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二 运用模型的阐释
如果分析历朝人口总量资料，我们会一目了然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和规律。那就是历朝人口总量变动幅度惊人，从暴增到锐减，以下简示大的王朝人口大致情况：
西汉初，一种估计是1500万至1800万，另有估计约600万(公元前206年，高祖元年)。
西汉末，约6000万(公元2年，平帝元始二年)
东汉初，约2000-3000万(57年，东汉建武中元二年)
东汉末，6000万以上(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三国时期，约2200-2600万(220年)
西晋初，约1600万(280年，晋太康元年)
西晋末，约4000万-5000万
隋初，650万户，约3300万(589年，隋文帝开皇九年)
隋末，约5600-6000万(609年，隋炀帝大业五年)
唐初，1300(高祖初年)-2700万(639年，唐太宗贞观13年)
唐安史之乱前夕：8000-9000万(755年，唐玄宗天宝14年)
北宋初，约2000万(976，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
北宋末，9400万-1.04亿(公元1110年，宋徽宗大观四年)
南宋初，2900万(1178年，南宋孝宗淳熙五年)
4500万(1187年，金世宗大定27年)
南宋末，8500万-1.3亿(1207年，宋，金，西夏全境人口，金章宗泰和七年)
元初，5900万(1290年，元至元27年)
元末，9000万-1.2亿(1351年，元惠宗至正十一年)
明初，6000万(1381年，明太祖洪武26年)
明末，1.9-2亿(1630年，明崇祯三年)
清初，4000-7000万(1651年，顺治八年)
清末，4.3亿(1851年，咸丰元年)
注：东晋人口缺乏真实历史资料统计，故不列出
这些数据有较强真实性，但也仅是大致估计，准确性有待商榷。基于史书的资料往往不能反映真实的人口数量，尤其在一个王朝末期或动乱时期，由于逃避苛捐杂税，兵役等等，漏网的人口很多。所以真实人口数量很多是研究者从各方面进行的推理。例如安史之乱前夕的人口估计在5000万-1.2亿，最低估计可能基于历史记载，最高估计来自日本学者。安史之乱前大量人口出家入佛等，唐史记载远不太可能是实际情况。明末人口史书记载在6000万左右，但大部分学者已经否定了这一数据。
中国近两千年封建史人口长期年平均增长率约为1‰。但是真正情况如上反映，人口变动是很大的大起大落的波浪曲线。人口暴涨时速度惊人，跌落时同样惊人。许多王朝在十五年内人口增长一倍(这种增速并非不太可能，例如建国后1949年中国人口为5亿，三十年后1978年人口数量已达10亿)。并且一般在一个王朝初期人口数量极低，末期达到几乎最高，中间若无灾祸，人口是不断递增的。人口的剧烈下降常常在40年以内即可完成，降幅一般在一半以上。
中国特有的人口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确定。从文化上讲，与中国历来的人口观念可能有很大关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两千年来中国人根深固蒂信奉，延续香火，拥有最多后世子孙是一个家庭最高的存在价值之一，多子多孙是一个家族的最大荣耀之一。从经济上讲，或许与中国特有的富饶有密切关系。相对西欧，日本甚至东南亚等地区，中国的土地粮食产出很高，并且劳动密集特征明显，单位土地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很大，因此的精耕细作超过西欧等很多其他文明地区。丰富的粮食和其他产出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肥沃土壤。我们知道在人类现代文明以前，单对夫妻生育后代的数量是很高的，但同样儿童夭折率也高，这才保证了人口数量在几千年的时间里缓慢增长(世界范围平均年均增长率约在1‰左右)。或许，在亚洲东部以外的其他地区普遍生存环境相对恶劣，因此高的出生率长期同时伴随高的人口夭折率。但在中国由于特有的富饶，除非出现特殊请况，非天灾人祸人口高出生率下夭折率往往可以保持很低。如果夭折率稍有下降，人口会迅速作出扩张反应，在人口相对稀少时，这一条件尤其成立，如在一个王朝帝国的前中期。由于中国的土地耕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并因之产量极高，当人口相对较少时，会如后面分析的这些高产的粮食极大分配于农民手中，其粮食等富裕使其子孙繁衍众多。或许这是中国封建帝国在长期能保持人口的暴涨的根源(如西欧，蒙古等地区由于环境恶劣，物产产出往往更低下，显然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人口暴涨直到人口数量超越帝国社会承受的范围，也就出现了可怕的浩劫式的动乱来解决这一“矛盾”。王朝末期的动乱导致的人口惊人锐减，现在的分析只能倾向于直接死亡的人祸，而战争和饥荒的主功地位难逃嫌疑。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在乃至短短15年左右以内，人口数量就减半。如果用传统解释难以圆说。传统解释是动乱使人口颠沛流离，结婚率降低，或结婚后儿童生育率降低，或生育儿童但夭折率大大提高。因为粮食减产，战乱等等使顺利抚养儿童不太可能。即因出生率下降或夭折率提高导致人口后代增殖率大大下降--例如平均一对夫妻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可以抚养成人，结果一代人后人口数量会减半。这可能不是动乱期人口锐减的主因。因为15年内这一过程难以完成。那么，事实上饥荒，疾病(瘟疫)，战争死亡可能是人口锐减最大主因。
人口的剧烈波动与王朝兴衰周期基本一致。这里解释王朝兴衰的一个原初出发点就是人口的涨跌决定了一个王朝的衰乱与兴盛。
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以粮食生产为主干，非农经济弱小，甚至无足轻重。并且资本对经济的贡献意义也不重要。那么封建经济实际上遵循一个简单的模型：即地主和农民运用土地生产粮食。粮食分配在地主和农民间进行，分配情况如何，运用边际原理理论上是一个简单的二要素边际模型。地主和农民分别获得其边际收益。前述劳动力报酬的边际拐点模型正是本文所认为的封建王朝粮食分配的模型。一个王朝初期人口数量相对稀少，甚至由于人口数量短缺，许多耕地处于无人耕作的状态，土地处于边际逆拐的状态。即地主的边际收益，或者说地租，严重的情况接近于0，但是土地数量有限，每一个王朝伴随人口的快速增长，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到王朝末期可能发生农民的劳动力粮食边际收益，即粮食分成，越过收益分配的边际拐点，而地租可能基本上占去了土地粮食产出的相当大部分，同图3和图4所表示。边际逆拐下，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0或接近于0，这在现实中是难以想象的，在封建社会时期，农民以粮食为生活和生存的根本，如此低的土地粮食分配量对生存来说是很可怕的。当然，现实中粮食分配分成不可能是0或相当接近于0，那么是多少，应是处于生存线左右。
在帝国政权初期，百废待兴，人口的稀少使农民粮食收益很高，地主的地租收入低下，温饱的生活使人口迅速增殖--因为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在达到拐点之前一般会使帝国出现一个昌盛时期--往往是在人口数量达到很高但农民的粮食分成还没有因跨过拐点而严重恶化的状态。一方面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衣食有保，安居乐业，同时绝对的人口数保证了帝国强大的实力。所以，这样的帝国状态(人口数量高，人口收入好)往往也就是帝国的盛世时期(一般出现在一个王朝的初期到2-4代皇帝以内)。“明君”和盛世多在一个王朝帝国的中早期，之后无论再有多少个君主皇权，盛世几乎绝不再现。一个王朝繁荣的最顶峰或许往往在人口达到边际拐点允许的最高点之前。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期，耕作是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甚至是近于唯一的谋生出路，手工业弱小，无法容纳足够劳动力，更不用谈可以吸收过剩人口谋生的近现代性工商业，服务业等。当许多劳动力没有谋生出路也就成为社会“多余的”的过剩者，根据边际拐点的解析，过剩劳动力会压低包括从事谋生工作的所有劳动者的收入。当王朝末期人口过度严重时，劳动力过剩也会很严重，以至把劳动力的普遍收入(粮食)压低到生存线--也就是“赤贫”状态以下。这种状态是很可怕的。赤贫意味着除了一天天得过且过为了不至于死亡奔波，其他基本生活标准，都是奢望。关于赤贫的触目惊心，历史也向我们展示过。当人口刚刚跨过边际拐点，劳动力过剩还不是很严重，农民收入普遍维持在赤贫线略向上水平，固然贫困交加，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维持生存。但是当人口继续增加导致劳动力过剩愈加严重，此时粮食分配不再是保持在赤贫--生存线左右，而是强迫性向零靠拢(下图简示)。--如果大部分人的收入低于生存线，后果可想--要么是死亡，要么是反抗，如暴乱。
在王朝末期，随着人口增加，劳动力边际分配不断恶化，但不会降到零，而是在越过生存线(yy)后基本上必然造成巨大的崩溃效应，如社会大动乱﹑王朝政体解体。而当中国一个王朝中人口过少时，就会使得粮食分配对劳动者极为有利，这将大大助长人口的迅速恢复，甚至超过边际拐点前土地所需，导致粮食分配恶化。
农民作为劳动力严重低下的劳动力边际收入分配给帝国带来了众多灾难性问题，从而造成王朝帝国的衰亡。
最直接的是遍及全国的可怕贫困，和因此引起的摇摇欲溃的不满。另外的一些帝国问题同样严重。严重的土地集中是劳动力过剩严重下的一大产物，也是帝国晚期的通常伴有。严重土地集中归本根源于劳动力过盛和边际拐点下的极端粮食等收入分配。一个王朝末期的政治和官僚腐败也是边际逆拐点下“连锁反应”，根源同样在于恶化的边际逆拐点收入在土地(地主)和农民(劳动力)间的分配；王朝帝国末期由于农民收入低下到赤贫与生存线上下，最大的后果之一是国力的急剧衰退。这在帝国财政与军事能力上表现尤为明显。历史上也有一个规律，即对外战争在王朝的早中期基本上都是胜利--往往是辉煌胜利，但中末期鲜有真正的胜例。帝国国力实力的衰退的最直接结果是帝国内部的自有势力的反叛和帝国外的边境民族侵扰。帝国衰落，引起了原先众多弱小的政治军事力量的垂涎觊觎。所以，帝国末期，反叛也是一个大问题。纵览两千年封建史，在大王朝中帝国政权真正由农民起义建立的只有西汉，明两朝，有两朝--元，清，来自边境民族入侵，其他的都来自帝国自有政府和军事力量的反叛。虽然中国封建期大王朝只有两个是由起义的农民阶层建立的，但无疑，农民起义是撼动封建王朝帝国衰弱的根基的主要力量之一。
北方边患两千年来从来是中华帝国的心腹问题，在帝国实力昌盛时，边境马上民族的威胁往往以被彻底打败和降服告终，但帝国晚期基本上是甚至惨重的失败。严重衰退的国力往往使边境少数民族的侵扰成为危及生存的大问题。
所以帝国末期战争很多，对抗和镇压觊觎者反叛和边境入侵的战争是主要的一部分--当大象站着的时候狮子都不敢动它，当大象倒下的时候，豺狼争相攻之。沉重战争也直接导致了赋税和兵役加重。赋税很少会真正落到地主阶级头上，他们常常有各种能力规避赋税落到他们身上，而赋税落到了本已在收入奄奄的农民身上。也加重了农民起义的严重局面。因此，王朝帝国晚期赤贫﹑腐败﹑堕落﹑战争﹑沉重赋税﹑兵役﹑边患﹑反叛常常并存，可谓“千疮百孔”﹑“烽烟四起”。即使能力卓越的君王，似乎也无能为力，“一木”不可能支“大厦之倾”。更多的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样的举措来解决问题。
即使由于天灾地祸的饥荒，在一个王朝的早中期，农民的粮食收入一般较大高于生存线，灾难造成粮食减产使农民粮食收入减少，但不太会越过生存线，所以在这些时期并不是没有粮食产量因天灾等等而减产的事情发生，但是很难出现引起大规模饥饿和死亡的饥荒，而在帝国晚期，本来就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众多农民，稍遇“风吹草动”，哪怕是很轻的天灾地祸可能就会是压倒骆驼的稻草--大量人口因饥寒等而死亡，成为浩大的大饥荒。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历史上一个王朝末期多大饥荒，而早期少。
三 总论
庞大的人口如果是王朝帝国末日的原因。这对企图力挽狂澜的统治者和统治阶层来说，的确是一件太超出其意愿和能力之外的事情。勿说没有真正体系经济学研究，很难认清这一点。而在末期，庞大人口基数木已成舟，似乎也只有束手而视。短期内不通过暴乱灾难大量削减人口的方式在当时可能是很困难的。除了剧烈的人口锐减灾难等，或许几乎别无它法。历史发展到封建时期结束从来就是通过暴乱灾难解决问题的。“大厦将倾，一木难支”，个人英雄主义也无能为力。历史上著名的挽狂澜之策，如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一条鞭”，还有其他在王朝中末期被试行过无数的众多方策，似乎效果在大趋势上“隔靴挠痒”。
短命的隋朝在人口统计中在开国时就没有解决人口问题。隋初人口高达3000多万，经过二十年到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朝同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也印证了本文观点。
总览世界史我们却会发现，同样是处在封建时代，几乎彻底的自下而上推翻封建政权的一再循环的运动大部分是中国独有。上层政权变化在欧亚地区也很常见，但是罕有从最下层的农民阶级直接颠覆最上层政权的现象，这几乎是中国独有的“家常便饭”(尤指农民起义)，但是中国的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尤其是皇权制度和观念，却几乎最严重。日本历经多个朝代，大多是统治阶间的矛盾促使改朝换代，不是最下层的劳动者。欧洲中世纪上层政权更为稳定，欧洲的王室顶层统治血统在整个中世纪很少断过一脉传承。“政权”更换多是是欧洲王室内部的事情，而与来自如劳动者的反对集团没有太大关系。在世界封建史上，除了中国，很少有国家的统治政权的更替是几乎绝对依靠下层劳动者的暴动进行的。这个问题似乎很少被讨论。世界封建时期，人口的暴增暴跌在中国尤为显著。西欧长达超过一千年的中世纪，人口的增长波动不很大，再如日本同样人口波动性小。这也部分印证了中国封建王朝更替与人口涨跌有关系。
边际拐点所揭示的封建王朝(末期)的贫困说简单了是人口问题，但与19世纪马尔萨斯贫困人口论对贫困的解释还是不同的。后者认为人口的数量达到了社会生产的财富总量的极限，公式为--人口总量：M，社会生产财富总量S，人均财富量s=S/M，s接近甚至低于赤贫线，所以引起了大规模的贫困。但是边际拐点对封建王朝末期的贫困的解释机制是，s可能高于赤贫线，甚至远高出一截。S值养活社会人口总量--M绰绰有余。而导致严重贫困的不是S值太小，而是S值虽大，但分配给农民集团的财富分配额太少。即人口数量M没有达到或超过s容忍的极限，而是超过了边际拐点，可能远小于s容忍的极限值。换言之，例如，唐朝人口数量的顶峰或许在安史之乱前夕的6000万-1.2亿左右(1.2亿为现有最高估计观点)。而实际上唐朝的农业粮食产出可能可以供养2亿人，但唐朝从未达到这一数量，顶峰最大也不过1.2亿--直到800年后的明朝中国人口高峰才逼近了2亿。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人口逼近了2亿导致了贫困，但依照本文分析，1.2亿已经足以造成王朝崩溃动乱。所以普遍的惊人赤贫如果是人口问题，在人口数量远未达到它的粮食或其他消费财富的均有量之前，可能就会发生，人口很难达到这个总量均分容纳的极限。所以，历代人口高峰可能远未达到粮食产量所能承受的人口数量，而仅是大大超过了粮食生产所需的边际拐点人口。
其他的一些王朝政权的兴盛和没落，如西汉之前的夏﹑商﹑周﹑秦朝，是否也与此有极大关系还不确定。这方面是需要研究来印证的。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