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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部门，其中农业的特点是积淀了大量过剩劳动力，因此该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从相对意义上说，远远低于非农产业，而从绝对意义上说，则为零或负数。这样，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业部门在扩张的过程中，便能够以不变的工资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一直到劳动力被吸纳殆尽。这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模型
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简单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中国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发展的特有现象，如转移劳动力工资的低廉和长期不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以及超高速经济增长等。
“人口红利”论是建立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石之上的。由于年轻人口数量增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提供给经济发展相对便宜的要素价格，称为“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逐渐消失。
<b>刘易斯模型是以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的工资理论否认剥削的存在，认为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收益产品，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涨。新古典理论预期劳动力市场会实现出清，事实上工资具有一定刚性，劳动力市场很难实现出清。刘易斯也自始至终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剩余劳动力不能像新古典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在劳动力市场上出清。这是刘易斯模型的致命缺陷。</b>
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的过程中，(西方学者认为)工资能够增加劳动者的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只要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劳动者就会愿意出卖劳动力。
工资（商品）的效用对于劳动者（消费者）来说取决于其已有的消费量，消费者消费的第一个面包和消费的第二个面包，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是不一样的，消费的第 一个面包比消费的第二个面包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要大。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定理。
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满足的程度(与劳动者的积蓄、劳动自用所能获得的产品，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以及其它的互助关系等有关)，提高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一定工资给劳动者带来的效用就会减少。劳动者付出一定劳动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能得到提高。
<b>当失业增加时，如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保障满足程度不变，当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时，就很有可能会使劳动的负效用大于工资的效用，使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阻止工资水平的下降。因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不能实现出清。</b>
如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程度不变，随着实际工资水平的上涨，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被延长，劳动强度会增加。有一种传说，中国工人即使老板不给加班费也会自愿加班，美国工人给加班费就会愿意加班，西欧工人即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加班。这并不能说明，西欧工人比美国工人懒，而美国工人又比中国工人懒。
为了分析的简便，下面将用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来更进一步分析劳动者需求保障满足程度对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
先做出以下假设：农村劳动力除了需求保障满足程度（简写为XBCD）不同，在体能和技能等方面豪无差异。劳动力能够完全自由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完全透明。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不会引起其XBCD的变化，也没有其它外在因素影响劳动者的XBCD。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最先被吸引入城市的那批劳动者肯定是XBCD最低的，因为他们最迫切需要挣钱。假设1000元的工资水平就能将他们吸引进来。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继续上涨。一方面，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由于XBCD不变，这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那些需求得到保障满足程度较高的劳动者也不断被吸引进来，直至对劳动的需求不再增加。最后被吸引进城市的那批劳动者，无疑是XBCD最高的，假设需要2000元的工资水平，才能将他们吸引进来，这时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就是2000元，原因稍后再作分析。
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工资水平上涨，由于XBCD不变，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会延长和劳动强度会增加。随着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增加，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所谓边际是新增的意思）会越来越大。导致即使工资水平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劳动供给却只能有非常小幅度的增加。这时工资水平再继续上涨，反而可能导致劳动者劳动供给减少。
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随着工资水平的上涨而增加到一定程度后，劳动供给的增长相对于工资水平的上涨越来越缓慢，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这时，对于XBCD较高者来说，劳动供给还相对较少，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对较小，提高XBCD较高者的工资率，其劳动供给会相对增长得多得多，阻止了XBCD相对较低劳动者工资率的上涨。对劳动的需求继续增加，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增加XBCD更高者的劳动供给。
下面来分析为何在前述情况下，城市的最低工资水平是2000元。依前述分析，XBCD越高，在付出同样劳动的情况下（或者说劳动的边际负效用相同），其所能要求的最低工资水平也越高。也就是说，在同样的工资水平上，其所愿意付出的劳动时间越少和劳动强度越低（或者说其所能承受的负效用越小）。由于劳动者在体能和技能方面毫无差异，引起工资水平产生差异的，只能是劳动的负效用的不同（西方经济学称之为工资的补偿性差异）。最后被吸引进来的那批劳动者XBCD最高，在任何一个较高的工资层级上，他们都会被XBCD较低的劳动者挤出，只有在最低工资层级上没有人与他们竞争。
劳动者在不同工资层级中的分布，按XBCD从高到低，而工资层级由低到高分布。最高工资水平是由XBCD最低的那批劳动者中，XBCD最高者的XBCD所决定的。这一工资水平只会使其总需求有一极少量的提升。如果工资水平增高一些，就会有XBCD更高者被吸引进来，导致劳动力供给过剩，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如果工资水平降低一些，XBCD最高者便会退出，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阻止了工资水平的下降。每一工资层级的工资水平都是由这一层级中XBCD最高的劳动者的XBCD所决定。
其实人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成了家的中年人XBCD较低，未成年的青年人XBCD较高，许多青年人希望工作能轻松些，工资低些没关系，而中年人往往为了高工资而从事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工作。近来有一个热点话题说的是，“在职场中年青人不能骂中年人随便吼”，也是这个原因。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也反映出XBCD的不影响。在工业革命时期，有大量的童工在工厂做工。由于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非常低，工人阶级子女的XBCD非常低，只需要很低的工资就能够将他们吸引进工厂。随着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上涨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其子女的XBCD得到提升，童工现象就慢慢减少了。
前面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对劳动力市场所做出的一些假设，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假设条件。在这里也将劳动力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来考察。
<b>对于社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来说，面对的是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其工资水平由其需求保障满足程度所决定。</b>
在劳动力市场中，普通劳动者通常是供大于求的。且不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无法被消除。即使通常意义上的失业能够被消除，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同时如果劳动的XBCD不变，或者提高相对迟缓，工资水平的上涨将会导致劳动者劳动时间延长和劳动强度增加。同时XBCD较高的劳动者也将被吸引入劳动力市场，缓解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不足，阻止了工资水平的进一步上涨。如果劳动者的XBCD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增长而相应地提高，或者提高相对迟缓，资本将会攫取经济增长产生的大部分成果。
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情况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当青壮年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工资水平的上涨将老年劳动力和少年儿童吸引进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了接近于生理的极限，高强度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环境使工人阶级的寿命大大缩短，而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却相对于社会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XBCD不变，当工资水平出现下降时，劳动者会减少劳动时间和降低劳动强度，XBCD较高的劳动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因而不可能通过降低工资水平来减少非自愿失业。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总被限定在一个由其XBCD所决定的水平。因而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出清。“为什么工资不能上下浮动以便实现市场的出清？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不同于谷物、玉米、普通股票等那样的拍卖市场？这些问题属于现代经济学最深奥难解的迷团”。
其实解开这个谜团的过程看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只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的发展都走入了歧途。
美国的蓝领工人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据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1978年-2015年，美国各收入层级中最底层50%收入年均增长率为零。而自里根以来的历界美国ZF都提出了减少福利开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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