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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最近在《理论经济学》上看到两篇文章，关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不是适合于中国，一篇认为不管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有什么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都可以为我所用，具有普世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第二篇则不同，他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建立在西方男性心理特征（个人主义、强烈的征服欲）基础上的。由于女性更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强调合作，而东亚儒家文化更强调和谐合作，强调社会责任和人文合作，因而这两者一般不容易进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行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第一个获该奖奖的女性，传统经济学理论在解决公共资源使用问题时有两种方法：政府化、私有化。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分析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组织自行治理，且他的分析方法是通过案例研究，而非数理公式推导。第一篇：《经济改革与经济学转型》，钟祥财，财经研究，200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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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在思想层面上廓清了市场经济的本原,经济学理论范式的转型就有了明确的指向。对经济学的理论转型来说,基础研究比应用研究更为重要。樊纲指出:“像任何其他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也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的差距。也像其他科学领域中的基础理论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比如经济学中关于‘行为理论’的理论,关于人的消费偏好与物质资源配置之间关系的基本理论,关于物质‘生产函数’的理论,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及互相关系的理论,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关系的理论,关于制度形成与演化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当中,有许多内容属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范畴。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它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所
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基础理论,就不应认真地加以学习和掌握。”pw“长期以来我们就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即应该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和如何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问题。过去普遍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西方经
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我们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比如那些因政策观点分歧而形成的各‘流派’的种种政策主张)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颠倒了的’论点。由西方人在最近一两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对我们最有用、最应该认真学习的,恰恰是那些属于人类共同财富的基础理论,那些‘基本的’内容和方法”。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我国经济学的系统转型是一个回归常识、回归理性的过程。如果把这一过程作为30 年以来思想解放的延续,那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最近所讲的话就有了强烈的现实性,他说:“当时是一个急切需要回归常识、回归理性的时代。拨乱反正,所要反的‘正’,恰恰就是常识。当年连常识都被遗忘的时代,是一个蒙昧主义统治的时代。”“告别那样的时代,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的现时代已经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这个
星球最近一百年来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怎样认识现代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都需要我们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现在我们在大力提倡求真务实;求真务实首先就要从思想理论上求真务实。自己不相信的话就要少说或者不说。”
第二篇 女性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朱富强，经济学家，2008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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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因为经济现象本身就是由人的活动所造成，它必然包含了主体性的作用，而主体性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文化下是不同的；而且，随着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人们已经开始引入了制度、文化等社会性因素，经济学的人文性已日益明显。正是基于这种人文性特征引发了人们对具体社会中人之理性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社会中人之行为的关注，并导致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勃兴；经济学领域的性别差异又进一步引发了社会性的思考，从而引发了对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也即，不同社会文化下的经济学是有差异的，经济学本质上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化、客观化和通用化，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其实，正是由于目前的经济学“理论鲜明地反映了男性中心主义和西方社会的自利观和个人主义信念”因此，尽管当前广大女性以及中国经济学人急急乎追随主流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但却很少有所创建，甚至“三流”的都不多。同样，中国经济学人之所以不入流，除了国内的学术制度和学风存在很大扭曲外，更主要在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并不一致：它体现的是西方人的行为方式，建筑在西方人的心理之上，而非是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事实上，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思维的本土化，要在特定文化和行为机理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范式。尽管林毅夫也承认，“研究本土经济问题本身还远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如“国内经济学界大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本土问题，但是，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的却寥寥无几”；但是，他的理由却仅仅是，这些学者“没有能够用比较规范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在国外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必须遵守一定的写作规范。例如，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论点前必须先整理文献，归纳别人对这一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引用他人的观点必须注明出处，学术杂志对稿件应请专家匿名审稿。这些形式的规范化，是使我国经济学研究成为可积累的科学研究的最起码条件”。其实，中国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国际化的过程：一者，真正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必然会为国际所看重，这本身就已经国际化了，就如德国的历史学派、奥地利的维也纳学派、瑞典的洛桑学派一样；二者，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基于社会现象的观察，具有沟通社会理想和日用人伦的普遍性，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自然主义思维却造成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中国人行为机理探索的深入，必然会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相反，如果经济学理论没有本土化，必然没有根植性，也就没有创新性，当然也就没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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