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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未来何以避免没落？
2009-12-23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周飙
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分工深化，以及消费模式的变迁，人口难以避免的向城市集中，相应的便是一些乡村和城镇的萧条；到一些偏僻农村走走，很容易发现许多村庄已被荒弃，更多的将在一代人之内被抛弃；那些继续存在的村镇，也普遍的缺乏活力和生气，很多人留下的理由多半是被动、消极和保守的：因为缺少其他机会而留下，并非选择此地寻找、创造或建设什么。
然而，仅仅看到这一趋势是不够的，同样经历工业化的国家，城市化的格局和乡村的命运迥然不同；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尽管也出现了超级都市，但人口聚集度反而较为适中，尽管许多乡村被废弃了，但留下的仍颇具活力，新建城镇也仍在不断涌现；相比之下，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却在首都区汇集了1/3甚至更多的人口。
因此，考察导致乡村没落的那些具体因素和机制是更重要的；对于中国，一个更独特的因素是，人口趋势在工业化完成之前便已扭转，而在其他发达国家，这一转折是在城市化率极高且教育年限足够长之后才出现，这将使乡村的消失和败落来得更为迅速和突然。
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曾为经济史家和政治学者所广泛关注；由于绝大部分现代化元素——如教育、文艺、科技、生活方式等——都出现在城市，受其吸引且有能力负担它们的乡村精英——如富人、乡绅、家族长老、教师、读书人、手艺人等——大批迁居城市，农村失去了一些维系其秩序的核心人物，社会结构瓦解而发展陷入停滞，严重时甚至反过来打断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在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只延伸到县一级，乡村秩序全赖家族和乡绅维系，因而问题更加严重。
今天的政府权力已延伸到乡镇，对村庄也拥有巨大的干预能力，因而空心化还不至于导致动荡；然而，一些乡村的凋敝仍是触目惊心的，在部分边远村镇，重要的公共事务得不到有效处理，公共物品更缺乏供给，垃圾遍地，道路失修，治安堪忧。
由于人口密度无法供养专业人才和维持多样化的消费类型，在一些乡村，有为或有志青年都已离开，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变得极为单调贫乏，闲暇时除了酒楼和牌桌无处可去，纯情阳光的青年们上班两年后几无例外的沦为赌徒，因为除了赌博、喝酒、飙车、洗脚等少数几样娱乐，其他爱好既没人陪你玩，也得不到欣赏和认同，县级城市的情况大致雷同。
问题是，如果这种趋势是注定的，那么为何同样经历了现代化的美国和西欧，他们的村镇和小城市却保留了更多的秩序和活力呢？线索之一是，他们的现代化是本土内生的，而不是外源性的，文化和制度结构在此过程中已经获得重建来适应现代经济，或者说正是这一重建使得现代化和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在美国，这一重建是由移民在新大陆上另起炉灶，因而更为彻底，所以当工业化的力量最终爆发时，其社会结构更经得起它的冲击。
具体而言，传统乡村社会以家族聚居为特征，家族和乡绅是主要维系力量，这种结构虽拥有良好的自治能力，却无法应对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经济，而美国的村镇从来不是家族性的，许多社区本身就是经济流动和自愿组合的结果，它们从一开始便拥有了适应人口与产权流动所需的自治性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也使他们有可能在现代条件下处理新型公共事务和满足新的公共产品需求，因而更容易在现代化冲击下幸存下来。
另一个线索是宗教，在许多社会，教士是乡村精英的重要组成，而教会是维系地方秩序的重要制度成分；在城市化的巨大抽水泵之下，教会常常是坚守到最后的力量，对于稳定乡村社会结构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美国尤其突出，美国的许多早期自治社区都是清教徒们按教派各自建立的，宗教纽带至今存在于他们的社区文化之中。
尽管种种因素看来都不太利于中国乡村的未来前景，但若能充分落实村镇自治，及时解除妨碍人口和产权流动的种种障碍，并为新型社区建设和基层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未来的乡村仍可能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得以重建；毕竟，人类的生活观念是无限多样的，城市虽充满诱惑和机会，但还是有人会喜欢乡村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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