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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关于“相同选择通常在相同概率下发生”，现代主流经济学分析了认知约束下的选择行为所对应的结果集及其概率分布，他们通过对结果集的概率分布是否确知的研究，将人类受认知约束的选择划分为确定性随机选择和模糊性随机选择。阿莱悖论 (Allais，1953 )和艾尔斯伯格悖论(Ellsberg，1961)就是这些观点的早期最著名的理论。现代非主流经济学则将认知看成是决定选择权重之重要变量的主观概率，认为特定情境中的高低几率事件会导致人的认知偏差，选择结果的概率并不等于效用的加权之和，人们通过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的主观感受值来度量预期财富变动，效用函数可以通过一条呈 S 型曲线的反映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的价值函数表示(Kahneman ＆Tversky，1979)。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对认知约束的研究有了明显的加深和拓宽。
现代经济学是在“人与信息对话”框架中对已发生的信息做出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再经因果分析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质疑和批评的，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中，人的选择都有着挥之不去的主观判断。在“人与数据对话”版本，出现了具备新的信息获取方式和因果分析方法的极
少数智慧大脑者，他们能通过对大数据的多维度进行相关分析而获取精准信息，能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运用云计算来设置模型，并运用机器学习处理参数而做出选择(这可看成是对智慧大脑者的定义)，而那些不具备以上能力的芸芸众生，则可看成是非智慧大脑者。
其次，智慧大脑产生于“人与数据对话”版本，在将来有可能会在“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下选择，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等会影响非智慧大脑。当人类选择所依据的信息不是仅仅来源于数字和文字，而是包括图片、图书、图纸、视频、声音和影像等非数字化数据，并且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时，人类选择行为及其过程便进入了“人与数据对话”版本。这个版本会随着互联网应用扩张而扩张，当其扩张至“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时，人类选择过程将会告别主观判断，彻底进入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都可以通过数据解构的“算法”时代(赫拉利 2017)。这便有以下推论，人类从大数据获取精准信息的时代，是智慧大脑选择决定非智慧大脑选择的时代。联系理性选择理论创新看问题，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应用扩张在改变人类的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的同时，也会改变厂商行为方式和产业组织结构。
现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正确指出了人类选择偏好的多维性、认知的不确定性和效用期望的不断调整，但这些发展不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分析。在互联网时代，理性选择理论需要研究的是，智慧大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人们消费和投资的历史数据、即时数据和未来数据时，如何在成本、收益、体验、时尚和心理满足等方面对选择偏好发生影响。智慧大脑通过机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来搜寻最大化消费和最大化投资的路径时，如何对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调整发生影响呢? 基于智慧大脑选择有着确定性的高效用，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在未来将会成为人类选择过程的主流，非智慧大脑会全面追随智慧大脑。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涉及理性选择过程的行为主体结构问题(下文分析)。互联网时代的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现实选择正在“颠覆”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基础。
再次，理性选择理论不能解释非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过程和效用期望。在“人与信息对话”的分析框架内，理性选择理论只能解释互联网时代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难以解释非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这是因为，从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由互联网协同效应引致的人们选择行为互动考察，非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通常表现出一种以最大化为底蕴但却受智慧大脑牵引的趋同化偏好。对于这种趋同化偏好，理性选择理论不曾有过论述，而经济学家运用个体主义方法论对个体选择偏好所做的抽象分析，是不能解释非智慧大脑这种趋同化偏好的。非智慧大脑的认知形成是一种放弃理智思考而以智慧大脑认知为自己认知的过程。理性选择理论对选择者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信息的认知形成的分析，难以解释非智慧大脑这种特殊的认知形成过程。另一方面，与趋同化偏好和趋同化认知相对应，非智慧大脑的效用期望，则是一种将效用寄托于智慧大脑的没有自己明确预期的效用期望等待。
智慧大脑的选择效用会展现在互联网平台上，它会产生一种促动非智慧大脑仿效智慧大脑偏好和认知的催化作用。正是这种催化作用使非智慧大脑产生偏好趋同化和认知趋同化。不过，这两种趋同化要有互联网作为基础配置条件，否则，智慧大脑对非智慧大脑的引领作用便无法发挥。从人类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理解，互联网高度体现了“联”的功能，这一功能使无数台独立计算机形成了信息流动和聚合; 加之，物理世界的硬件设施与之相“联”，使任何行业都具有互联网属性，任何信息都来源于大数据。当人类能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来挖掘、处理和匹配数据时，便有可能形成“数据与数据对话”。非智慧大脑趋同化偏好的程度和范围取决于互联网应用扩张，在趋同化偏好促动下，非智慧大脑会放弃理智思考而形成趋同化认知和效用期望等待。显然，针对这些情形，经济学家在“人与信息对话”版本内是难以洞察的。
最后，建构智慧大脑引领非智慧大脑之选择模型的机理。智慧大脑尤其是非智慧大脑选择行为具有极强的抽象性，我们难以运用数理模型对之进行刻画，但可用文字对这些模型的机理构成做出以下几点概括:
第一，互联网协同效应是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选择行为的互动，它内蕴的函数关系可从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的相互融合中探索。
第二，智慧大脑是从大数据多维度的相关性获得正确信息，并通过机器学习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形成认知的，这个过程决定智慧大脑高效用的效用函数的形成过程。
第三，在网络协同效应下，非智慧大脑仿效智慧大脑而形成偏好趋同化和认知趋同化，这两种趋同化导致非智慧大脑形成没有主观展望的效用期望等待。
第四，非智慧大脑的效用函数是智慧大脑效用函数的复合函数，我们可将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等，理解为是非智慧大脑相应变量的解释性变量。
以上所描述的智慧大脑引领非智慧大脑选择的模型建构机理表明，互联网应用扩张背景下的人类选择行为已发生很大变化，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要有效解释非智慧大脑的选择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必须对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导致人类选择变化问题展开新的研究，必须在“人与数据对话”尤其是在“数据与数据对话”背景下思考问题。我们创新理性选择理论，需要关注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两大主体，需要关注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对非智慧大脑的引领作用和过程。
三、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框架的创新设想
互联网应用扩张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是: 互联网向移动互联网转化，商业互联网向服务互联网转化，产品互联网向工业互联网转化，城市互联网向农村互联网转化，并由此导致互联网、通讯和信息等三大技术融合的物联网。换言之，商品和服务的互联网 + 模式会催生出物联网。诚然，在“人与数据对话”的互联网时代，人类运用移动设备、传感器、社交媒体和定位系统等手段所获取的大数据，还不足以产生供人类选择使用的全部信息，但到了“数据与数据对话”阶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铺天盖地的成功应用，人工智能挖掘数据和预见数据变动的能力将大大增强，大数据提供完全信息的可能性就有可能转变成现实性。
依据本文对互联网应用扩张的理解，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对经济活动具有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时有以下问题值得关注:(1)随着人类挖掘大数据的科技水平和处理能力的提高，行为主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构变化;(2)人类利用云平台和运用云计算搜集和处理大数据，能够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消除信息不完全;(3)随着未来的一切都有可能数字化和智能化，人们会在哪些方面改变投资和消费的选择方式;(4)一旦人类社会像未来学家所说的那样成为数据社会，我们可否对选择偏好、认知、效用等作出一般性理论描述。
首先，基于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数字化和智能化，对人类选择行为的研究，需要切合实际地对行为主体结构作出新的界定。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将个体作为抽象行为主体看待，他们或通过逻辑演绎，或通过实验来分析主体的选择行为，这种分析所导致的偏好函数、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的三位一体的融合，是“人与信息对话”版本的理论反映。在“人与数据对话”尤其是未来有可能出现“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情况下，智慧大脑的投资和消费选择有着工业化时代不具备的“示范或引领大众选择的集约化效应”，我们可以依据这种效应把行为主体划分为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两大类型。
事实上，在互联网时代能够取得高投资效用和高消费效用的选择者，一定是能全面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信息，运用大数据思维和机器学习，从而掌握精准算法的极少数智慧大脑者，而绝大部分非智慧大脑者从自身利益计会效仿智慧大脑的选择行为。诚然，从两大行为主体的行为互动看，这样的效仿可以解释为早已被现代经济学描述的羊群效应，但羊群效应是对特定选择事件的行为互动结果的描述。现代经济学与传统主流经济学一样，并没有放弃行为主体的一元结构，他们对羊群效应或蝴蝶效应或信息重叠等现象的描述，始终是在一元结构框架内展开的。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的二元结构是羊群效应普遍存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它只会出现在“人与数据对话”和 “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中。
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非智慧大脑效仿智慧大脑，那么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就同样适合于对非智慧大脑的解释，没有必要把行为主体划分为智慧大脑和非智慧大脑这样的二元结构。这是一种碰到问题以逻辑演绎和推理来解释现象的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思维。因为，非智慧大脑效仿智慧大脑只是现象，其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有特定的规定，而正是这些规定才彰显出把两大行为主体视为理性选择理论创新的学术价值。其实，互联网时代行为主体结构的变化，是技术面和市场面的双重制度安排变化的结果，它会导致不同行为主体在选择过程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智慧大脑将成为主流)，这便要求经济学家重新审视偏好、认知和效用期望之间的现实和逻辑关联。因此，行为主体结构的区分和界定是我们创新理性选择理论不可忽视的基本环节。
其次，我们构建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可考虑采用信息完备假设。现代经济学质疑和批评传统理论时，延用了传统理论的自利假设，但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学术动作”，那便是将完全信息假设改为不完全信息假设。如果说自利假设反映了经济学家对人类选择之永恒本性的理解，那么，不完全信息假设则可以看成是经济学家对工业化时代“人与信息对话”的逻辑认知。当互联网应用扩张将人类社会从“人与数据对话”推进到“数据与数据对话”时，大数据的极大量、完备性和多维度等特性客观上会给人类决策提供完备信息。其实，即便在原始社会，大数据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那时人们不可能有大数据概念，不具备半点搜集和处理大数据的能力。到了工业化时代，人们搜集和处理大数据的能力空前提高，但由于科技水平限制了人们只能搜集和处理部分历史数据，不能搜集和处理正在发生的现期数据以及尚未发生的未来数据，更不能搜集和处理诸如声音、图片、指纹等非数据化数据，因此，不完全信息假设势在必然。
随着人类进入一切信息的初始状态都以大数据形式呈现的“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所有信息都会被纳入无中介环节的信息流动平台。智慧大脑利用云平台和运用云计算，通过机器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影响决策的信息。因而可有一种极端的推论: 如果新科技发展到顶级水平，智慧大脑是有可能获取完全信息的。当然，这要求人类能够驾驭“数据与数据对话”所覆盖的全部数字化数据和非数字化数据的复杂场景。目前，这个场景已进入初级阶段，随着互联网应用扩张，进入中级阶段可能不需要太长时间，但能不能成功进入挖掘和处理完全信息的顶级阶段却不敢断言。在笔者看来，如果人类决策进入“数据与数据对话”的中级场景阶段，我们创新理性选择理论便可以采用信息完备假设。
“数据与数据对话”场景所型构的一般图景，是人类运用互联网、云平台、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把一切有机体和无机体破译和解构成数字世界。人类破译和解构数字世界的技术条件配置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之上的新科技，新科技挖掘、搜集、整合、分类、加工和处理数据的有可能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将万物的成因、变化和发展等归结为一种“算法”。从互联网应用扩张来考察，人类进入“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后，互联网应用扩张会产生极大量、多维度和完备性的海量数据，云平台和云计算搜集、储存和计算大数据的功能会飞跃，人工智能加工和处理大数据的技术会飞跃，而这一切会给人类获取完备信息提供基础。因此，针对即将到来的“数据与数据对话”版本，我们创新理性选择理论可考虑采用完备信息假设。当然，这个假设是整个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它需要许多复杂的数学模型论证，这里只是作为一个设想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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