因为他们从小便经受骑术训练，给联邦军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是在联邦军骑兵开始大量装备7发卡宾枪，发展了下马战术并在战争中迅速成长之后，邦联的最后一个优势也消失了。因此，南军将士们在战场上悲哀地发现，无论他们如何努力，无论他们歼灭了多少北军，联邦立刻就能重建，而且是加倍的重建。他们就像在与九头龙战斗，无论何时何地砍下一颗龙头，立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长出另一颗。相反地，他们自己的任何损失都难以弥补。最终，南军的骑士们在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差距面前一败涂地。
比这些差距都更加致命的是，邦联脆弱的种植园经济根本经受不住战争的考验。随着战局恶化，邦联的经济形势随之急转而下，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1863 年10月22日，里士满一位人士在日记里写道：“昨天在卡雷伊大街上，一位可怜的妇女向一位商人买一桶面粉。商人要价70元。那位妇女惊叫道，‘天呀！我怎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我有七个孩子，我可怎么办？’商人冷酷地说，‘我可不知道，太太。要不你就吃你的孩子吧。’”我不知道这位可怜的太太命运如何，我只知道4个月之后，里士满一桶面粉的价格上涨为250元。随着经济崩溃，邦联的很多城市在1863年之后都爆发了由食品匮乏而引起的骚乱。邦联的货币严重贬值，以至于人们拒绝接受其作为信用象征。因而邦联不得不开始依靠征收政策，这又使得南方农民更加不愿意上缴余粮。路易斯安那地区的农民们曾告诉一位邦联官员说，“他们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愿见到我们的骑兵。”邦联缺乏工业基础，也使他们很难依靠自身武装自己的军队，而不得不设法将棉花越过联邦海军的封锁线走私到英国甚至北方来购买武器。邦联的军需官甚至不得不象150年后土八路所干的那样号召人民从厕所中搜集尿碱以制造火药。
反观联邦的状况可以说是与邦联有天壤之别。北方工业经济发展健全，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并同时支撑起一场全面战争的需要。联邦可以主要依靠自身工业来武装自己的军队，而无需象邦联一样依靠走私。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联邦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体系并统一货币。联邦国会于1862年2月25日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批准发行纸币15,000万元，这便是美元的诞生。由于联邦强劲的经济基础、健全的金融体系和广受欢迎的战时公债，美元在战争期间仅仅贬值了约 20%便一直稳定下来。同时，联邦不仅能生产足够的大炮去打赢战争，还能生产足够的黄油来满足人民需要。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出现过消费品短缺和物价暴涨现象。
看到了这些，还有谁会怀疑联邦必然胜利而邦联必然惨败呢？值得一提的是，联邦的胜利还不仅仅在战场或者说在军事上，他们几乎获得了从政治到外交等一切战场的全面胜利。186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正值内战关键时刻，但联邦并未考虑停止选举，相反联邦决定在战争条件下继续选举，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无先例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尊重宪法，更是因为联邦对自己的人民充满信心。在大选投票之时，联邦军甚至有计划地暂停了战事，以便让前线的士兵能够赶回各州投票——不仅是为总统选举投票，更是为自己的命运投票。这在战争史上同样是绝无先例的。结果证明，联邦军将领的信心是有根据的。78%的前线士兵将票投给了林肯，也就意味他们选择了继续将战争打下去，在泥泞和血泊中打下去，直到最后胜利为止，因为他们相信林肯必将带领他们走向最后胜利并重建联邦。当林肯再次当选的消息传到北军战壕时，士兵们“都欢呼起来，连嗓子也喊哑了”，仿佛他们赢得了一次最重大的战役胜利。
邦联在外交战场同样败得一败涂地。在内战前夕，邦联幻想他们是世界最重要棉花生产基地的现实能够将他们与欧洲列强绑在一起，因而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大战中指望英法的干涉。卡罗来纳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在他1858年著名的演说“棉花王”中曾花言巧语地问道：“如果有三年不供应棉花，情况将会怎么样呢？英国就会马上垮台，而且除了南部，整个文明世界将跟着垮台。不，你们不敢就棉花发动战争。任何世界上的大国都不敢就此发动战争。棉花就是王！”邦联甚至自作聪明地在内战开始后宣布禁止棉花出口，以便更快地迫使英国干涉内战。可惜的是，当时的世界棉花产量早已过剩，某种意义上英国对这一禁令求之不得。但是，即便没有棉花过剩这一偶然情况，英法也决不会干涉美国内战，因为他们害怕联邦的武力。他们是对的，因为19世纪的军事技术不足以支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一场跨大洋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英国开始在印度和埃及开辟了另外的棉花来源，并迅速将其培育为新的生产基地。邦联直到战争后期不得不改变了它的禁运政策，试图尽量通过严密封锁线运出棉花以支付军备进口所需的费用时，才终于明白，不是英国需要南方而是南方需要英国。这就好象在现在国际贸易中，恰恰是受剥削的草食动物更加依赖剥削者肉食动物一样。
当联邦与邦联的战争终于在1865年落幕时，事实已十分清楚：骑士败给了平民，贵族败给了资产阶级，种植园败给了工厂，尚武精神败给了总体战。总之，一头草食动物败给或更准确地说，惨败给了自己的双胞胎兄弟——一头已进化完成的肉食动物。白头雕在完成了这次决定命运的大战之后，即将迎来自己的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一头又一头完成进化的肉食动物用利抓撕扯大地，张开獠牙仰天长啸。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已经全然改变，他们将统治全世界。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的。联邦和邦联的故事实际上并未结束。相反，同样的故事还在今天的亚洲上演。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就是当年的联邦和邦联。当这两个国家于上世纪40年代末相继独立时，双方的情况相似，都是位于亚洲长期受压迫的发展中人口大国，而且公平地讲，印度的基础条件要好过同时期的中国。随后，就像联邦和邦联一样，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进化道路。中国走上的是一条坚定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道路，而印度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像中国一样前进——他们甚至准备跳过工业化阶段。于是，将近60年过后，世人皆可看见这两个国家之间已经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除了某些戴有色眼镜的西方吹鼓手和自由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人人都承认原本领先的印度已经远远落在了中国后面，并且已经很难看到赶上的希望了。并且对比一下今日印度和当年邦联，对比一下奴隶制度和种姓制度，种植园经济与外包经济，你可以发现更多相似之处。如果今天战争将降临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并且考验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将轻而易举地碾碎印度，比当年的联邦碾碎邦联更加轻松。因为印度既无工业基础，又无尚武精神。
那么，这伟大而改变一切并最终孕育出强大的肉食动物的进化是如何开始的呢？所有的史书和小学课本都可以告诉你，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名叫詹姆斯瓦特的小孩和他面前的一把烧开了的茶壶。瓦特并非是蒸汽机的发明人，但他对蒸汽机的改进至关重要，他使得蒸汽机的热效率和可靠性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瓦特把传统蒸汽机往复的直线运动变成为连续而均匀的圆周运动，因而可以经过传动装置带动一切机器运转，成为能普遍用于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万能动力机”。我们无需在此再描述一遍蒸汽机所带来的工业革命进程及其重要性，因为这方面的资料已经汗牛充栋了。我们只需记住任何一个经济学派，从卡尔马克思到弗里德曼，无不对蒸汽机的伟大给予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溢美之词，或者我们可以从瓦特本人的讣告中引用一段来作为对蒸汽机的赞颂：“它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健全了人类的大脑以处理一切难题。它为机械动力在未来创造奇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将有助并报偿后代的劳动。”
蒸汽机的诞生如同动物长出了一颗心脏，一颗不受自然干扰，永不停止跳动的心脏。心脏开始跳动，将血液送向肢体。从此，动物的生理运行将不再以营养器官，而是以血液循环器官为核心。这便如同蒸汽机带来了工厂，工厂生产出产品，产品被运往他处，因此道路沿着商品流通而铺设，汽船取代帆船将商品运往海外。商品最终将被销售，而货币将以资本的形式回到工厂，并让工厂滋养生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货币－商品－货币这一循环将日益加快，同时铁路和汽船的出现将商品在全世界流通的速度也日益加快。国家的行动方式也因为对原料，劳动力和市场的渴求而变得越来越富于侵略性。于是他们开始征召军队，研发新式武器并在工厂中大规模生产，同时鼓励探险家和殖民者如同鲨鱼追寻血腥一样在世界上四处出没。终于，当侵略战争的号角吹响之时，当整个社会上充斥着关于远方的财富、原料和市场前景的令人垂涎的流言之时，当远征军的旗舰的第一轮舰炮齐射的火光闪耀之时，一头崭新的肉食动物终于诞生了。它以煤炭为食物，钢铁为骨骼，石油为血液；它将轻而易举地猎杀仍以农业为食的草食动物，并以它们的血肉作为餐桌上的调料。
这一切的原动力，都来自于蒸汽机所提供的“万能动力”——就如同血液循环的动力来自于心脏一样。还记得关于能量的三位一体吗？蒸汽机的锅炉里闪耀着三位一体的灵光。来自地下的煤炭被开采出来并投入燃烧，燃烧的火焰将化石能转化为热能，而过热的蒸汽推动活塞，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这一“万能动力”。伟大的蒸汽机吐出磅礴的蒸汽如同俄耳甫斯的七弦琴奏出追魂夺魄的乐声，召唤出潜藏于地下的巨大能量。于是，一艘又一艘巨轮滑向水面，一条条铁路穿山越岭，一座座都市拔地而起。三位一体的能量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加速前进，巨量的煤炭被火焰吞没同时释放出巨大能量还有……巨额的二氧化碳。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能源，那它将无法完成这一伟大进化，比如今天的印度恐怕就再也不会有进化的机会了。
如果你还有疑问，那么想一想以下这个事实：两次工业革命，以煤炭－蒸汽机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石油－内燃机以及电力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其实就是两次能源革命。另外，两次半军事革命，以火药为核心的第一次军事革命和以机械化为核心的第二次军事革命以及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半次军事革命，也都是能源革命。三位一体之神甚至无需通过工业这一媒介便可直接提升国家的暴力机器。
因此，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二氧化碳带来了国家进化所需的原动力。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迅猛增长实际上只表明一个事实：国家正在进化之中，它需要巨额的能量输入来完成这一进化。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在过去5年来，中国的发电量在以比GDP增速还要高的程度迅速增长，但还是不够。我们再一次看到今年夏天仍然有些地方被迫拉闸限电。有报道称，山东省今年的电力缺口竟然高达发电量的三分之一。沉睡已久的红龙正在进化之中，它总是显得无论如何也吃不饱。所以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上升并即将超过美国，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很正常，中国正在完成自己的最后进化，它理所当然地需要更大的能量投入建设——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以夯实国家基础，事实上，即便如此我们的基础设施与美国相比仍显薄弱。只有哪些别有用心的人才会对此说三道四，唧唧歪歪，把别人都当成傻子一样忽悠。
如果你已理解能源-火焰-二氧化碳的三位一体的含义，如果你已明了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区别，如果你已明白进化之过程及其必要条件，那么你也就明白了掩盖在二氧化碳这一气体外表下的真正秘密所在。

京都大骗局——补：消失的二氧化碳神话 43
     为感谢各位网友献花，同时鉴于大家认为需要再深挖一下，故特意补写深挖了一篇，先占一楼，今晚发送。

    本文以下所引用或提及的《京都议定书》皆以其中文版本为准，具体文本可见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chinese.pdf。

    《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1日订立于日本京都并因此而得名。根据UNFCCC的估计，自从《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以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减少了可折合为1,310,000,000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就是说，从生效时至 2012年过期时止，总共有高达1,310,000,000吨的二氧化碳成功地被消灭了。然而这些二氧化碳真的消失了吗？
    《京都议定书》全文共分28条及两个附件。其中，第1条为相关名词定义，第2条泛泛地规定了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应当采取的事项。而其中所谓“温室气体”，是由附件A所规定的以下六种气体：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亚氮 (N20)、氢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 (SF6)。其中二氧化碳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而常常被作为“温室气体”的代表，其它５种都可以通过某个系数折算为一定量的二氧化碳。
     第３条较为繁琐，主要确定了以1990年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基准年，同时确定了那些国家需要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及其义务大小，另外同时还规定了通过贸易的方式而获得的减排量可以作为完成减排义务的依据（这也就是所谓“赎罪券贸易”的法理依据）。具体的需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名单及其义务则在附件B中列出。第4~8条规定怎样才算完成义务及关于如何核算完成度等等一系列问题。第9条是关于对《议定书》进行定期审评。第10条及第11条是关于减排任务中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第12条很重要，后面再讲。第13条往后则是一些技术性的事项，如如何修订条约，设立相应秘书处，条约下的权力架构例如如何表决，签署和退出条约及条约的生效等等。
     纵观整个《议定书》其核心精神就是1：确定了谁有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及义务大小；2：明确规定可以通过减排量贸易机制来完成义务。按照《议定书》精神所建立减排量贸易机制又分为3种：ET（Emissions Trading，减排量贸易即通称“碳市场”，可以对买得的减排量作进一步买卖，相当于股票二级市场）、JI（Joint Implementation，联合执行，即附件B所列发达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方式来完成义务）以及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即发达国家与无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量贸易）。CDM机制是它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整个《议定书》的第12条都是关于这一机制的内容。
     CDM机制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可转移性，即由于全球大气是一个整体，那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都是完全等同的。因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以资金或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减少的排放量就可以作为该发达国家的贡献，计入其减排义务。在现实操作中，很少采用技术援助的方式，大多采用资金“援助”，而这种资金“援助”也基本上不是事前投资，而是事后支付。简单来讲，就是发展中国家首先建成了某个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然后将其申请为CDM项目，再将这个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出售给发达国家。因此，所谓的援助，其实就是赤裸裸的交易。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义务，据说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发达国家据说环保节能技术搞得好，已经没有减排潜力可挖了，如果再要求他们减排，那么成本太高。而采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说穿了吧，就是有些国家不愿意在本国通过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保护地球作贡献，而非要采取这样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办。
     如果我们忽略其这一机制在道义上的问题，即富国可以通过花钱来赎买其减排义务，那么这一机制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发达国家不再需要费大力气就可以完成义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售减排量获得资金技术，而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地球也得到了保护。这真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看起来美好的理论实际上往往是无法执行的，这一个也不例外。你想要出售减排量，就首先必须确认减排量，同时还必须确认其数量和品质，否则就无法将其市场化并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易。问题的关键是，减排量本身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谓减排量，就是指某种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或项目被实施之后，所导致的以上所列六种温室气体中的一种或多种排放量的减少量。比如说，某家工厂原来每年排放40万吨二氧化碳，在通过采取某种新工艺后，现在每年排放30万吨二氧化碳，这其中10万吨的二氧化碳减少就是温室气体减排量。
     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只需要做一个减法不就确认了吗？可是请问，你如何证明该工厂现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是30万吨而不是35万吨？它有没有可能伪造数据和能源消耗量来故意算出一个现阶段低估的排放量？你又如何证明该工厂过去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是40万吨而不是35万吨？它同样有没有可能伪造数据和能源消耗量来故意算出一个过去阶段高估的排放量？因为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凭空制造出5万吨的减排量。
     这还只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如果按照《议定书》精神，所有“自然”或必将发生的减排量是不能作为完成义务的根据的，也就是不能出售的。比如说，该工厂采用新工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国家下达规定不再允许旧工艺继续运行，又或是因为旧工艺所需要的原材料已经停止供应了。那么，则该工厂采用新工艺后所减少的这1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得作为减排量出售。可问题是，谁能搞得清楚该工厂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采用的新工艺呢？即便是能搞得清楚，又需要花多大的额外成本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数量最多，做得最普遍的水电站项目吧。水电本身是很好的能源，既绿色环保又方便控制，在电网中的比例非但没有上限，而且还可以尽量多一些。根据UNFCCC网站的统计，以水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占目前已注册项目数量的70.26%，总减排量的55.17%，是绝对的主力军。
     水电项目和上面所举例的工厂节能项目不同，它们产生减排量的机理不一样。水电项目并不是依靠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它自己基本上就不产生什么温室气体排放，而是依靠替代火电厂的有温室气体排放的发电量，从而间接地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一个水电站并网发电之后，总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是由于该水电站发了电，别的火电站的发电量就减少了，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下降了；二是由于该水电站建成以后，可能别的原计划要修建的火电站就不建了，因此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没有了。可是问题是，如何来估计这两方面效果的大小呢？比如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电网当中，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座发电站在运转，你是如何确定该水电站所发的电是替代了这个火电站，还是那个火电站呢，又或者压根儿就是替代了某个风电站因而实际上毫无减排作用呢？就算它确实替代的是一个火电站，那这个火电站是烧油的，烧煤的，还是烧气的呢？所替代的发电量对应的减排量到底又是多少呢？你又如何能够得知该水电站建成之后到底会造成哪些原本计划中的火电站缓建呢，又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有火电站因此而停建呢？如果有，那又应该如何来评估其造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呢？
     如果这还不够让你挠头的话，那么你还要明白，整个计算的要点还不是搞清楚该水电站对过去的作用，而是要预言其在未来某年所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瞎猜。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此麻烦，所以UNFCCC开发了针对不同项目的不同情况下的数十个方法学来用于估算减排量。这些方法学其实就是一些数学模型，被用来往不同项目身上套，以便能估计出一个官方认可的所谓减排量，以方便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些模型的复杂度可以和金融衍生品计算模型相媲美。《泥鸽靶》一书的作者曾经提到过这样一回事。摩根斯坦利开发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并把它卖给了一家基金。过了几个月，这家基金的经理打电话过来问他买下的合约现在值多少钱，摩根斯坦利的人说不知道，给点时间让他们算一下。过了几天之后，摩根斯坦利的人不得不打电话过去承认，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合约现在值多少钱。无独有偶，不光是局外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模型是如何计算的，就连局内人也经常搞错。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些模型从一诞生开始就在不停的修改，因为实在是很难做到精确，而同时它们又将用在从中国到巴西、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埃及到尼日利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身上，它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据我所知，应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两个模型，自正式启用以来，一个修改了7次，另一个已经修改了13次，而且还要继续改下去。
     这就是它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减排量很难确定。
     除了这些模型之外，UNFCCC还公布了大约数十个各种各样的规则和辅助工具。除了用于帮助计算减排量外，还用于确认该项目是否是“自然”或必将发生的项目。同样地，这些工具也必须适用于从中国到巴西、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埃及到尼日利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地区。这回更麻烦的是，数学模型可能还仅仅需要考虑客观物理因素，而这些规则就不得不与主观人文因素打交道了，而主观因素的差别可就大了去了。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法律就不一样，而印度的规定又和巴西不同。就仅仅拿中国而言，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就有不一样的政策，而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又不一样，更不要说各地区还有自己的土办法，土政策了，而这些统统都对这个项目是否合格有决定性的影响。要适应如此众多，如此复杂，如此不一样的种种现实，这些规则和工具的有效性就可想而知了。为了适应这些现实，就只能把规则制定得泛泛而宽松。在执行过程中，几乎就相当于拿着宪法去判案。所以，UNFCCC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人治 ”，依靠人来处理这种种不同的分歧。然而，在这方面事情同样极不乐观。
     为了应付这种种复杂的问题，UNFCCC招募了一些机构来负责帮助它审查项目。然而，当这些机构的某个雇员面对着这么纷繁复杂的问题，又能有什么表现呢？一个身在柏林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不会说汉语的官员面对中国云南某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一个水电站的时候，他能搞得清楚这个项目的情况吗？他可能明白中国的特殊国情吗？更大的麻烦是他可能还要同时面对来自巴西的一个钢厂项目，来自印度的一个风电站和来自埃及的一个生物质，而这些项目都统统面临紧迫的时间压力的时候，他有多大可能性公平合理地将它们全部处理好？不要以为这个认证官很可怜，他其实一点也不可怜。我们都能明白的事，他会不知道？他其实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楚，于是他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表面光鲜，不管内部是怎么一回事的。反正如果出了问题，他只要能洗刷清楚自己就行了。
     这就是它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为适应不同情况而无法细化规则因而依赖人治。

以上仅仅是减排量贸易这个《京都议定书》奉为法宝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法仅仅在减排量识别这方面将要面临的客观困难。即便不提这一机制在交易等等其他方面的麻烦，即便仅仅在识别这一方面，它还面临着极大的主观破坏，这就是做假。
     在这个机制下，造假行为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行规的一部分。在这行里面一定要牢记的一句话就是：“默认你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假货泛滥的根本原因除了规则漏洞之外，还在于制假收益近乎无限大，成本和风险无限小。一个典型的大约20MW的水电站如果通过认证，则每年大约可产生5万吨减排量。按照目前中国政府规定的8.5欧元/吨的最低价，这些减排量可望给业主带来42.5万欧元的年收益，至少折合人民币400万元。扣除申请认证过程中可能的开支和佣金，实际能到手的最少300万元。然而同时，它所需要的近乎是零成本，不需要再在这个水电站外多建设什么东西，除了走一走关系，可能要盖几个章之外，伪造几份文件以外，没有任何投入。这些花销跟水电站上亿的投资来不过九牛一毛，所以几乎就是零成本。至于风险，项目作弊被抓之后的唯一后果就是项目本身被拒绝通过，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其它的法律和道德责任。马克思说过，资本只要有300%的利润就敢无恶不作，更何况是这样的零风险高收益的买卖。这真是让人不由得想起次贷危机中的华尔街交易员，因为他们干的同样是零风险高收益的买卖。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金融衍生品交易，因为事成了可以分到大笔佣金，一旦搞垮了只需拍拍屁股就可以换家公司接着干。
     这就是它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人们不可避免的投机行为。
     以上就是清洁发展机制这个看起来如此美好的理论在实际执行中所面临的３个小问题，而它们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方面是减排量本身不实际存在因而难以确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而又不得不进行泛泛的规定因而留下了巨大漏洞，另一方面又面对人们的疯狂投机和作假，那它的实际执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自 2005年《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UNFCCC先后出台过数不清的新规定，新办法和对旧规则的修正，但没有哪一次是真正解决了问题的。因为这个机制面临的3大弱点：减排量很难确定、为适应不同情况而无法细化规则因而依赖人治、人们不可避免的投机行为都是它所采用的Cap&Trading即限额- 减排量交易这种解决办法所与生俱来，根本无法克服的。这也就是把一笔慈善事业商业化之后的必然后果。
     黑格尔曾有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不是这一如此失败的机制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它看起来反而好像愈加兴旺发达，以至于美国今年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曾表示打算按这个思路来办。那么这一机制虽然可能再有问题，也肯定存在某种好处。这种好处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它可以帮助发达国家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
     如上所述，由于减排量事实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确定它的唯一办法是利用UNFCCC所公布的数学模型去计算，而计算得正确与否，又同样完全取决于 UNFCCC的认可。就这样，UNFCCC实际上完全控制了减排量的产生与它的数量。如果它想要“减排量”多一些，只需将规则放松一些；如果它想要“减排量”少一些，那么也只需要将规则变严一点。UNFCCC可以随时满足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要求，将水龙头拧紧一点或者是拧松一点，以便放水来对冲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自己就是由发达国家所组成并控制的。在这方面有一个最显著的证据就是，那些减排量的购买者和最终消费者事实上根本不在乎所买到的东西是假的，甚至如有需要，他们还帮助制造者作假以便更快拿到减排量指标。
     于是，我们在上面所提的那个多赢局面背后，又看到了另一个多赢局面（这也正是目前大家表面上还一团和气的原因所在）。发达国家通过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减排量对冲了自己的减排义务，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卖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多多少少拿到了钱，这笔生意的中间人UNFCCC又可以宣传自己成功地做了多少多少贡献而继续骗取经费，从事这笔生意的中间商们也成功地靠抽取佣金填满了自己的裤袋。在这笔交易之中，减排义务实际上从发达国家肩上卸下，却没有落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而是凭空消失了。因此，大家都满意了。
     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下消失的二氧化碳神话，一个过去两年来一直在发生，现在每天都在发生，将来至少还会发生到2012年的骗局。

确实能讲故事
我都绕晕了

留个座慢慢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